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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四 论敦煌发见之俗文变文与唐代佛曲之关系（2）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受有外来的影响。敦煌发见的遗物还有印本书籍，其中最古的一本要算不列颠博物院藏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王玠刊《金刚经》。其余都是唐末以至五代的印本，为数也不过二十几本。将近两万卷的卷子中写本居多，而印本却寥寥可数，可见九世纪以降以至五代，敦煌刊书之风犹未甚盛。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其他各处刊书的事，却已司空见惯，长江、黄河两流域间都已有印本流行，大部头书如《玉篇》等至三十卷，《刘弘传》一印至数千本；而四川刊本，尤其出名。①唐末天下大乱，而瓜沙两州独能晏然不见兵革，所以各处的人来归于敦煌者不少，外间的文化也随之以至。敦煌在昔本来绾毂东西交通，至此又益以各处人士的流寓，文化益呈错综之态；俗文学之受别处影响，自可不言而喻了。
附记 我这篇文章作好之后，曾送给西谛先生一看，承他给我提了许多的意见。其中一条是论佛曲的，西谛先生大意以为：佛曲似为当时流传的胡曲之一种，或用为舞曲，或用为歌曲，与《霓裳羽衣曲》之类并无大别。其所以名为佛曲者，或系其原来为颂佛之曲，或系来自佛国，故有此名云云。《隋书·音乐志》说西凉部舞曲有《于寘佛曲》，西谛先生说佛曲或用为舞曲，说亦可通。不过我们除了《于寘佛曲》之为舞曲而外，其他诸调佛曲，都没有以之为舞曲的。所以我们可说佛曲中如《于寘佛曲》之类有为舞曲的，至于是否都为舞曲，却不得而知。佛曲之为歌曲，自然是对的，因为既有宫调，当然有谱有辞。又说佛曲或者因来自佛国，故名佛曲，这也是一种解释，不过唐以前乐曲来自佛国的很多，如天竺部歌曲之《沙石疆》，舞曲之《天曲》，不名为佛曲，似乎佛曲并不见得是因来自佛国而后有此名的。总之佛曲的材料太缺乏了，我们还待有别的新材料发见，才可以说较为确定的话。现在只能勉强说是这样这样，到底是否即是这样却不敢说了。所以西谛先生的意见同我上面所下的定义，都是可以并存不废的。承西谛先生的好意，供给许多意见，并以多种难得的材料相假，敬此致谢。一八、四、二十夜于上海。
（见《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号页一五七九……一五八八，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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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节：一 叙言
9唐代俗讲考
本文初稿曾刊《燕京学报》第十六期。其后获见英法所藏若干新材料，用将旧稿整理重写一过。一九四○年五月向达谨记于昆明。
一 叙言
光绪季叶，匈牙利人斯坦因（M。A。Stein）供职印度教育部，于吾国甘新一带，首先发见敦煌石室藏书，捆载而归。法国伯希和（P。Pelliot）闻风继往，亦劫去一部分。于是清学部始收拾残余，运归北平。斯坦因所掠古写本以及刊本约七千卷，今藏英京不列颠博物院（British Museum）①。伯希和所掠约二千余卷，今藏法京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①。我国所得残余约九千余卷，②今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称为唐人写经者是也。至于私家收藏，以目录绝鲜传布，确数不得而知，约计当亦近千卷。敦煌石室藏书总数，宜在二万卷左右，绘画之类，尚不在内也。
石室藏书率为写本，刊本约居百分之一二。写本之时代，自公元后第五世纪至十世纪，绵历凡六百年。形式多属卷子，间见蝶装小册。
咸、同间莫友芝获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叶，一时说者便诧为惊人秘笈。③今敦煌石室藏书近二万卷，多属晋唐旧写，莫氏所获，视此真微末不足道矣。石室书以佛经为多，其余四部诸籍亦复不少。四十年来以此二万卷新材料之发见，经史之考证，宗教史之研究，俱因而突焕异彩。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④至其大概，则东西诸老宿之书具在，学者可以覆按，非区区此篇所能尽也。
顾在石室藏书中，尚有一种通俗文学作品，论体裁则韵散间出，其名称则变文、词文、押座文、缘起，不一而足；其内容则敷衍佛经，搬演史传。慧皎所谓〃凡此变态，与事而兴〃似正为此种作品而言。唯以作者之志在于化俗，是以文辞鄙俚意旨浅显。敦煌学者之于此种作品，非意存鄙弃，即不免误解；研究通俗文学者又多逞臆之辞，两者俱未为得也。旧为《敦煌丛抄叙录》及《唐代俗讲考》，⑤于此一问题，曾稍参末议。年来所见略多，颇有足以证成前说，勘正旧失者。因重写一过，藉以就正有道；至于论定，仍以俟诸博雅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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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节：二 唐代寺院中之俗讲
二 唐代寺院中之俗讲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唱导》第十论曰：
昔草创高僧，本以八科成传。却寻经导二伎，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条，足成十数。
