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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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 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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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马尔代夫总统、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与挪威首相……在外交战略上,他用“反对霸权,南南合作”,来逐渐代替了“三个世界”的划分。
  *用何种方式保持旺盛的精力?1984年见到邓的聂卫平发现老人家仍是个令人生畏的桥牌对手,前者说保持健康的四个原因是:打桥牌、游泳、吸烟、喝酒,像60年前一样,他仍痴迷于足球比赛。
  对西方世界而言,1984年充满着更多的预言色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冷战序幕刚刚拉开的1948年,描绘了未来世界的悲惨景象,极权统治使人类彻底失去了自由。根据这一预言,苹果电脑的斯蒂夫·乔布斯制作了轰动一时的广告。在这一年的2月份,苏共总书记安德波罗夫去世,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72岁了,比里根与*都年轻,身体状况却很糟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标投在53岁的戈尔巴乔夫身上,他当时的职位是苏维埃外事委员会主席。比起仍旧“邪恶”而衰败的帝国苏联,中国的独特生命力令人吃惊。一年后,当《时代》再次将邓选作1985年的年度人物时,对他的赞扬主要来自于过去6年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比起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戏剧性的动作——他像1979年的邓一样提出了“改革,重建”,并出人意料地与里根进行裁减核武器的会谈——邓对普通公众的物质生活的改变更令人难忘。

邓小平时代(6)
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自己,都将1979年~1984年视作改革的第一阶段,农村是它的突破点。而此后,改革开始进入城市。“改革不是浪漫曲”,大约在1992年,《中华工商时报》的一位名叫胡舒立的记者用这样的题目回顾80年代末的改革。的确,自从1985年之后,改革最初的生命力正在减弱,而一些弊端则开始暴露。在最初的几年,除去*中造反派,几乎所有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收获到更多粮食,知识分子摆脱了“臭老九”的身份,工人开始恢复上班,在*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了工作……
  但在高歌猛进的变化中,一切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同样暴露出来。在1982年7月1日公布的人口普查中,中国人口首次超过了10亿,通过29台巨型计算机得出的确切结果是,。这个数字在1964年是亿,1953年时是亿,而1900年时是4亿。*与他领导的党派,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超过10亿人口的个人与机构,而1984年时全球人口不过48亿。
  中国社会不仅如此庞大,而且也如此复杂。谁会指望5年的改革会清除掉那些糟糕的旧遗产,每一代人也都不可能克服自己固有的弱点。治理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你必须学会在几线同时作战,既要面对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留下的遗产,也要面对一个崭新的新世界。领导与统治的艺术,在这国家是如此重要。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早在1982年4月10日,*就意识到在改革进程中,那些不令人愉快的副产品开始出现了。改革开放最初朝气蓬勃的社会空气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公平的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化。“十亿人民九亿商”是1984年的口号,到了1985年,人们越来越感到那些不再进入政治舞台的高干子弟们利用“官倒”获得巨额利润,那些掌握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收入还没有那些小商小贩多……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也日趋停止,在1984年达到产量高峰后开始下降,而在城市中推行的经济改革,也没有最初农村改革那样顺利。在企业改革方案上,“承包制”没能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问题,而且就如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所说,1985年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经济学家科斯定义的企业,一直到1993年,中国才建立现代公司制。而那些更为活跃的民营经济,总是得不到基本的政策上的帮助。中国也缺乏一个能够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在众多的国有企业试图不再充当工人的终身保姆之时,社会却不知道如何为那些在工厂中服务多年、习惯于一切都由工厂解决的工人们提供新的机会。而对于金融体系而言,没有真正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银行……
  当改革的速度开始放慢,改革者们的利益开始出现分化时,各种质疑就必然会出现。在改革的最初,人们为一点点利益而兴奋,为一点点自由而倍享*,因为之前的时光过分压抑。而现在,当人们获得的越多,他们想要的就越多。当普通公众为眼前迅速变化的社会风气而抱怨与不知所措时,知识分子则开始了更为本质的追问。当*在1978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知识分子仍被过去20年的历史战战兢兢;而时间到了1985年时,知识分子已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一支影响巨大的力量。任何一位身经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都知道,诗歌、哲学与思想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些有幸上大学的年轻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他们热衷于谈论尼采、萨特,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谈论比尔·盖茨与默多克,一本尼采的书可以卖到15万册,更为晦涩的《存在与虚无》卖到10万册……对于西方文学、哲学的巨大渴望,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饥渴与迷惘,人们渴望通过的新的思想,来重新理解生命、爱情与世界——这个世界长期被禁欲主义与千篇一律的革命文学所左右。而追问得越多,他们就越发现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国家与历史进行重新的思考,那些曾经坚固的信念都烟消云散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邓小平时代(7)
