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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礼乐志》：龟兹伎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觱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齐鼓、檐鼓、贝，皆一，铜拔二。舞者四人。
《唐六典》卷十四太乐令所掌：六曰龟兹伎。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横笛、觱篥，各一，铜钹二。答腰鼓、毛员鼓、都昙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鸡娄鼓、贝，各一。舞四人。
《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四方乐：龟兹乐二人（案二人应作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袴。舞四人，红抹额、绯白袴、双乌皮靴。乐用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箫一、筚篥一、答腊鼓一、腰鼓一、羯鼓一、毛员鼓一（今亡）、鸡娄鼓一、铜钹二、贝一。
（二）天竺乐
《隋书·音乐志》：天竺者，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旧唐书·音乐志》：天竺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白练襦、紫绫袴、绯帔。舞二人，辫发、朝霞袈裟、行缠、碧麻鞋。袈裟，今僧衣是也。乐用铜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筚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铜拔、贝。毛员鼓、都昙鼓今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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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节：附表（3）
《新唐书·礼乐志》：天竺伎有铜鼓、羯鼓、都昙鼓、毛员鼓、觱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五弦、贝，皆一，铜钹二。舞者二人。
《唐六典》卷十四太乐令所掌：四曰天竺伎。凤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铜鼓、都昙鼓、毛员鼓、各一，铜钹二，贝一。舞二人。
《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四方乐：天竺乐乐工皂丝布幞头巾、白练襦。紫绫袴、绯帔。舞二人，辫发，朝霞袈裟，若今之僧衣也。行缠、碧麻鞋。乐用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筚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铜钹、贝。其都昙鼓今亡。
试较上述隋唐龟兹、天竺二部乐，虽隋时龟兹部舞曲之《小天》一曲，未能必其即为天竺部舞曲之《天曲》；又唐时龟兹、天竺二部乐乐工服饰头巾同。而龟兹部抹额皮靴，不脱胡人之气，天竺部则绯帔麻鞋，已是炎徼之风。气候各别，服饰遂殊，比而观之，似难强合。然更一较二部乐器，大都相同，则不能不生同原传授之想。故愚就隋唐龟兹、天竺二部乐器比较推论，敢谓九部乐之龟兹乐，实以印度为星宿海也。考之慧皎《鸠摩罗什传》，龟兹与天竺交往之盛，可以想见。梵僧既时有将《华严》梵本至龟兹者，①而木叉毱多游学印度，且历二十余载。②文化交流，则龟兹乐之出于天竺乐，其说固不得诋为无稽矣。今更以表明二部乐器之同异如次：
附表三
龟兹、天竺二部乐器同异，征之上表，可以了然。至于龟兹一部，各书所纪，间有异同，是则由于后来变易，故至隋乃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三部之别云。③
三 苏祗婆琵琶七调与佛曲
唐之燕乐，辽之大乐，其导源为苏祗婆琵琶七调。然如后来燕乐宫调及《辽·志》四旦二十八调，其所标举，仍存苏祗婆七调旧名者，仅般赡一调而已。①惟近来发见之敦煌石室遗籍中，涵无数佛曲。佛曲中有娑阤力及般赡二调焉。②案《隋书·音乐志》西凉部有《于寘佛曲》。考之萧梁武帝为正乐十篇以述佛法，又有法乐梵呗之属，当亦佛曲之流亚也。惜其辞俱不传。至唐南卓著《羯鼓录》，于录存诸宫曲名而外，复有诸佛曲调及食曲之名。其诸佛曲凡十调，即：
《九仙道曲》、《卢舍那仙曲》、《御制三元道曲》、《四天王》、《半么那》、《失波罗辞见柞》、《草堂富罗》二曲、《于门烧香宝头伽》、《菩萨阿罗地舞曲》、《阿陀弥案当为阿弥陀大师曲》。
食曲凡三十三调，即：
《云居曲》、《九巴鹿》、《阿弥罗众僧曲》、《无量寿》、《真安曲》、《云星曲》、《罗利儿》、《芥老鸡》、《散花》、《大燃灯》、《多罗头尼摩诃钵》、《婆娑阿弥陀》、《悉驮低》、《大统》、《蔓度大利香积》、《佛帝利》、《龟兹大武》、《僧个支婆罗树》、《观世音》、《居么尼》、《真陀利》、《大与》、《永宁贤者》、《恒河沙》、《江盘无始》、《具作》、《悉家牟尼》、《大乘》、《毗沙门》、《渴农之文德》、《菩萨缑利陀》、《圣主与》、《地婆拔罗伽》。
按之食曲调名，多述佛法，当亦诸佛曲调之类。而诸佛曲调中之《九仙道曲》及《御制三元道曲》，当属于唐创之道调，余则所属诸调，俱无可征。今考之敦煌发见之佛曲，标举诸调，名俱可考。凡有婆陀调、乞食调、越调、双调、商调、征调、羽调、般涉调、移风调九调。
