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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时，张叔驯仅仅是把他最好的钱币2000枚带去了美国，其余藏品仍旧交给他的姐姐张智哉继续保管。张智哉1956年去香港和日本时，除了将一小部分带到了日本（据说在1968年，张智哉到美国探亲时，把在日本存放钱币的保险箱钥匙交给了张叔驯的夫人徐懋倩），大多数被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委托她的女儿徐景淑、女婿顾正言保管。1963年，徐景淑、顾正言夫妇也要去美国了，就把这些东西交给顾家的一个亲戚保管，直到“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文革”后落实政策时，被抄走的东西得到发还，顾家亲戚从“文清组”领回了好几个箱子，里面除了其他文物，还有数千枚古钱。
可是据说，在发还的时候，国家还是动员藏家把最好的东西捐献给国家，或者作价由国家收购。在这种情况下，张叔驯留沪的最好的一部分藏品，又归入了上海博物馆，时间在1980年。
巧的是这批古钱到了上海博物馆后，正值该馆青铜部钱币组的钱币专家马定祥先生还未退休，还在钱币组工作。有一天，马承源馆长和陈佩芬副馆长找到他，交给他一项新任务，要他鉴定一批古钱。马定祥把这批古钱摊在桌面上一看，他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是一批张叔驯的藏品。这些藏品，有的他在1946年张叔驯回沪时就看见过，有的是从杨廷康手里买到的拓片上看到过拓片，对其中著名的藏品，任何钱币收藏家见了都会眼热心跳、记忆犹新的，何况是马定祥。于是马定祥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这项鉴定工作共做了三天，可知为数不会很少。
最终真正发还到顾家的亲戚手里的，是3000枚属于用来研究板式用的比较普通的钱币，他们把它们存入了交通银行的保险箱。2003年，张叔驯的大儿子张南琛回到了上海，他和他的表姐徐景淑终于看到了从文清组领回的那3000枚钱币。从30000枚到3000枚，张叔驯的古钱币回到他的后人手里的，只剩下原先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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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币大王的前卫理念和海派生活（4）
在这3000枚钱币中，包括一些极古老的4字刀币、很多普通的硬币，还有几百枚近代机器打制的银币和铜币。在这些硬币中，有1000枚开元通宝，几百枚崇宁重宝和政和通宝。后来的收藏者会感到很诧异，为什么呢？张南琛解释道，他的父亲除了大力收集孤品和珍品，还致力于研究这些古币的板式的差别，他相信即使是最普通的币种，也会存在着带有标志性的差异。为了弄清楚每种差异的相关特征，就需要大量的相同种类的古币，以确认每种差异的分布规律。仅有少量的样品是不足以进行这样的研究的。
……
岁月沧桑，历史无情。但是“南张北方”，毕竟是中国钱币收藏史上一道耀眼的风景。“齐斋”张叔驯的名字，也像一个时代的印记，标志了那个过去的钱币研究兴旺时代的一个高峰。
当然，上海博物馆里还收藏了另一部分张家旧物，那就是1966年红卫兵从南无锡路张家老宅地室里抢去的其中一部分。当时哄抢去的东西后来经有关部分追查，追回了一部分藏品，主要是青铜器，其中有越王青铜剑、西周礼器，还有少数瓷器。1980年代初落实政策时，这批东西也获得发还，由张石铭的小女儿张淑英、孙女张颖初及小儿媳陈文蔚共同领取，总共装了六个旅行袋。张家人响应政府的号召，把这六个旅行袋的文物送到了博物馆，由博物馆作价收购。这些应是当初张石铭的藏品。加上解放后张葱玉卖给博物馆的一些字画，如此说来，上海博物馆里已收藏了张家三代人的藏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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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育家、外交家、书画家张乃燕（1）
中央大学的首任校长张乃燕
张弁群的儿子张乃燕（1894~1958）是张家尊德堂的长房长孙，他继承了其父的文人秉性，在教育和学术上潜心钻研，做出过杰出贡献，是张氏家族中著书最多的一个人。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战、解放四个历史时期，游踪遍及世界各地，学问上涉猎化学、历史、军事、绘画、书法各科，还当过外交官和民国政府里的教育官员，是位经历丰富、多才多艺、有责任心的文理复合型学者。
张乃燕的少年时代在南浔张家的老房子里度过，先后就读正蒙学社及浔溪公学，在杭州府中学堂接受了中等教育，毕业后进苏州东吴大学攻读化学，18岁加入了国民党，19岁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伦敦皇家理工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完成了题为Contribution ala Connaissance des Acides Ortho…et paranitro…alpha…bromo cinna…miques的论文，1919年获日内瓦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他游学欧洲的这几年中，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仗时期，他辗转各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所以这个博士学位获取得格外不易。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跟他父亲一样，在海外考察各国的社会和教育，在欧洲、美洲和日本转了一大圈。6
回国后，他在南北多所高等院校担任教授——1919年在复旦大学教授物理；1920~1923年在北京大学教授化学，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化学教授；1923年当选为浙江教育会会长，同时兼任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化学教授。1924年5月，应孙中山先生之聘，出任广州大本营参议，从此渐渐步入政坛。1925年他回到上海，在光华大学教授科技史；1926年1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2月任外交部秘书，5月派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同年担任国立广东大学（后称中山大学）工科学长（相当于工学院院长）。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建都南京，他再次北上，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不久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首任校长。
