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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愈合的伤口（4）
终于到达半空的飞机上，安德列躺在三个座位上，一直睡到了莫斯科。 在舍列梅杰沃，这里同样也有外国记者，我的儿子谢尔盖和我的朋友们来接机。他们顺利地把我们送到了位于伏龙芝沿岸街的家里。在西方，围绕着我们一家又热了一阵，后来媒体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失事的南韩航空公司007航班上去了。 虽然当时苏联的局势在逐步改善，我还是发现，“以防万一”，我的书从图书馆和书店的架子上被撤了下来。我书稿被出版社退了回来。在一部有关战争年代外交的新的电视纪录片中，那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我的采访，有字幕上我名字被紧急剪掉了。小心的人们在等待，不知道我们会出什么事。 但是，真正的朋友却是忠实的。特别是阿尔巴托夫帮了大忙，他跟我国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关系非常好。 很快，我被任命为《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的主编。我的书稿被出版社要了回去，并且书也出版了。1985年春天，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向人民说明，我们国内的情况一团糟。“改革”开始了。 1986年初，我被派往美国短期出差。这是彻底的平反。 安德列很快中学毕了业，上了航空工业学院。毕业之后，在航天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试验员。但是，生意吸引着他，因此他开了自己的公司。很快，安德列结了婚，1990年春天，他的儿子丹尼尔出生了。有一段时间，安德列与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合作，他到那儿出差去过几次。 1993年初，安德列做了俄美合资公司的副总裁，销售钻井设备。他幻想着能够有大的成就，他曾经跟我说过，现在，当他自立之后，我就可以不必工作了：安静地住在达恰，读历史小说，随意写点东西：他会照顾我跟列拉的。 但是，命运却做了另外的安排。安德列不幸被害。这发生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祥的月份1993年的8月。8月17日，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冒充是朋友、憎恨安德列、妒忌他成功的狂徒射出的子弹撕裂了我们儿子的生命。当时他年仅26岁。安慰我们的，是他的儿子，我们的孙子小丹尼尔，那年他才三岁半。 感谢命运，我的第一次婚姻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阿列克赛。 谢尔盖使我高兴的是，他沿着我的足迹走：我曾经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担任翻译，谢尔盖则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翻译。并且谢尔盖的女儿，我的孙女阿纳斯塔西娅，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个出色的同声翻译。 阿列克赛更喜欢我的第一个专业——工程师。他有一双巧手。他可以做出来任何的东西。他有一个女儿卡嘉和儿子别佳。
父母的墓地（1）
“斯大林专职翻译的父母生活在美国”，这就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 而在当时的美国，有亲戚在苏联也断送了许多美国人的前程。 有多少亲情被意识形态的巨磨碾碎？ 53年过去了，一束白菊和一束红玫瑰让我找到失散了半个世纪的妹妹。难道这是父母在天之灵的庇佑？ 我一直想找到父亲和母亲的下落。但是，我搜寻的全部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别列什科夫一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我却一直觉得他们还活着。我设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应该从我在西方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以及在西方出版并在报刊中得到评论的书认出我来。此外，他们可能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看见我。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我呢？显然，他们认为，在“冷战”和激烈对抗时期相互之间最好不来往，尤其是我在斯大林身边工作。我的父母可能还活着，这一点不仅从贝利亚调查我的企图中得到证实，此外，在1945－1954年间不放我出国，只是根据莫洛托夫的亲自推荐我曾经到维也纳、日内瓦和美国出差，但此后的1954至1955年间苏共中央境外干部处再次关上了我前往西方的路，仅仅偶尔在米高扬的坚持下“铁幕”为我略微开启。 与此同时，时不时有一些微弱的信号传给过来，我将其看作是来自父母的消息。1955年，我本人10年来首次参加鲍利斯·波列沃伊率领的记者作家七人代表团出访美国，他们每个人都获赠许多纪念品：各种书、小册子、明信片、旅行指南等等。我最初没有注意到，在送到我下榻的洛杉矶“大使”饭店房间有关加利福尼亚的画册中，有一小本书是我儿时最喜爱——德国作家卡尔·曼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维耐通》。只是在事后我自问，如果不是亲人，会是什么人寄来这本书呢？而最近我才打听到，我的父母当时每天都到“大使”饭店附近来，混在围着“红色记者”的人群中，并且戴着墨镜，否则我会认出他们来，为的是看一眼他们的儿子与同事一起坐进大型房车。看见我就在身旁却害怕显身，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几年过去后，在《新时代》杂志众多的外国读者来信中，有一封信来自瑞士的诺尔女士。她请我们给她寄一本卡明斯基医生有关理疗方法的书。