经者转读赞呗，符靡宫商，导者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盖俱以化俗为务也。转经唱导之制，逮于唐宋犹未尽衰，其间大师，具见道宣赞宁所续《高僧传》中，顾敦煌所出通俗文学作品，有《禅门十二时》、《太子十二时》、《太子五更转》、《太子入山修道赞》、《两宗赞》、《辞娘赞》等，类似今日之小曲者甚夥。而为张议潮使唐之沙门悟真且有《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共十七首。①《乐府诗集》卷三十三伏知道《从军五更转》序引《乐苑》云：
《五更转》商调曲。按伏知道已有《从军辞》，则《五更转》盖陈已前曲也。
按《五更转》隶于《相和歌》，为清商旧曲，自能被诸弦管。则唐世僧人于转经唱导之外，并能度曲矣。然其时寺院中且流行一种〃俗讲〃，社会上亦复乐闻其说，成为风尚，而《高僧传》既未著录，后来论究李唐一代史实者，亦多未措意及此。唐人书中时有纪及俗讲之文，兹因加以钩稽，著其梗概如次。
俗讲之兴，始于何时，不得而知，唐书中纪及俗讲二字，而时次较先者，似为段成式之《酉阳杂俎》，《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述及长安平康坊菩提寺有云：
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膝。元和末俗讲僧文淑装之，笔迹尽矣。
〃角而转膝〃一语，不得其解，疑有讹误，又文淑乃文溆之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菩提寺画壁有云：
殿西东西北壁并吴画。其东壁有菩萨转目视人。法师文溆亡何令工人布色损矣。
作文溆，不作文淑，与后引圆仁诸人书合可证。至于〃转膝〃，明刊本《杂俎》如此，《学津讨原》本及《说郛》（商务本）卷三十六引段柯古《寺塔记》，俱作〃角而转睐〃，则〃膝〃字乃是〃睐〃字之误。〃角〃字，吴君晓铃谓疑与〃日角龙颜〃之〃角〃同义，唯如此用法，却甚罕见，则仍不无可疑也。元和末有以俗讲著称之僧人，则其兴不始于元和可知。会昌初日本僧圆仁入唐，长安小住，亦曾数闻俗讲。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屡纪此事云：①
开成六年正月九日五更时拜南郡了，早朝归城，幸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及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赀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花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花》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从太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九月一日敕两街诸寺开俗讲。
会昌二年正月一日……诸寺开俗讲。
五月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座。
〃从太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一语如兼指俗讲而言，则其间中断，将近七载。至于何以废讲，以书阙有间，不易推知。今按《太平广记》卷二百四文宗条引《卢氏杂说》云：
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溆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辈，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文溆子》。
则会昌时俗讲第一之文溆法师，于文宗时曾因罪流废也。赵璘《因话录》卷四角部亦及文溆事，其辞云：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効其声调以为歌曲。其甿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
就上所引二则观之，俗讲之自太和九年以来废讲，与文溆之获罪流徙，或不无若干关系也。
至于《文溆子》一曲之起源，据上引《卢氏杂说》，谓为文宗所制，而段安节《乐府杂录》《文溆子》条云：
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乃撰此曲。
又以为系乐工黄米饭依文溆吟经声调，撰成此曲。两说未知孰是。唯《乐府杂录》以及《卢氏杂说》所纪之文溆法师，与《因话录》之文淑僧事迹大致相同，则文溆当即文淑之讹误；《酉阳杂俎》《因话录》之文淑，与《卢氏杂说》《乐府杂录》之文溆盖是一人，而假托经论云云，疑亦指俗讲而言也。
钱易《南部新书》戊云：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
此处所举慈恩、青龙、荐福、永寿、保唐、安国、咸宜七寺，全在长安城东，即所谓左街也。保唐寺原名菩提寺，在平康坊，会昌六年，始改名保唐，①故钱氏所述，当属大中以后事。关于尼讲一辞，赞宁《僧史略》卷上尼讲条云：
东晋废帝太和三年戊辰岁，洛阳东寺尼道馨，俗姓羊，为沙弥时，诵通《法华》《维摩》二部。受大戒后，研穷理味，一方道学所共师宗，尼之讲说，道馨为始也。
是所谓尼讲者，指比丘尼之讲经而言。然菩提寺于会昌末易名保唐，为僧寺而非尼寺，故《南部新书》所云〃尼讲盛于保唐〃一语颇难索解。就文溆曾住锡菩提寺一事而言，所谓〃尼讲〃云云，或者系〃俗讲〃一辞之讹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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