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是“几乎一样那么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里定居下来。因为下乡运动政策禁止雇用城镇青年，城镇工厂企业单位就直接把这些农民招了上来。从1981年起，所有的中国资料都肯定这件事情＇ 过去已经揭发出四人帮对在农民中招工采取放纵的态度，因而造成双向移民（农民往城市，而城市知青往农村）的荒谬局面，但一直没有任何准确的数字；见《辽宁日报》，1978年10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江西广播电台，1980年10月14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17日。从1979年起，招农民进城打工就是非法的，而且必须严厉禁止，这样才能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见《人民日报》，1979年6月17日，第一版。＇。究竟有多少呢？提供出来的数字是1300万或者1400万＇ 见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81年2月号，页25；冯兰瑞及赵绿宽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2年第一期，页126；冯兰瑞及赵绿宽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 ？Le Problème de l emploi et les salaires？； 刊于于光远编辑的La modernisation socialiste de la Chine； 第二卷，页202；《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页43；Zeng Qixian 在一个不公开的演讲中的言论，辑录于L。 Orleans； ？China s Urban Population： Concepts； Conglomerations； and Concerns？；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页280。＇。80年代初期的文章都拿下放知青的人数与此作比较。根据不同的作者及不同的日期，下放知青的人数一般估计在1300万和1700万之间。这些数字确实（相当粗略）与积累的出发人数相符。这些作者似乎忘记了在此期间有的知青回城了，因而同一时间身在农村的知青从来没有超过900万人＇ 见图表2，本书，页192。＇。他们也忘记了从农村招工上来的总数包括知青。他们的结论却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遗忘造成的结果差不多互相抵消。根据后来比较的准确资料显示＇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138。＇，那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在那期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劳动力大交流，双方都涉及到至少800万人。既然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减轻城市负担的目标是否那么重要，是否就是掀起下乡运动的动因。对某些透露这些数字的中国学者来说，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一句话，大规模的下放知青去农村，就是当时盛行的“极左政策”的实施结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由＇ 见本章前注59，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的两篇文章。＇。
这里还应该区别当时形势的需要与长远的目标。当运动发起之时，已是文革结束之时 ，很明显是不可能即刻分配工作给那一大批知青，他们本该获得就业机会，或者在66至68年间本该继续升学的（根据陈永贵估计＇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1978年12月15日。＇，有400万名中学毕业生，还要加上大约40万名高校毕业生）＇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71。＇。文化革命导致教育与生产部门处于瘫痪状态，这就迫使知青中的相当一部分长时期在城里无所事事，从政治和社会上看当然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经济加上政治两大条理由，自然说明不能允许几百万知青在文革后留在城里。正像我们见过的，报刊杂志公开地论及这种忧虑，但只摆在次要的位置。次要的，那倒是千真万确的，出现在这个时候的真正的就业问题首先就是一项政治决定的执行后果：决定停课，决定将所有的学生和整个国家投入文化革命的动乱中。此外，毛当时最担心的是青年持续无工做无学上的状态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
除了当时形势这一点以外，从就业和城市人口的角度看，在那整个时期内似乎都没有真正的必要来发起下乡运动。上面列举的招聘进城的农民数量，加上70年代增加的职工数量表明所有知青都可以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条件是能够有效地阻止进了城的农民定居下来＇ 见本书，页397…400。＇。毫无疑问，对国家来说，雇用一个农民作临时工比雇用一个固定工合算多了。农民工无权享受社会福利及城市粮食供应，他的家人亦无权跟随进城，这样国家就不必负担他的住房与子女教育费用。有一天，没用了，也就很容易解雇他。然而，这800多万来自农村的工人最后变成了“固定工”，有些就是这样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赢得的非常少，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但就算运动不是为了某种客观需要，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及城市化代价的问题没有在主观上影响过领导人（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的动机形成。比如说，大批地长期雇用农民也许可以归罪于限制城市人口及劳动力的制度太过僵化，而引致绝非本意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仿佛觉得那场人口大交流并不是预定计划的结果，而是由多种社会经济力量自发的、有时是幕后的行动所导致的。