此后的几年间，是他在政坛上步步高升，仕途一帆风顺的时期：两度兼任浙江省县长考试典试委员，当选国民会议代表，还当上了浙江省政府委员。在张静江出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他还任过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成为张静江大搞基本建设的帮手。1933~1935年他又从事外交，出任比利时大使，曾被比利时国王授予大十字勋章。在比利时任大使期间他还受建设委员会之委托，在欧洲考察各国的建设事业……至此，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7
现在南京大学（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的百年校史资料中，可以窥见他创办中央大学的那段生活。那段生活对他来说既很光荣，也很艰苦。
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定都南京。新政府一开张，一切都要有新气象，教育方面就计划建设一座民国最高学府。新建一所最高学府谈何容易？那时国民政府本身还要央求江浙财团的支持才能过日子呢，只好把原先的九所公立学校合并起来，组成一所综合型的大学。九所学校是：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以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
最初的校名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同时还考虑到南京是北伐军攻克的第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故在校名上冠以“第四”二字，以期有别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即第一中山大学）、武汉的第二中山大学（即武汉大学）、杭州的第三中山大学（即浙江大学）。第四中山大学隶属于中央政府，所以校名之前又加上“国立”二字。8这样把九所学校捏在一起的学校有点像一个大学的联合体，既有总的领导，各自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于是又有了“大学区制”的说法。
张乃燕在1927年6月9日被任命为该校校长，一个月后，他交卸了江苏教育厅厅长的事务，宣誓就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之职，当时他才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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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育家、外交家、书画家张乃燕（2）
其实他在被任命为校长之前，于江苏教育厅长任内就已经在着手筹备大学区的工作了。他延聘了27位专家学者为筹备委员，草拟了大学区的组织大纲和各项章程，同时抓紧完成对各校的接收工作（参加接收江苏医科大学的4个人中的乐文照，后来成了张乃燕的妹夫），将原东南大学校址作为第四中大的校址暨大学本部所在地。张乃燕在学校的建制、办学方针、大学规程的制定、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著名教授的选聘、课程的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做了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代，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谋划了新格局。当时办学经费不足，该校新建的漂亮的大礼堂，还是张乃燕向公私各方募捐30余万元才得以建成的。
谁知这个新生的大学并不是个省油的灯，而好像是个“事件多发地段”，动不动就要出点事情的。首先是招生问题，因为这个大学是九所大学合并起来的，有本科也有专科，要统统作为中大的学生，就有一个在统一标准下的甄别问题，最初的招生工作就只好围绕甄别九校的学生为中心展开。对东南大学、上海商大、河海工大等七所院校的学生，经审查合格者，一律入学试读一学期，再行甄别，合格者即为中大学生。而对江苏医大、南京农校的学生则另区别对待。至于各校原有的特别生和附读生，则要补行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一部分学生就不能升入中大了，思想情绪低落，致使不少学生失学在外，社会上对此自然有些不满的反应。这就需要制定出相对机动灵活的政策，随时调整工作方针，既要保证学校的生源质量，又要能息事宁人。这年9月1日由于战事，交通中断，该月没能上课，到10月7日才补行了开学典礼。9
接着又发生了部队强占学校房子的事情，张乃燕亲自写信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状，要求立即将校舍发还学校。
后来围绕学校的校名问题，又有好几个月不得安宁，学生们一会儿游行，一会儿罢课，竟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也令张乃燕非常头痛。实事求是地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这个校名是有些先天不足的，因为中山大学不止一处，不是教育圈内的人就很容易弄混，况且还有建设更多的中山大学的动议，如果增至二三十所中山大学，那就不知会出现何种混乱状况。于是在1928年2月29日，大学院（即###）大学委员会通过了更改校名的决定，并发布了165号训令，要求把第四中山大学依令更名为“江苏大学”。
这项决定显然缺乏群众基础，即刻引起了师生们的不满，学生们尤其激动，立即成立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定校名请愿代表团”，代表们慷慨陈辞，上书大学院，认为江苏大学这个校名，“既不足以冠全国中心之学府，又不足以树首都声教之规模”，并详细陈述了改名江苏大学的四点失当之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