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感觉到，如此折磨我们的未知状态即将过去。 又过了一个月——还是去卢基扬诺夫监狱，在转交东西的窗口前排队，等待那个决定性的消息…… 现在很少有人给我们打电话。有时，一连几周电话都不响。不过，四月中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一个陌生的声音问道，我是谁。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请转告母亲，”话筒中的声音说，“明天十一点让她必须到罗莎·卢森堡大街政治总局的总部来。明白了？” “明白了。”我回答说，当时便非常紧张。 晚上回家知道了电话的事情之后，母亲忙活起来了。把面包切成小片，然后放进烤箱烘干。然后开始收拾棉衣物：毛衣，几双毛袜，手编的厚围巾，毡靴，皮帽等。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言不发，注意力集中。我着急了：“你这是干吗？也许，他们会把爸爸放出来？”“别这么说，”她严厉地打断了我，“最好预备有更坏的事情，要不然我会受不了的……” 早晨我们很早就起床了，急不可耐地等着，时钟走到了十点半。装着东西，面包干和其他食品的小箱子早就收拾好了。妈妈拿起箱子，我们便出发前往政治总局的大楼。进到了楼里。像上次一样，我们被送到二楼的小房间里。跟上次一样，父亲也是由侦查员福克斯送出来的。我跟母亲站着不知所措。父亲微微笑着，没有说话。最终福克斯对妈妈说： “您用不着拿箱子来。得把它拿回去……” 我的心往下一沉。难道不许父亲带着保暖衣物去流放？或者有更可怕的事情——将他弄到那个什么东西也用不着的地方去…… 这时，福克斯停了停，继续说道： “我们就对米哈伊尔·巴甫罗维奇提出的指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受到了诽谤。他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们向他道歉，并祝贺他回家，以及恢复原职。这是个误会。就当作什么也没有过吧。你也一样。”福克斯对我说，“你得知道，你的父亲没有被收审，并且没有被捕过。我重复一遍，他只是被请到这儿来，弄清楚出现的误会……” 我惊呆了。妈妈也不能相信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也就是说，父亲自由了！而且不仅自由了，似乎他没有过任何事情！母亲抱住父亲，不住地亲吻。然后，她走近福克斯，弯了弯身子，在他的面颊上吻了一下。我身子一蹿，勾住父亲的脖子。心脏快要跳出来了：如此巨大的幸福，来得如此突然。而我们还在准备最坏的情况……
父亲获释（3）
父亲冷冰冰地跟福克斯道了别。这使我感到难为情。因为这个福克斯一直同情地对我们微笑着。我觉得，他也很高兴，我们最艰难的考验过去了。不管怎么样，侦查员也是个人。我愿意原谅他，甚至他有时对父亲不好的话…… 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取得“供认”，他们殴打父亲，一连数天让他站在狭窄的单人禁闭室里，不让他睡觉，把他跟刑事犯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采用了许多其他更加精巧的方式进行拷打。但是，父亲的意志坚不可摧，他有一副运动员的身板。这些东西帮助他熬住了所有的侮弄。他多次昏迷过去，但没有在侦查员塞给他的任何一个纸片上签字。 父亲非常不情愿地，也从来没有一次讲完自己在狱中遭受过的事情。父亲要我跟妈妈发誓，任何时候不给任何人说起这些事情。关键并不在于，他们要他留下了“不对外传播”的字据。父亲明白，知道他的秘密会使我们受到威胁。 他讲述的事情震撼了我，这些事情令人非常难以置信。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找到了安慰和解释，即只有那些最不正常和凶残的侦查员们才能做得出这些事情。 父亲被放了出来，甚至没有任何恶化他此后生活的后果，这几乎是个奇迹。当时，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况对我产生了某种影响。这件事情使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那要么不会碰他，要么甚至逮捕之后，最终一定会放出来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多年之后，毫无顾忌地进出斯大林的办公室，坐在他身旁，同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危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贸易谈判（1）
1940年9－10月间，苏联德国两国政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贸易谈判，德国的贸易谈判代表遇到困难便会直接找斯大林，并且往往能够达到目的。 在米高扬的秘书处，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现在的条件下，想要任命一个年纪轻轻、仅仅在德国克虏伯工厂工作过几个月、知识仅限于海军装备的工艺工程师担任外贸人民委员助理这个重要职务，实在是太离谱的事情。因为这里需要商业、苏德经济关系史方面的广博知识，需要熟悉数不清的先例，各种法律条文，知道现行条约，市场行情和国际贸易的特点等等。1940年8月，当我坐到人民委员秘书处的办公桌旁时，这些东西我一概不知。只是少年人的过度自信才可以解释，我何以轻率地同意了米高扬的建议。但是，为何这个有经验的活动家选择这个年轻人做自己的助手？显然，他急需要哪怕略微有点德国工作经验的翻译。我多少是符合这条要求的。最主要的是，外贸人民委员会跟其他机关一样，受到了斯大林的“清洗”，几乎被“掏空”了。急需一批新的工作人员，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要求也降低了。 公平地说，米高扬还是保全了一些老专家。我记得很清楚，在会议上激烈讨论过某个问题之后，如果意见不一致的话，他会非常尊重地征求坐在远处的两位专家——克林和夫列伊的意见。 “那么现在问一问我们的智者，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然后他会认真听取他们对所讨论问题冗长的陈述，以及对此前所提出意见的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一般来说，两位专家会给出相同的建议。但也有的时候，克林和夫列伊会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这会使米高扬生气。他要求两位专家再次掂量自己的意见，其时会议则转到日程的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两位专家在一边耳语，有时会离开会议室。如果他们回来之后，仍然没有一致意见的话，人民委员会求助于与会者，后者经过简短讨论之后最终赞同某个方案。 这两个专家对我来说活像圣经里的先知或者古代的辩士：夫列伊身材胖大，衣着邋遢；而克林则身材高大，像个运动员，略有谢顶，西服笔挺，打着蝴蝶结。 我立刻就明白了，自己的知识多么贫乏。我不得不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商务信函，商务谈判的备忘录，苏联驻外商务代表的电报，以及党中央和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决定。我还阅读了苏联与德国从魏玛共和国时期以来的协定与条约。而所有这些都应该在日常工作、每天作为翻译参加与德国人谈判的同时仔细加以研究。我的职责范围还包括写出米高扬的谈话纪录，然后这些材料分发给政治局委员们，以及起草给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的电报文稿。 1940年9月份和10月份，与德国进行了紧张的贸易谈判，德国方面除了1939年8月和1940年2月参与准备过贸易协定的特使什努列之外，大使李特也参加谈判。他身材结实，胸部发达，宽肩膀，更像个武士，而不是外交官。所以，他有真正的武士的虚荣，坚毅而耐劳。我有一种印象，米高扬同样具有出色的武士特质，对李特非常高看。德国人要求扩大苏方的供货。他们对比萨拉比亚的油料作物和战略原料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我方定购的设备德方一直在拖延发货。现在已经清楚了，当时希特勒开始对登陆英伦三岛的适宜性发生了怀疑。 九月七日，德国空军对英国许多城市实施了袭击。伦敦的船坞遭到严重破坏。首都的几个区以及其他城市变成了废墟。所有这些鼓舞了元首，于是他决定将登陆延后，希望借助空袭打败英国。德国海军上将列德的报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到英国军舰集中在英吉利海峡，以及天气情况转坏，海军上将对实施入侵可能的不利后果向希特勒提出了警告。结果，元首预定在十四日进行登陆的“最终决定”未能实施。 九月十九日，希特勒下令撤回集中在法国北部准备入侵时使用、且未受英军空袭破坏的登陆设备。十月份，当英国空军重创了戈林的德国空军之后，元首不得不将“海狮”行动推迟到1941年的夏初。在相关指令中说，如果再次提出登陆英国的话，届时将发布新的指令。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入侵计划。 柏林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希特勒重新回到了那个从未离开过脑海的“消灭布尔什维克”的想法。早在六月三十日，在伯格霍夫接见德军将领时，希特勒宣布：英国的全部希望在于俄国和美国。如果对俄国的希望落空，那么对美国的希望也将落空，因为消灭俄国之后日本在东亚的局面将大大改观。只要俄国被打败，英国最后的一线希望便会破灭。德国将在欧洲和巴尔干称霸。结论：在这场冲突中俄国必须被消灭。 根据这些目标，德国总参谋部下令开始在东部地区部署部队，于是八月二十六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向苏联边界投送了一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九月初，以过境到挪威为借口，德军部署到了芬兰。德军开始沿着苏联边境线集中。 一个重要的细节：1940年8月14日，希特勒要求提供“到1941年春天”的苏联供货清单。这是进攻苏联的大致时间。当李特以及什努列坚持要求扩大苏联向德国的供货时，毫无疑问知道元首的这个任务。而德方向苏联供货的延迟，以至最终停止，也与此有关。当时，米高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希特勒的企图，这个我很难下结论。无论如何，作为政治局委员他能够看到苏联驻德国情报机构的报告，据我们现在所知，这个机构的消息十分灵通。不管怎么样，米高扬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我方任何一个微小的让步都要求对方做出回应。有时候，当李特在外贸人民委员会一无所获之后，跟大使舒伦堡一起直接找到斯大林。而斯大林往往会大度地满足德方的愿望。他用这个姿态表明。只有“主子”本人可以决定一切。同时，他也给了希特勒一个信号，即他斯大林是靠得住的。
贸易谈判（2）
在类似情况下，我发现米高扬脸色阴沉，于是，在跟德国人庆贺又一个“协议”的晚宴上，他会多喝几杯。 十月底，李特大使就要离开莫斯科了。虽然他未能全面完成柏林交给的任务，但他仍然有理由感到满足。似乎斯大林也相信了对德国延迟发货的解释，以及在完成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之后，供货不足的部分将大大得到补偿。根据“主子”的承诺，苏联将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将以优待的方式研究德国追加的要求。所以，李特想，他终于玩了一把这个倔强狡猾的亚美尼亚人。不过，他现在有的只是许诺，但是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所以米高扬未必胆敢与“主子”争辩。 在德国代表团临行之前，米高扬在外交人民委员会斯比里多夫卡街的招待大楼举办了告别招待会。李特和什努列两人都是情绪高昂，甚至有些戏谑。 就这样，我来到了早已经想来的这个美丽的别墅。 三十年代末的一个暑假里来到莫斯科之后，我住在了过去的一个同学那儿，他搬到莫斯科之后，在招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