我立即回想起，20年代卡明斯基曾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正是他采用水疗法为儿时的我治过病。为什么这个瑞士女士会向我提出这样的请求？信封上的地址写着：露伊莎·别列斯，日内瓦疗养院。通过这位女士我应该转交卡明斯基的书。我完成了这个使我万分好奇的请求。 几年之后，又一封来自日内瓦的信，还是同样的回信地址。这一次，这位诺尔女士未提到我的名字，却在信中罗列了我童年的时代的许多事情。这些情况只有我的母亲才知道。1966年在德国出差时，我第一次写信给日内瓦，询问诺尔女士何以得知这些细节。我也请她告诉我，是否知道我父母亲的情况。 两年之后的又一封来信更加详细地写了过去岁月的细节，但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不经意地提到，诺尔女士打算1969年夏天呆在瑞士，并且可以按照原先的地址给她回信。 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之际，苏联记协组织了数个赴瑞士参观团，寻访1917年革命之前列宁流亡的地方。我和妻子也参加了其中一个参观团。 1969年初夏抵达瑞士之后，我们马上前往疗养院造访露伊莎·别列斯，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我可以跟她用德语交谈。她说，诺尔女士经常过来拿信件。我们将自己饭店的地址留下，并请求转告诺尔女士我们已经到访，然后便加入参观团去寻访“列宁的足迹”。 第二天早餐之后出得饭店，我们在门口遇见了一位穿着优雅，满头银丝的女士，我当时一下子未能认出自己的母亲：离别的三十年完全改变了她的外貌。见面使人非常激动，我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我们三人找了间咖啡馆坐定之后，才终于能够开口说话。妈妈告诉我，父亲五十年代末去世了，我妹妹在占领期间失踪。妈妈曾经上专门的训练班，所以作过美容师。现在已经退休，虽然不算富裕，但有钱可以到处旅行，这已经成为她的爱好。 当时，我问不出口，为什么她姓诺尔，我想着可能父亲去世之后她改嫁了。我妹妹失踪的情形她也没有细说。当时，我对于她的各种说辞有所怀疑，但感觉到她认为有必要隐瞒什么，因此也没有加以深究。开始写这本书时，决定不提到妹妹，只是认为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免得使她难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迫使人小心翼翼，避免为自己的亲人招祸。对我们而言，海外关系，正如对西方的许多人有亲属在苏联一样，都会带来麻烦。 看见母亲的拘谨之后，我也不再询问，她用哪国护照周游世界。当时觉得，她可能有某种发给迁徙人士的证件。 也许，知道我的工作地点，为了保护我，父母亲改换了姓名。正因为如此，我通过红十字组织的寻找他们的努力始终没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们周围有许多人，同样流落到西方，认识我父亲，并且会向贝利亚的谍报人员揭发他们的“小计谋”，并且显然是这样的。我想，克格勃早就掌握了我所不知道的一切。 在我此后几次出国期间，我与母亲数次会面。后来，直到八十年代初又没有她的任何音讯。 有一天早晨，来到编辑部之后，我在自己办公室的桌上发现了一封写给我的信。女秘书告诉我，信是在我到之前一位先生送来的，但没有说自己的名字。打开信封，我掏出了母亲工整的笔迹写满的几张纸。心中充满了激动和不祥的预感，我请秘书不要打扰我，关起门来开始读信： “……当这封信到达你那里时，我将已经不在人世。因此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此前不敢说的情况。是你中学时代的好朋友米海里帮助我们到西方的。他当时是德国海军军官。他在短期休假期间前来找你。我们告诉他你失踪了。父亲病得很厉害，走路十分困难。我们面临饥荒。米海里看见你父亲的情形——他被经常发作的心脏病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折磨得不成样子——便自告奋勇帮我们搬到巴伐利亚佐霍夫市他母亲家去住。过后不久，战列舰‘第尔彼茨’号被英国空军击沉，他也牺牲了。后来不久，我们顺利地来到了美国。刚开始我们的日子很苦，但慢慢便安顿下来了，取得了美国国籍，在加利福尼亚买了一栋小房子，并一直住在那里……” 原来，这就是我母亲精心掩饰的事情。即他们成了美国人。现在的人也许会问，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斯大林前任翻译的父母生活在美国，那又如何？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本人宣称，她是如何高兴和骄傲她获得了美国国籍，而她的女儿，斯大林的孙女，生下就是美国人。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拿到了美国的绿卡，柳芭·勃烈日涅娃、勃烈日涅夫的侄女，住在加利福尼亚，连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旧金山都有房产，又当如何？ 现在这些看来是稀松平常。在当时，在斯大林时期，有美国父母等于宣判死刑。在美国也一样，在麦卡锡时期，“抓妖魔”和###歇斯底里时代，在苏联有亲戚可以断送许多美国人的前程…… 母亲在信中提到最后一段时间跟父亲住在加利福尼亚，以及寄到“大使”饭店卡尔·曼的那本小书，促使我在洛杉矶地区寻找他们的踪迹。 1991年9月，我应邀来到位于洛杉矶附近的大学城克莱门蒂学院讲学。1992年春，我开始寻找父母亲的墓地。很快就查明，本地东正教堂的牧师认识他们，而他们就安葬在洛杉矶市中心的鹰林墓地。现在不难找到墓地了。他们的遗骨安葬在绿色小山包上的一棵百年古松下，花岗岩墓板覆盖其上。他们漫长苦难的人生之路在这里终结。我将一束白色菊花带到墓地，却看见了墓碑旁边的一束新鲜玫瑰。
父母的墓地（2）
谁人放的花，谁在照看墓地？公墓办公室的人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人，是五十三年来我没有见过、杳无音信的妹妹。她有一大家人：儿女、孙子，并且已经有了一个重孙女。我妈妈保护的正是这一家人，杜撰出妹妹失踪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残酷、悲惨和血腥的世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