在1985年,中国最流行的一本书来自于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质疑,通过这本书达到了顶峰。这本书粗暴与煽情的写作方式,使大多数读者相信,中国人懒惰、自私、不讲卫生……一直到中国打开国门前,中国人都相信自己拥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既来自于传统的天朝帝国的传统,也来自于我们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但如今,他们发现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却有着更好的物质条件,更自由的生活。对于中国的质疑,对于外部世界的向往,伴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加,越发显著。一位当时的学生俞敏洪说,他甚至希望飞机将他空投到美国,多年之后,这位一直未能如愿的学生创办了新东方学校,成为赴美留学基地。
  一些最为基础的东西是不能动摇的。*在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但越来越强的社会情绪出现时,一些调整也显得迫在眉睫。1986年迎来*结束的第十年,对于深入探讨毛泽东与文化革命的努力越来越多。而在这一年9月接受美国CBS直率得近乎粗鲁的记者迈克·*的采访时,*说,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在提到当前中国时,*也相当坦诚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事实上,*或许比任何人都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革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更多年轻的、拥有更好的职业技能的官员必须被引入政治系统;城市改革中遇到种种困境,仍主要是过时的体制所带来的;他也知道,面对改革停滞所带来的痛苦,提高速度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在1986年6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在这一年的11月9日,他还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到了1987年迅速转化成现实,在那年的十三大上,一些更为年轻的、富有改革意识、理解现代政治与经济的官员被引入了最高决策层,当时新华社的记者杨继绳发现,5位政治局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仍未能实现在这一届大会上退隐的愿望,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但仍是国家军委主席。与邓同时从中央政治局退出的还有另外两名*,陈云与彭真,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史的某种化身,也共同遭遇*的*,*一直在努力说服他的同代人为年轻人腾出空间。当时间来到1988年时,“价格闯关”则成为提高经济改革速度的举措。价格双轨制所带来*与经济秩序混乱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88年也是自1984年以来持续积累的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的时刻。激进的价格改革举措,立刻引起全社会的恐慌。在物资匮乏备感紧张的同时,长沙政府面对特大丰收的白菜市场,为了维持价格与农民利益,出资11万元收购200万白菜倒入池塘中。来自知识分子、诗人与艺术家的声音在这一年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崔健在这年演唱了《一无所有》,而在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沙龙中,*、*的词汇使用得越来越频繁。。 最好的txt下载网

邓小平时代(8)
重组中的世界
  由于历史过分短暂,资料不够充分,我们仍不足以对1989年的混乱作出足够的评价。但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而言,1989年的确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对于已经85岁的*,这一年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它让他记起了更为年轻时那些更为动荡的岁月。
  1989~1991年间,世界重组了。英国历史学家将1914年~1991年,定做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以一次大战开始,以苏联解体终结。在这77年间,意识形态的争端贯穿了整个世界。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格雷则说,20世纪的奇特之处在于,人类第一次不是因为争夺资源,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世俗的信念而战。最初它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引发的,他在上台之后问道:“如何摧毁这一官僚巨石?”他采取的摧毁方式,允许人们获得表达自由,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他说:“诚实和坦白地告诉党与人民有关我们政治和实践活动中的缺陷,有关经济、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不利趋势以及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两个月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则将苏联当局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它在这一灾难前的表现,充分地表现出这一政权的傲慢、迟缓与过失。到了1989年,对于昔日罪恶的追寻已逐渐摧毁了苏联帝国的基础,往昔的光辉岁月都变了味道,《真理报》甚至开始连载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3月26日举办的自1918年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中,许多共产党候选人被击败。苏联的变化,很快在东欧诸国引发了连锁反应,事实上,自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这些国家一直潜藏着一股激流。4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在40多年以来第一次举行了多党选举,5月2日,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用以防止该国人民逃亡奥地利的218公里的围墙。6月4日波兰举行新的全国大会,团结工会占有了其中99%的席位。这一切在11月10日到达顶峰,在那天清晨,成千上万的东德与西德人开始共同拆除已建立了27年、象征着冷战的柏林墙,东德政治局在11月8日集体辞职。在柏林墙拆毁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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