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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南传佛教的僧人服饰，基本与印度早期佛教服饰接近。僧人一般都是身着橘黄色的僧衣，也就是所谓的三衣。由于天气炎热，他们袒露右肩，赤足行走不穿鞋。最初来华的僧人，就是穿着这样的僧衣。然而，在儒家的眼中，这种服饰简直不成体统，被戏称为“披赤布”。因为在儒家看来，“服为三德始”，衣冠整洁，才合礼俗，袒肩赤足实在难以容忍。实际上，这种否定意见的产生，除了礼制风俗的不同，也有自然环境的差异。
在中国，佛教徒直接穿着印度的服饰，肯定是不合时宜的，气候的寒冷就是一大障碍，所以改变是必然的。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赵朴初先生谈到，后来的中国人逐渐将当时人们的俗服加以改造，成为中国佛教僧人特有的服饰，但形式上仍然继承了印度僧服的简朴传统。有意思的是，中国僧人的服饰虽然统一，但色彩却有所不同。明代时曾规定，禅宗僧人着褐色僧衣，他们被称作禅师；讲经的僧人着蓝色僧衣，被称作法师；律宗僧人着黑色僧衣，被称作律师，后来到了清代改为黄色。这与印度佛教是完全不同的。
再有，印度佛教中，有过午不食或称日中一食的戒律，僧人一天只在午前吃一顿饭，其他时间吃东西叫做“非时食”，是非法的。这项规定从释迦牟尼到普通比丘，人人都严格遵守，不得违犯。但是这项戒律到了中国就慢慢改变了，因为中国僧人与印度僧人不同。印度僧人并不从事耕种等体力劳动，劳作会被视为违犯戒律。在印度，僧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托钵乞食，通过其他方式谋生都是非法的。佛教到了中国，情况则大不相同。由于寺院拥有土地，僧人必须参加劳动。后来还有佛教界高僧号召僧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①，形成中国佛教特有的“丛林制度”。这标志着流传于印度的“托钵乞食”在中国佛教界的彻底结束。由于参加体力劳动，日中一食的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僧人们的身体需求。所以中国的大部分僧人，与大众一样每日三餐，一顿不少。
历史上所有文化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都是双向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更是如此。我们在儒、释、道三家造像中，常常见到双膝盘坐的坐姿（佛教称为结跏趺坐）。其实老子与孔子时期，并没有这种坐姿，它是后来随佛教传入的。这种坐姿，刚刚传入时，曾遭到中国人的抵制。
据《南史·顾欢传》记载，当时有一位著名的道士顾欢，就将佛教的“结跏趺坐”讥讽为“狐蹲狗踞”。这种形容，明显带有歧视甚至是辱骂的色彩。顾欢曾作有一篇《夷夏论》，对佛教与道教进行对比，他的解释有点奇特，首先他认可佛教与道教同源，所谓“道则佛也，佛则道也”。显然，他应该归属道家“老子化胡”一派。他认为老子到天竺降生为佛，所以佛教大兴于印度。既然老子可以转生为佛，那么佛同样能够化身为儒家、道家及佛教僧人。故而，在印度有以“夷语”教化的佛教；在中国则有以“华语”教化的道教。佛教是教化夷狄“粗人”的，所以文字繁复；道教是教化中土“精人”的，故文字简练通达，由此推断佛、道虽然同源，但道教显然优于佛教，因为它更适合中国的“精人”。就此他下了一个结论，“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为“悖理犯顺”。也就是说，佛、道虽是同源，但华夏“精人”显然应该学习道家学说，而不应效法“西戎”之教。他的这些论点自然很快就遭到有力地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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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样子很古怪（2）
此前中国确实没有这种盘坐的坐姿。中国人传统的“坐”，实际上是“跪”。也就是双腿并拢，双膝跪于席或榻上，臀部坐于双脚的后跟之上。这种坐姿得到了儒家礼制的规范，特别是在正式的场合，它成为中国人唯一高雅的坐姿。奇怪的是到了宋代，这种礼仪却几乎被“狐蹲狗踞”的盘坐所替代。其实无论从坐的舒适度，还是从有益生理健康的角度看，胡人的盘坐都远比中国人的跪坐好得多。中国人虽重视礼仪，但并不等同于“自虐狂”，所以接受这种较为舒适的坐姿，似乎没有遇到任何道德与礼制方面的障碍。到了宋代，中国人甚至已不太记得跪坐的祖宗之礼了。后来不管儒家、道家都不顾祖制地统统盘坐，宫廷、民间也莫不如此。更有意思的是，被中国人认为已经过时的跪坐方式，却被来华的日本人像拣古董一样，承袭并带回日本，成为日本人沿用至今的传统礼仪。
有一个重要问题，是需要首先说明的，那就是汉代的儒家与道家及其思想，与先秦时期已经完全不同。此时，以公孙弘和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学者，已经将孔、孟的原始儒学，发展成为杂糅了先秦诸子思想和古代各类传统方术的庞大思想体系。他们善于以“卜筮”的方法追求对“天意”的预知，同时阴阳五行学说也被他们融合到儒学中来，后来的谶纬之术，就是董仲舒的发明。因此，一套繁琐而教条的礼仪制度被彻底法律化，并被有效地实施。
道家的学说，同样在这个时代被彻底异化。很显然，先秦时期的原始道家思想，非常朴实而单纯，此时《老子》、《庄子》这两部被公认最早的道学著作所阐释的思想内容，也在经历了秦、汉两个朝代后，变得面目全非。所谓面目全非，并非指这两部经典本身，而是围绕它们所进行的解释及诸多的附会之词。此时虽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道教，但道学的发展已经开始离经叛道，以致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原始的鬼神崇拜、神仙传说和各类“方术”及黄老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被一些学者揉在一起，逐渐形成一套非常奇特的学说。而被他们标榜的两部道学原典《老子》、《庄子》中的内容，在这一新兴学说中，已经严重缩水，最后终于成为这套新学说不可或缺的美丽装饰，完全变成鬼神祭祀和神仙方术的附庸，最终成为稍后出现的道教赖以生存的重要思想基础。
