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政委笑道：“这是好事嘛！地方部队和民兵成长起来，主力部队就可以放开手脚打运动战了。”
冀中军区的部队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主力部队，由第四十一集团军所辖各军、师、旅、团组成；第二是地方部队，由四个军分区的独立旅、独立团、地区队组成；第三是民兵，由县大队、区小队、村民兵连组成。
经过前段时间的津浦路和平汉路两次反击作战，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已经基本成形，但地方部队和民兵的表现却差强人意。缺乏训练和装备匮乏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缺少实战经验。所以之后的袭扰作战就以地方部队和民兵为主，主力部队只是充当“保姆”的角色。
为了激励这些部队，郑卫国延用了津浦路反击战的经验，命令政治部统计参战各部的表现和战绩。凡是表现好的，战绩出众的，村民兵连、区小队授予“某某村或某某区独立连”，县大队授予“某某县独立营”、“某某县独立团”的番号。优先补充武器装备，与同级别友军协同作战时拥有指挥权。
地方部队，表现好的地区队升格为独立团，独立团升基干团，基干团升主力团，主力团增加编制和重武器。现在打了一个多月，不少部队都换上了新番号。表现不好，没换上的部队也在暗暗鼓劲儿，争取早日打一个翻身仗！
但说起主力部队，郑卫国却是一肚子苦水。还是老问题，后勤跟不上。前面两次反击战虽然战果斐然，但是物资消耗太大，把好不容易积攒的老本儿都快用光了，搞得装备部天天找他诉苦。见程政委又提到运动战，郑卫国就苦笑道：“那也得有弹药才运动得起来啊！没弹药还运动个屁，当流寇还差不多。”
程政委没想到后勤紧张到这种程度，惊讶地说：“不是可以复装子弹吗？”
郑卫国遗憾地说：“产量不高，质量也不好！只能供部队训练用。”
复装子弹其实不难。难就难在质量上。起初，兵工厂第一批复装子弹出来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打靶测试时发现大多数复装弹都打不上靶 ，即便上了靶也是横弹。当时条件有限，这些问题弹也得用，结果发放到部队暴露的问题更多。
当时战士们就开玩笑说这个复装弹有两个大毛病，一是神经病，脑袋有问题，摇头翻筋斗，打不上靶；二是屁股有问题。漏烟放屁。喷火伤人。这还不算，什么弹头破裂、哑火甚至炸膛，简直一身都是毛病。
后来通过不断改进工艺，比如将弹头尾部改成船形。使弹头整体成流行形。又在弹壳底部扩刀。使底窝直径和底火台高低保持一致。从而解决了底火漏烟等问题。
经过这一翻艰辛努力之后，质量是上来了，但整体上还是没法跟原装弹相比。而且产能也迟迟提不上来。因为中间有几个步骤，比如退火、修正底火台都要手工熟练才行，而培养一个熟练工又需要很长时间。
程政委一听，不禁有些着急，说：“这可怎么办呢？”
郑卫国无奈地说：“只能等德国人来了，我就不相信小胡子对油田不上心。”正说着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两人忙住口不言向外看去。
“总座！”说曹操曹操到，装备部长于老根儿和副部队吕战突然联袂赶来，见程政委也在，忙打招呼说：“哟，程副司令也在呢！”
程政委挥了挥手上的文件，笑道：“嗯，又歼灭了鬼子几个小队，给部队报功呢！”又打趣道：“什么事情劳动你们装备部两位部长一起上门？该不会又是找司令员哭穷的吧！”
于老根儿摆摆手，兴奋说：“嘿，哭穷的日子是一去不回头了，俺和吕副部长是来给报喜的！”
郑卫国奇道：“哦？难道是兵工厂的产能有了重大突破？”
于老根儿捻了捻手，笑道：“嘿嘿，什么都瞒不过总司令。俺们兵工厂在复装子弹时，琢磨出了一条新路子。小吕，具体的你给总座汇报汇报。”
吕战忙解释说：“总座，程副司令，是这样的。兵工厂一名工人在复装子弹时意外地发现美式子弹的底火与欧式子弹有很大区别，美式子弹复装相当方便，而且对弹壳的损伤小。兵工厂就采用了这种新式复装弹，产能果然大大提高。”
原来，随着金属定装弹药的广泛流行，底火也出现了两种类型：博克赛（boxer）底火和伯尔丹（berdan）底火。伯尔丹底火就是中国常见的类型，其底火砧座是跟子弹药筒连在一起的，整体锻压，生产成本低，但复装时就麻烦了。如果不小心弄坏砧座，子弹壳就报废了。
博克赛底火主要流于美国，因为美国人喜欢diy复装。这种底火的砧座是独立的，生产时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是复装时就非常方便，直接换一个底火就行了。其实博克赛底火很早就出现了，而且生产也很简单，但是敌后兵工厂太落后，历史上一直到46年接触美式子弹时才掌握这种“新技术”。要不是冯锟从天津搞了一些美式步枪，说不定兵工厂啥时候才会开这一窍。
郑卫国一拍脑袋，这个技术事实上他也知道啊，竟然一直没想起来。于是忙问道：“那改成博克赛底火之后每天能复装多少子弹？”
吕战回答说：“原料充足的情况下，每天可以复装十万发！”又解释说：“如果想要扩大产量，只要增加一个复装车间就行！”
郑卫国当即说：“嗯，这个我批准了，等下你们到后勤部领经费，争取做到每天复装100万发上！一个复装车间不够就多开个几个车间。还有，那名发现博克赛底火的工人要重奖。嗯，就按兵工厂的特别贡献奖予以奖励。”
吕战点点头说：“是，总座！”又有些为难地说：“总座，您定的那个日产100万发的标准太高了。我们兵工厂位置太偏远，后勤供给非常困难，养不活太多的工人。而且新招募的工人太多也容易使兵工厂暴露。”
程政委想了一下，问道：“这种复装法在工艺上有难度吗？需不需要大机器？”
吕战摇头说：“这倒不难。有机器更方便，没机器手工复装也成。我们兵工厂的熟练工，一天能复装几千发子弹。”
程政委以前没接触过军工，惊讶地说：“这么快？”
吕战解释说：“弹壳、底火、装药、弹头都是做好的，工人只要组装就行，每人负责一道工序，所以速度非常快！”