至于合同工或临时工，工厂企业的头头们为能招到身强力健的又习惯干重活儿的农民而欣喜万分。他们可以亲自挑选农民，通常工厂里的职工是由劳动局非常“官僚”地调过来的，对用人单位的需要和该职工的特点都不加考虑＇ 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页130…131；《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页97。据沈阳市劳动局的一位干部的解释，是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招农民来打工的，因为正式工人把主要的劳动时间都花在政治活动了。但一定得有人干活儿才能完成生产定额。2000年8月11日与范先生的访问对谈。＇。这样的一种制度给一些城镇干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去寻求钱财或物质上的好处。一篇报告文学曾经讲述，在某个矿区，本来只需要男工，但招工不可以只招男的，因为党委书记的儿子要找“媳妇”。后来成了大经济犯的女主角想法被招工进城，就开始她的“事业”，给负责那项重大“使命”的招工队队员补袜子＇ 刘宾雁，〈千秋功罪〉，《十月》1982年第3期，页7…38。＇。
另一方面，农村负责干部也可以从中捞到油水。招工是通过他们进行的，生产队根据交易领取一笔钱。往城里送临时工居然还是减少农村多余劳动力的一个办法。而那些农民，跟平时在村里干活儿得到的收入比较，在城里赚到的工资明显高得多，所以尽管是临时的，他们也都很满意。然而，将来必须离城回乡这一点相当令人沮丧。他们没法儿明白，为什么从事同一种工作，而他们得到的待遇就跟他们的来自城市的同事不一样。他们想方设法延长在城里的逗留时间，可能的话，取得固定工的身份。事实上，这类招工的发展使许多城镇干部罔顾禁止任意迁居的法例，利用他们的关系网，将他们的亲属全部从农村弄到城里来。而“解放军宣传队”的部队干部在这方面就做得更绝了，无人不知，他们从68年起在城镇基层行政单位耀武扬威多年＇ 在我们的许多访谈中，研究就业及老知青问题的中国专家们都肯定了这一点。文学作品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一名干部靠文化革命发了迹，就在1970…1971年间把自己在乡下的农民亲戚都招进城市打工，其他干部鉴于此例，也都纷纷照做不误；见徐明绪，〈调动〉，《中国新现实主义文艺作品选》，页198。＇。
看来，农民想在城里待下去，不走后门，不行贿赂，是办不到的，这些现象那么普遍，很难想象中央领导人会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此网开一面就表示了他们并不觉得在城市人口及劳动力上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对雇用农民一事他们反倒应该保持一定的审慎态度，以免激怒知青和他们的家长。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个时期的农民迁徙进城一事在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 关于农民迁移进城一事，我们访问过的老知青中没有一位觉察到，Parish & Whyte的访问对象也没有发觉；见M。 Whyte & W。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页21。＇。农民出身的工人在某些工厂里占了全厂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M。 Blecher； ？Peasant Labor for Urban Industry： Temporary Contract Labour； Urban…Rural Balanc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a Chinese Country？。 World Development； 11（8）； 1983年，页734。＇。可见那时候的招工是大规模的，但规定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得回老家去。不过，文化革命后，在某一个有限的时期内，曾经公开准许临时工转迁户口。这一事实是先由西方学者透露出来的。J。P。Emerson在香港通过采访得知，在1970年有些农村来的临时工被接纳为固定工（因此，也就变成了城市居民）＇ J。 P。 Emerson； ？The Labor Force of China； 1957…1980？；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页253。＇。M。Blecher在一次实地调查中发现，在河北束鹿县，一直到72年，这种身份转换，理论上都是可能的，起码在一个大工厂里就是这么做的＇ M。 Blecher； 前引，页734…735。＇。“劳动人事年鉴（1949…1987）”正式肯定了上述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还详细叙述文革中极左派怎么利用临时工的不满情绪，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务院发出1971年11月30日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根据这个文件，71和72两年间，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被转了正（当时一共有900多万这类工人），其中有的根本就不是真的工人，而是他们的家属＇ 《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页195…211。＇。就算后来原则上禁止这类转正，仍然有大量农村来的工人转成固定工＇ Blecher在他作实地研究的县城，很少“临时”工人真的回到乡下去。见Blecher； 前引，页733。＇。所以1966…1976这10年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有800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了。其实，根据年鉴所写的，1950…1960年间划定的各种农民工类型，到了70年代，大多数情况下，全部转成了固定工。“临时工”变成了固定工。“合同工”合同结束后可以留下。“轮换工”停止轮换。“亦工亦农”（1975年又被邓小平再次提出大为赞扬）则通常是干脆只当工人了＇ 见本章注释73。＇。许多这类农民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正式工人招进来的＇ 1986年6月23日与冯兰瑞的对谈，以及1985年8月21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问题研究所的多位研究员的谈话。＇。无论如何，转成固定工能让他们获得城市个人户口，就算他们的家庭户口还在农村也没关系。到了1978年，又准许他们在退休或者退职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在农村的一个孩子上来顶替他们在工厂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作工和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年2月10日，页885…886。＇。但不久后采取了多项相应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废除上述这项宽容条例，为的是能在城里招聘更多的知青＇ 同上；《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