婆陀调曲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藏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无威感德佛曲》、《龟兹佛曲》。
乞食调曲有：《释迦牟尼佛曲》、《宝花步佛曲》、《观法会佛曲》、《帝释幢佛曲》、《妙花佛曲》、《无光意佛曲》、《阿弥陀佛曲》、《烧香佛曲》、《十地佛曲》。
越调曲有：《大妙至极曲》、《解曲》。
双调曲有：《摩尼佛曲》。
商调曲有：《苏密七俱陀佛曲》、《日光腾佛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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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节：附表（4）
征调曲有：《邪勒佛曲》。
羽调曲有：《观音佛曲》、《永宁佛曲》、《文德佛曲》、《婆罗树佛曲》。
般涉调曲有：《迁星佛曲》。
移风调曲有：《提梵》。
按《辽史·乐志》于《隋书·音乐志》娑阤力调作婆阤力调，盖〃娑〃〃婆〃二字形近故误。而依翻译旧例，尾音每可省而不译。①故敦煌发见佛曲中之婆陀调即属《辽史·乐志》之婆阤力调。征之《唐会要》亦有沙阤之名，则知娑阤力、沙阤、婆陀、婆阤力，固为一辞之讹变矣。又般涉调即般赡调。婆陀调属宫声，乞食调乞当为大之讹、越调、双调、商调此商调当即林钟商调也。属商声，般涉调属羽声，惟移风调不知所属。然循按诸调，宫、商、征、羽四声俱备，则移风调其为角声之类也欤？而所谓九调，多与燕乐诸宫调合。又婆陀、般涉二调，显然即为苏祗婆琵琶七调中之娑阤力、般赡二调。不仅此也，《羯鼓录》中诸佛曲有《菩萨阿罗地舞曲》一名，而舞曲固为九部乐中之物。又敦煌发见之佛曲中移风调曲有《提梵》一曲，提梵即提婆之异译。提婆义谓天也。故《提梵》一曲，疑即隋时天竺部舞曲中之《天曲》。则佛曲亦当出于九部乐，而为天竺部之别支矣。由此反证，可见不惟龟兹文化承袭印度，九部乐之龟兹乐与天竺乐同其渊源，即苏祗婆之琵琶七调，亦与佛曲及天竺乐通其消息。故愚意以为就佛曲证之，苏祗婆琵琶七调之当来自印度，盖理有可通者也。
愚于佛曲亦欲稍赘数语。近来有主张文学进化论之某学者论佛曲有云：〃由古典的初唐进而为解放的盛唐，由盛唐进而为白话诗的中唐。到了晚唐，佛曲产生，简直进成弹词体的俗文。〃试一考核，未见其然。今用二证，以明愚说。
（一）本篇敦煌佛曲名录，系据徐君之文，不知有无遗漏。今即据此考之。九调凡备宫、商、征、羽四声，而移风调之是否属于角声，尚难断定。然角声之废，在于宋时。①故移风调疑属角声，佛曲当备宫商角征羽五调。今考燕乐四声二十八调之起，为时已后。乐府杂录谓：
太宗朝三百般乐器内挑丝竹为胡部，用宫、商、角、羽，并分平、上、去、入四声，其征音有其声无其调。以上平声调为征声。
故《新唐书·礼乐志》于俗乐只具宫、商、角、羽四调。自是而后，遂成定则。然《隋·志》明云五旦，而《羯鼓录》亦谓其余征羽调曲，皆与胡部同。则元宗之时，诸宫曲调尚存五声。故论燕乐宫调演嬗，始为五旦，旦作七调，唐太宗以后，始渐更为四声二十八调耳。今敦煌佛曲征声具在，盖犹存隋代之风，并合南氏所录，似为初唐之遗。
（二）南卓《羯鼓录》所录诸佛曲调及食曲，其名与敦煌发见之佛曲多有同者。（如婆陀调之龟兹佛曲当即食曲中之龟兹大武。乞食调之释迦牟尼佛曲，当即食曲中之悉家牟尼。阿弥陀佛佛曲当即诸佛曲调中之阿弥陀大师曲，及食曲中之婆娑阿弥陀二曲。而羽调中之永宁佛曲、文德佛曲、婆罗树佛曲，当即食曲中之永宁贤者、渴农之文德及僧个支婆罗树诸曲也。《羯鼓录》诸曲句读，似多误者，惜无善本，以为校勘。今谨发疑以俟通人。）南氏之书成于唐大中二年及四年，叙述羯鼓源流形状及元宗以后诸故事。故佛曲之生，即不远溯乎魏周西凉之乐，亦当征存于南氏《羯鼓》一录，谓为产于晚唐，愚所未审也。
四 苏祗婆琵琶七调与印度北宗音乐
征之上来所述苏祗婆琵琶七调渊源之背景，则其出于印度，理实所许。然愚之所以主七调与印度北宗相似，或竟出于北宗者，尚别有说。今于申论之前，先标二端，希读者注意及之。（一）龟兹受佛教文化之影响，而佛教在其本土只盛于北天竺一带，故鸠摩罗什留学天竺，渡辛头河，历罽宾国，旁及月氏沙勒诸地。卑摩罗义以罽宾律师先在龟兹，弘阐律藏。①是知龟兹与印变交通，多在北方。此所以愚谓苏祗婆琵琶七调与印度北宗音乐有关，而置南宗于不论也。（二）印度北宗音乐即印度斯坦尼派。印度斯坦尼文与梵文同源，又其发音亦无大殊，音乐调名术语，印度斯坦尼文与梵文尤为相近。故以后举例，偶采梵文，此读者所当知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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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节：附表（5）
按法显《佛国记》有云：
自鄯善西行，所经诸国，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
法显行程自鄯善入北道过夷即今焉耆，然后西南行以达于阗。当时龟兹位于夷之西，则其国出家人当亦习天竺书天竺语矣。征之玄奘法师所记，屈支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之语，更可见不仅龟兹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即其国文字，亦与天竺语同系。故考苏祗婆琵琶七调之原，即令前述三端皆不足信，而从七调名及旦之本身上考之，亦可见也。今以所考知之，般赡、娑阤力二调及旦与北宗诸音名比合，次叙如下：③
（1）般赡调 苏祗婆琵琶七调中之最足引起注意者是为般赡一调。《隋书·音乐志》谓〃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是般赡一辞，有第五声之义，此显为印度斯坦尼派七调中之Pa？觡chama（一作Pa？觡cama）一调，梵文作Pa？觡chamah，译云等五，又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