程政委转过身来，对郑卫国说：“司令员，我有一个建议，以后复装子弹就不要放在冀西了。一是物资转运麻烦。二来也容易暴露兵工厂的位置。不如直接放在咱们冀中，也便于部队及时补充。”
之前由于担心冀中的安全问题，兵工厂一直没敢迁过来。仅有的几个修械所也只能对武器进行一些简单地维修。
郑卫国点点头说：“嗯，老程你说得对。早就该这样了！除了复装子弹以外。像手榴弹、简易地雷都要转移到冀中来。比较麻烦的。像炮弹生产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由冀西生产出零部件，再运到冀中来组装。”
几个人正讨论得起劲。周参谋长突然匆匆赶来，一脸遗憾地说：“总座，诸位，武汉沦陷了！”
众人闻言一愣，半晌没说出话来。
转眼间到了十一月下旬，武汉到底还是沦陷了。从6月11日夜波田支队趁雨夜突袭安庆开始，到11月27日新编成的台湾旅团开进武汉结束，中**队整整抗击了五个半月。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在长江南北两岸共计爆发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让郑卫国感到欣慰的是，由于他的出现**比历史上多撑了一个月，多消灭了至少两万日军。尽管这在长达十四年，死伤数千万的抗战中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毕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日本取得了会战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战略目的——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计划却失败了。国民政府丧师失地、损失巨大，但并没有屈服，而是选择撤到重庆继续抗战。战争还得继续，这让损耗巨大的日本非常恼火。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日本几乎抽空了全国的物资储备。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曾哀叹道：“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发动战争之初日军狂妄地宣称要“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现在却被拖进了战争的泥淖，胜利遥遥无期。极力主战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提出了著名的“近卫三原则”，即“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把对国民党政府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共同防共”，“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向国民党诱降。
与此同时，日军又将主要作战对象调整为敌后根据地。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这一政策的调整使得敌后根据地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当然，这个压力根据地军民们暂时还感受不到，而是直接压在郑卫国等人的心头。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心里沉甸甸，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
郑卫国看了于老根儿和吕战一样，说：“情况你们都知道了，复装子弹的事情一定要抓紧。不光是子弹、手榴弹、地雷、炮弹都要跟上。”
程政委也说道：“还有迫击炮，造一批运一批，尽快送到根据地来！”
郑卫国点点头表示同意，又催促道：“缴获的火炮要尽一切可能修复，争取全都派上用场。日式火炮的炮架改造也要加快，争取在下一次战斗之前部换上新炮架。”
前文曾提到过，日式火炮的炮架非常落后，基本上还是一战水平。哪怕是改进的炮架也是问题多多，后来日本为了节约成本干脆连改进炮架都不生产了，直接造老式的单体炮架。冀中火炮数量不多，当然要精益求精。相对而言，成本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只要能有所改进，往往就会不惜代价去搞。
周参谋长也叮嘱了一句，说：“前面几次战斗表明，日军的掷弹筒对我军散兵和机枪的威胁非常大。我军的掷弹手不熟练，枪榴弹数量少，型号又混乱，难以压制日军。你们必须尽快定型生产，以便早日满足部队的需要。”
程政委又说：“压制掷弹筒光有枪榴弹也不行，还得上六零迫击炮。这个产能一定要提上去，争取让各个连队都装备两到三门。”
见几位长官层层加码，于老根儿和吕战不由地相视苦笑。原本是来报喜的，现在到好，变成找麻烦的了。郑卫国他们只顾军队需要，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最后自己也意识到难以完成，都忍不住尴尬地笑了起来。
郑卫国建议说：“这样吧，还是请参谋部统一列一个计划表。捡咱们最紧缺、最有用的装备生产，我看日军很快就要发起新的大扫荡了，争取早点完成后勤补给。”
众人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各自散去。只有周参谋长故意落在最后，见四下无人，低声道：“总座，德国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