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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之后，就无情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冲垮了中国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而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又开始迅速回落到无能、*、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最终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它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甲午之战的惨败激发起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对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本身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像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需要更有技巧地面对传统的官僚体制，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这些变革者甚至意识到，他们还要创造一个“中国”的概念，然后去拯救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他们或许不知道，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政体，需要一个全国性经济环境与社会组织的支持。历史课本早已将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旧很少，中国与外界最活跃的纺织贸易只影响到通商口岸的一小部分人，97％以上的中国人仍在穿着土布衣服，农业与手工业在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现代国家应该拥有的公共系统只露出很少的迹象，缺乏现代交通运输、通信、教育系统；现代意识更是可怜，那些北京的改革者们的声音最多被几万名同道听懂，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寻找到回避根本变革的方式，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迎接变化；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仍可以相对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日本的历史学家■屋太一发现，一个组织患有绝症的原因有三个：一，功能体的共同体化，功能体是为了达到组织的外在目标，共同体是为了满足成员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全部以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而忘记整个组织的外在目标；二，对环境的过度适应；三，沉醉于成功的体验。超过2 000年的相对一致的历史，使得中国人极度适应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即使当一些新挑战到来时，他们也仍重复性地使用曾经有成效的老办法，比如“同治中兴”。
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没有得到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象征着一个衰败的文明对自己作出最后肯定的努力，这种努力悲壮而且是歇斯底里。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烂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已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20世纪初，中国已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受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潮流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
那些殷切地期待维新、宪政与革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人们，日益把精力投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心理的变革上。他们马上就会感慨，如果中国人理解世界与理解自己的方法不改变，一切改变都无从谈起，他们马上将比过去更彻底地否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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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新政（1）
日俄战争之后
俄国在1905年令人羞辱地败于日本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加强他的专制。他在该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国家只有保留它过去的遗产，它才能够强大和牢固。”在这个喜欢运动、热爱家庭的统治者看来，公众抗议的高涨不是需要进行*改革的政治信号，而是需要恢复极端的专制制度的信号。战败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他的内心世界，在1904年就立宪改革举行的高级会谈中，他对自己的内政部长说：“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坚持专制制度。我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确信俄国需要专制制度。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那我会很乐意地放弃这一切。”
一些历史学家相信，1905年的日俄战争堪称20世纪的序幕，它最终促成了沙皇俄国的溃败，并引发了1917年的红色革命，这场革命进而影响了一半的世界；同时，它又提供了东方国家战胜西方国家的案例，激发了后来者无穷的想像力——只要变革得法，一个落后国家完全可以赢得尊敬。当时16岁的尼赫鲁正处在从印度到伦敦的旅程中的最后一段，他后来回忆说，“在多佛开出的火车上读到对马海峡日本海战的大胜利，我的心情非常之好。第二天恰好是德贝赛马日，我们去看了赛马”。日本的胜利也鼓舞了孙中山，他认为这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甚至“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对立宪的迷恋在1905年夏天的北京达到了高峰，立宪的日本战胜了*的俄国。一位旧式文人的评论代表了当时流传在中国精英阶层的情绪：日本在十年前战胜中国，不一定是因为变法，但现在它对俄国也取得胜利，那么我就相信变法的效力了。1905年6月4日，日俄战争结束的前夕，当时最有权势的地方官员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书，要求立宪。
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1905年的确比1911年更有分水岭的意义。改革仍在加速，鉴于立宪已被从宫廷到地方视作解决种种问题的“万灵药”，清政府决定在这一年的夏天派遣五位大臣前往国外考察，但启程时所遭遇的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却无情地表明，改革与革命的赛跑已经开始。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的低潮期似乎正在过去。但到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了，它意味着从前那些常常是局部的、散漫的、没有统一的革命行为，如今可能拥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
中国进行立宪考察的代表团最终还是在1905年12月前往日本、英国、美国、德国与法国，8个月后返回，13位老绅士（年纪最大的82岁）起草了政治报告，所有的成员都对外语一窍不通。不管怎样，慈禧决定从1906年开始着手立宪改革，1908年时，朝廷还宣布了为期9年的预备立宪计划，准备将于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而国会将于1917年召开。伟大计划的制定者们多少相信，既然日本用9年的时间（1881年~1890年）完成了立宪，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紫禁城内的“新政”
历史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清朝的危机自1840年始，然后一路狂奔到1911年革命的发生。事实上，这其间尚有“同治中兴”，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它甚至使清帝国恢复了某种信心；而发生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或许也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必然失败”，如果康有为再增加些政治技巧，如果没有盛传将邀请伊藤博文参与变法，它即使无法获得明治维新式的成功，也至少应会持续更长的时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脆弱的新政（2）
戍戌六君子的血迹已被八国联军带来的新灾难所覆盖，义和团运动标志着中国排斥外敌的最后一次悲壮努力，即使神仙相助，这些英勇的中国人最终还是发现他们的肉体抵挡不住马克沁机枪。慈禧太后所代表的清朝政府最后的信心也崩溃了，他们曾暗暗帮助拳民，期待他们可以教训一下洋人，却招致了逃离北京的颠沛流离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泰晤士报》记者乔治Ｅ·莫里循发现慈禧在1902年2月接见美国公使夫人时，“浑身颤抖，抽泣哽噎地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她后悔莫及”。这种内心骄傲的崩溃也同样笼罩在普通中国公众中，北京的一名原是义和团的车夫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家里供奉着耶稣与圣母玛丽亚。
慈禧太后在1901年狼狈地回到北京前就开始着手的改革，表明她代表的保守力量最终承认了自己的虚弱。而此刻已经咄咄逼人了几十年的列强也最终承认，中国庞大得不能被任何国家独占，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有利于他们更保险地获取利益，在这里开设银行、采矿、架铁路，接通4亿人的市场才是关键所在。几乎在所有方面，清政府在1901年~1911年10年新政中的措施都超越了百日维新，改革的触角伸到了军事、政治、商业、法制、教育等主要方面。1905年甚至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几乎是清政府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宣言。历史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中将之比作1861年的俄国废除农奴和1868年日本的废藩，它们标志着与旧制度的根本决裂。在接近1 500年的时间里，科举制度一直是维系庞大的帝国运转的核心机制，它缔造了精英阶层，带来社会的流动，提供文化与道德上的价值信仰——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多年的关键。它的中断表明了这个体制的彻底运转失效，而人们也将很快发现，没有东西可以很快地替代它。罗兹曼相信20世纪中国所遭遇的机遇与挑战都与此有关：它让中国人在探索社会问题时大胆转向了外部世界，它致使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并带回了各种新观念与新力量；它割断了地方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它既加速了中央官僚体系的*，又为未来的军阀割据提供了基础；它导致了地方资源的再分配，地方的领导者由那些曾经的中国绅士逐步蜕变成“劣绅”；它阻碍了社会流动，使城市与乡村间的界线被固定，社会的整合能力减弱了；它还引起了文化上的中断感……
不可避免的失败
以立宪为代表的清末改革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在那场变革失败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对此仍兴致盎然并争论不休。变革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它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较量。如果变革发生在1898年，它拥有舆论的广泛支持，它的领导者中仍有李鸿章、张之洞等老一代与康梁这样的新一代精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也仍还弱小，它或许仍可能成功。到了19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