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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中国（6）
中国是过去数年间全球最重要的情绪。外来者似乎比大多数国人对此更为敏感，它不仅在经济上保持着令世界其他角落黯然的增长，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也呈现出新面貌。它是朝核危机中有力的调停者，在六方会谈中，是北京而非华盛顿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它从2003年8月起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长期被视作富国俱乐部的Ｇ8会谈；在APEC首脑会议上，中国越来越被当作亚洲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与经济增长源头……两位外交事务专家埃及·S·麦迪罗斯（Evan ）与M·泰勒·布雷维尔（*el）在2003年最后一期的《外交》上写道：“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已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拥有广泛的利益与责任，——而不是一名受害的发展中国家。”她在外交舞台上的意识正在迅速改变，2004年2月2日，国家主席*在加蓬国民议会上回顾了两国长达40年的友谊。当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2月2日开始他的非洲十国之行时，冷战的阴影日益浓烈，中国渴望在美国与苏联的阵营之外，寻找新的朋友。在1964年周恩来的议题中不需要考虑石油问题，大庆油田的开发使中国在1963年实现了石油的自给，当时的中国人兴奋地说，“洋油的时代过去了”，一位名叫王进喜的采油工人还成为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偶像之一。除去重温与巩固友情，*主席2004年1月29日至 2月4日的埃及、加蓬与阿尔及利亚的三国行也同样期待能通过与它们的合作缓解中国日益严峻的能源紧张问题。自1993年以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但超出任何人想像的是，它在2003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耗国。“国际形势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对着台下几百名加蓬议员说。这种变化使往昔看起来确定无疑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也使新挑战源源不断地出现。为了在未来满足中国继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为奔跑在北京、上海街头的汽车提供足够的汽油，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游戏之中。
中国看来正在重复一个个大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她先是获得了财富，然后寻求她在政治上的权力，最后她可能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股热潮能够持续多久？它表明中国世纪正在到来吗？
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通向繁荣之路”
1890~1920年的美国给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贯穿于这30年的两代人，亲历了比前十几代人都要剧烈的变化。一个乡村的、孤立的、淳朴的美国，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全球化的、玩世不恭的美国，洛克菲勒的石油、亨利·福特的Ｔ型车、斯蒂芬斯的扒粪新闻、罗斯福的扩张主义，重新塑造了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雄心勃勃、又有些不适地进行这一场试验。他们中引入瞩目的一位是沃尔特·李普曼，作为1911届哈佛毕业生最有才华的一位，他没有投身于政治活动，而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他在1914年与他人共同创办的《新共和》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之一。这本杂志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最热忱的追求，即如何帮助一个正在进行巨大转型的国家适应她的新角色，既然时间已经来到20世纪，就不能仍死守着19世纪的思考方式与意识形态，而且他们相信，社会是有可能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在年仅29岁就为威尔逊总统起草和平十四条的李普曼，将后半生投入了外交事务的专栏写作，依靠惊人的思维与分析能力，使美国人适应了一个逐渐成真的现实——她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领导力量，她必须拥有勇气与信心，完成她的使命，接受各种挑战，忍受疲惫与挫折。中国将重新上演类似的故事吗？它将从一个边缘国家，重新回到中心，它将把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转化成真实可见的力量。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国家的意识才会以鲜明的姿态突显出来。一种是危机，在面临入侵与生存危险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国家意识在中国开始出现；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使命感，某一代人或许恰巧比前几代人更有欲望证明自己，或是他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过去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他们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正是如此。
重新发现中国（7）
某一国家在某一时代的气质与表现，往往是支配当时社会生活的那一代人气质的延伸。一些共同性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代人的观念，类似的经历将使他们拥有类似的意识，这种意识将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外界作出的反应。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代中国青年，将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他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将可能缓慢地塑造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当中国已变得如此重要之时。
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正身处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每一代人都喜欢引用英国文化论者马修·阿诺德的名言：一个旧世界已经死亡，而一个新世界尚未诞生。9·11给了这代人这样自我宣称的机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2001年应被视作我们这一代人——对国际事务与自己生长的国家的认识开始苏醒的年份。