其实，先秦的道家著作《老子》中，虽然含有诸多神秘主义的思想，但并没有神仙满天飞的描述。甚至，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任何神仙的影子。在《庄子》和随后的《列子》中，才开始渐渐谈到神仙与仙境。
如《庄子·天下篇》中：“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这段文字，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一位在世间生活了10个世纪的千岁老人，对这个眼前的世界，感到了厌烦，想要“移民”到天界（帝乡），去享受永远不死的神仙生活（身常无殃）。这明显地含有世间长寿与出世成仙的思想。再如，《庄子·在宥篇》记载广成子对黄帝说：“我修身两千百岁矣，吾形未尝衰。”按照《庄子》所述，广成子应该是仙道之术的鼻祖。这一记载，很明确地暗示了修身可以得到长寿。
《列子》更在此基础上，谈到具体的神仙境界。《列子·汤问篇》载：“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神仙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我们看到，这些仙境广阔无边，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没有翅膀，但飞来飞去，没有任何问题。这些完全可以被看做是后来神怪小说中，孙悟空及众神仙们腾空飞天的原始版本。这些神话，显示了中国人特有的抽象思维能力。相比之下，西方那些会飞的神、天使，往往会被艺术家们人为地创造出两只生硬而带羽毛的翅膀。我们的祖先，显然不愿意那么麻烦，双脚一蹬，衣带飘飘，腾云驾雾，岂不潇洒简单？这才叫真正的神仙境界。
你的样子很古怪（3）
此后，这套学说开始越来越多地服务于以鬼神崇拜为目的的祭祀与方术中。此时修身成仙、炼丹服药、服气辟谷等道术，也在慢慢发育，逐渐趋于成熟，并被最高统治者尊奉。
因此，佛教传入后，在这一大环境下，不得不选择一种适合生存的方式，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结果。原本排斥神仙之道、祭祀之术的印度佛教，不得不与这些土生土长的神仙道法进行妥协甚至苟合，甚至不得不依附于这些已经非常成熟并且深具传统的道术。结果使得佛教很快在这个输入国，被人们误解为是另一种道术，使得它与道家的界限逐渐模糊。所以，先天不足，必然导致后天畸形。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儒、道与佛教经历了一番相互争论后，发现你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他们当中的一些聪明人，就开始搅浑水，来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两种背景完全不同的文化，就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地上，被搞得既授受不清，又难分你我。既然分不清楚，就只能“考证”一番，谁是源头、谁是支脉？这个时期以佛教为主体的三教同源说，显然占了上风。如同佛教进入西域后，很快被西域化一样，已经西域化的佛教，进入中国，也会迅速地被中国化，否则它面临的将是被彻底排斥的危险结局。如果说，最初的夷、夏之辩，是一种“文化冲突”的话，那么佛教的自我改变与调整，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文化妥协”。
到了硕学皇帝梁武帝时期，主动将三家学说进行融会贯通的过程，就可以称得上是“文化融合”了。这种融合，渐渐地不再有国界之分，不再分彼此。来自两个截然不同国度、发源于不同土壤的文化，竟然被理解为具有传承关系而同出一脉的东西。这既让人啼笑皆非，又令人感到欣慰。啼笑皆非，是因为这种文化的融合，已经使得他们各自的学说，变得与原始学说相去甚远，反而越发接近对方的学说，使得个性减弱；令人欣慰的则是，两种文化通过相互地吸收、融汇甚至是附会，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他们之间的相互对抗与恶性竞争也越来越少，共性随之加强，代之而来的，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携起手来，共同谋求未来的发展。
梁武帝的旗帜高高飘扬（1）
面对这种中外融合、略显古怪的文化，梁武帝似乎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诧。虽然，此前他已经完全认同甚至大力推行了“三教同源”的学说，但依据的多是前人的观点。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自然要有一套个人的见解。他以自己对于“三教”的研究，作出了总结。《广弘明集》卷三十记录了梁武帝的一首充满感慨的《述三教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于儒、释、道三教的真实看法。我们不妨来欣赏一下：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
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
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
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
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
密行遗阴德，显证在长龄。
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
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
不毁惟平等，至理归无生。
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
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大椿径亿尺，小草裁云萌。
大云降大雨，随分各受荣。
心相起异解，报应有殊形。
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
从这首诗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