在那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目睹着那一好莱坞式的场面时，我距离自己的25岁生日仍有16天。我经历了一个大多数中国青年的典型成长路线，我出生在一个小镇，在出生那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这一年，人们还敲锣打鼓地上街，并用大吃大闸蟹的方式庆祝“四人帮”的垮台。我不能说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什么印象，对于贯穿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带来的启蒙运动也缺乏印象，更不用说什么国际环境的变迁。在80年代后期流行着一部影片《凯旋在子夜》，讲述的是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故事，友邻的反目占据了我最早的外交意识。在我小学毕业那年，弗兰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紧接而来的是柏林墙的倒塌与两年后苏联在1991年的最终解体。
没错，美国是我们这代人感兴趣的国家，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基本只是美国再加上英国等几个欧洲国家。我几乎从未想过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样的问题，尽管我受教育的那所大学以“忧国忧民”著称，但五四的一代早已变成了托福、GRE的一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头脑匆匆忙忙、头也不回地钻进了美国大学实验室。中产阶级的生活魅力彻底驯服了他们的自我意识。
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主义称作“想像的共同体”，一些特别的事件、人物与传统会激起人们普遍的情感，人们依靠这种情感与意识构造了一个国家，确认自己的身份。对于类似我这么大的年轻人来说，2001年的三件事足以刺激这种想像力——申办奥运会成功、加入WTO与中国进入世界杯。2001年的北京城至少经过了三次的狂欢，在那些夜晚的长安街上、三里屯的酒吧里，所有的人再次变成了兄弟姐妹，他们都为自己的国籍身份而骄傲。
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与华盛顿的悲剧，则使这一代人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整张世界的地图，并逐渐开始了解中国在这张地图上属于什么位置，并可能拥有怎样的未来。
在最初的几个月，大多数西方人（至少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相信，在历史的教科书上，2001年很有可能与1914年处于类似的地位。在斐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遇刺前，整个欧洲已经享有了将近100年的和平，人们甚至相信战争永不再会爆发，当时最流行也最具影响力的看法来自诺曼·安吉尔① 在1914年出版的畅销书《大幻想：关于军事权力与国家优势的关系研究》，这位当时名噪一时的记者说，自由贸易已使领土扩张成为过失，从经济学上讲，战争已变成一种非理性行为，永远和平已经到来。
重新发现中国（8）
而在9·11发生前，全世界都沉浸于冷战结束的喜悦之中。人们谈论的是全球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新技术革命……又是一位记者对此作出了总结，在1999年出版的《凌志汽车与橄榄书》中，《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很像是诺曼·安吉尔的一个翻版）宣称：世界10岁了。他相信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全球经济的正式形成。1914年的全球化仍主要局限在欧洲与美洲，但现在，它不再有地域障碍，也不再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就像IBM的广告语“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
弗里德曼式的乐观情绪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成长。我们的“中国意识”复苏得很晚，是因为在我们智力日趋成熟时，我们所受的主要影响与地域无关。19世纪俄国的流亡分子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的，整整几代俄国知识精英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的，对他们而言，法语比母语更得心应手，法国宫廷的礼仪比粗俗的俄国规矩要风雅得多。而我们呢，则是一种新的杂合文化的产物。世界都在美国化，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批评家们喜欢的判断，就像18世纪的欧洲都在法国化一样，或是15世纪的亚洲都在中国化一样。不错，至少和全球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一样，我们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用Windows操作系统，听Billboard上的歌曲，迷恋莎朗·斯通与汤姆·克鲁斯……但这种肤浅的描述根本不能反应出我们所呼吸的文化的真实面目。我相信，根本不存在美国文化这一概念，它真正的精神是多元性与宽容性。我更无法理解欧洲批评家对于世界文化的美国化的批评，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所谓的美国化首先是一种解放力量。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撰写他们的立国基础时，首要考虑的是从古希腊的*到法国的启蒙运动的精神，法国人孟德斯鸠比任何美国人，对美国宪法的影响都要大。
这是市场与技术的革命年代
与父辈不同，我们没有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打响的阴影之中，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而非四面树敌或是输出革命，为了保持经济建设的稳定性，外交政策与其他政治议题一样，从来不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开放的过程，也正是整个世界的运转中心由国家转向市场的过程。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的英国开始了私有化运动，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的美国开始了放松管制运动，他们尽量将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举动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这场运动中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两人都以是凯恩斯的反对者著称，他们相信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最终将通往“奴役之路”。没有证据表明，*读过他们的著作，*的政治经济学才是他们那一代的规范读本。但是1978年时已经74岁的*却让自己成为与撒切尔、里根并列的20世纪最后20年全球自由市场的最重要的缔造者，前者或许比后两者更为重要，因为他领导的市场化进程囊括了世界1/4的人口。在2002年时，我才知道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在整个80年代是多么好，在短短10年内，《时代》杂志两次将*评选为“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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