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牢中度过了5年的著名知识分子与异议分子李敖在4月6日的清晨得知消息后，他用暗号歌告诉难友：“老王八蛋死了。”在多年后出版的《北京法源寺》中，李敖把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比作康有为之于慈禧太后——良知分子在暴君的阴影下生活了半生，他们相互斗争，共同衰老。
终年88岁的蒋介石的遗体并未被置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像国父孙中山一样以供后人瞻仰，而是被安放于远离台北的山间的一口石棺内。正如人们猜测的，蒋介石坚持回到大陆后再安葬。
蒋介石具有令人难以参透的性格，他的失败与成功一样显赫。当占据东北的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拥护国民革命军时，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4亿人口的统治者年仅41岁。一年前，他刚刚与自称“除了面孔，我无一属于东方”的宋美龄结婚，这不仅意味着他与影响巨大的宋家王朝结成联盟，获得了大资产阶级与新兴商人的认同，同样暗示了他与孙中山有了更亲切的传承关系，他还同时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人士、自称是孔子后人的孔祥熙的近亲，还立刻拥有了一个毕业于哈佛、风度翩翩的内弟宋子文。
蒋介石崛起的速度惊人。他的早年生涯对于他后来的前程缺乏任何预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0年中，他无所事事地游荡于江湖，他加入了上海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并拜投杜月笙、黄金荣门下。他还是20世纪第9个十年的后期上海股市热潮中的投机分子，却是个不够精明的失败者，也因此，一直到1925年，不了解实情的合众社仍称之为银行家。这次失败，促使他来到孙中山身边。在孙中山的高级助手中，蒋介石以“脾气暴躁”、“恃才傲物”著称，他经常任性地擅离职守，而每一次离职都将他推向一个更核心的位置。一些蒋介石的研究者将之归结于其故乡宁波溪口的地方特性，小商贾精明的交换能力与乡村中的无赖气质影响了他。当时的军阀唐生智的代表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是新军阀。旧军阀*，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即使最狡诈的权谋家也会对蒋介石在1923年至1927年间态度的戏剧性转变而吃惊。不管如何攻击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的自我控制能力都令人吃惊。当他得知自己在青楼的*导致陈洁如染病时，他发誓今生只喝白开水，并奇迹般地做到了。一直到1925年底他还伪装成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老国民党谢彬甚至在《民国政党史》中，将蒋列为共产党“中国支部”的干部，与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等并列。面对孙中山逝世所带来的领导空缺，蒋介石是重要的候选人，却可能并非最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是军事而非党务出身。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构成了第一竞争梯队，况且孙中山本身具有浓郁的乡族观念，他本能地认为广东人比外省人更勇敢与值得信任，类似的观念使蒋后来偏执地器重浙江人。当时的广州政府则被分裂的趋向所左右着，在左派廖仲恺与右派胡汉民的冲突中，蒋保持着暧昧的中立，最终，这场分裂因为廖仲恺的遇刺、胡汉民的出走暂告一段落。而当蒋介石最终进入上海时，这个三*义的信仰者，立刻就前往拜会黄金荣，并与大商人来往密切。 。 想看书来
孙中山与蒋介石（7）
到了1930年，蒋介石开始自称为基督徒，像冯玉祥一样，他们追随了新式太太的信仰。来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与刻在他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奇异地统一在一起。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蒋在他亲自发起这场试图净化社会生活的活动中，要求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既恪守中国礼仪，又具备加尔文的禁欲精神。在新文化运动20年后，他开始提倡尊孔，宣称新生活的目标就是“礼、义、廉、耻”。但这场运动却是由那位彻头彻尾地西化的卫斯理女校毕业生宋美龄领导的，而执行最得力的则是在苏联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蒋经国。
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
是什么迫使蒋介石最终丢失了中国？在第五次“围剿”后，红军变得困难重重，经过那场史诗般的长征之后，他们在中国的西北维持着生命力。蒋介石的军事努力似乎正显示初步的成效，自1928年，蒋介石就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他还从美国与意大利购买飞机。同时，蒋通过各种形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包括成立蓝衣社、CC派这样的特务组织来监控下属与潜在的对手。而1936年的6月与9月，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叛变，这意味着自1928年以来断断续续的局部战争告一段落。蒋的政府虽然*，也不够有效，却也勉强地运转着，他生性多疑，却对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而尽管存在质疑，经济学家们还是普遍将1927~1937年视作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年代，在1912~1937年，中国经济在乱世中保持了顽强的的增长。而1936年，中国农村则迎来了20年来最大的一次丰收，这暂时性地掩盖了严重的农村问题，“农村破产”是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毛泽东从农民的不满中看到革命的力量，而蒋则感到强烈的不稳定感。
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1日，蒋介石的溃败速度如他获得荣耀的程度一样令人费解。一种最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蒋领导的政权已完全腐烂，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已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即使一些来自异域的旁观者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费正清在20世纪40年代初也在重庆，他形容这座陪都“就像一个个的破盒子堆成的垃圾堆”，他像当时尚未成为主流的一小群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埃德加·斯诺将外观比重庆更糟糕、由窑洞组成的延安描绘成一个富有革命朝气与令人尊敬的城市，当然他不知道为了达到这种昂然的革命精神，共产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在1943年8月的日记中，费正清写道：“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在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
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1945年8月28日再次相见时，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信心。这也是一次他们内心深处谁也不相信的会晤。
两位领导人在外观上的不和谐感正像中国面临的深刻分裂一样。多年以来，蒋介石就以整洁、严肃著称，他的制服笔挺合身，上面配满了勋章，冠冕堂皇的打扮似乎总怕别人忘记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而《大公报》则如是报道毛泽东来重庆时的外表：“灰色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孙中山与蒋介石（8）
但是，很多当时的旁观者却认为在为期5周的会谈中，农民领袖毛泽东比大资产阶级代表“蒋委员长”更从容。
钟情孤独思考更甚于社交活动的毛泽东除了参与会谈，还穿梭于各种酒会与招待会之间，会见各界人士与外交官，他还发表了一首格局开阔、雄心勃勃的《沁园春·雪》，毛向更多的中国人呈现他知识分子而非革命领袖的一面。在最终达成、必将被破坏的和平协议上，毛泽东的签字一挥而就，而蒋的签名就像他的名字与姿态一样中规中矩，拘谨不已。即使有美国方面的保证，重庆和谈仍充满了鸿门宴的味道，项庄舞剑使刘邦虚惊一场，而毛泽东的一个助手则在一次意外中被打死。
历史的很多重要时刻，敌人的失败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速度超越了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想像。虽然蒋介石也不失为具有独特能力的人物，但不幸的是，他遭遇了一位比他更为强大的对手。
并非偶然的失败
蒋的失败并非偶然，1945年和谈上的自信与一年后还都南京的盛大庆典都掩饰不住真实现状的脆弱。在1943年2月的笔记上，在成都旅行的费正清写道：“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农民和乡绅都是旧中国的产物，新中国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由极少数维持着现代社会运转的人组成。”费正清发现，中国现代化的一面相当脆弱，不但现代工业脆弱，更缺乏现代国家所必备的行政机构。他说四川省省长尽管地位显赫，却不比上美国艾奥瓦州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他没有像样的秘书处，也缺乏任何信息流通与监督机制，总之他的管理全部依靠个人的力量。
将近40年后，一生颠沛流离的黄仁宇呼应了费正清的观察。他用后半生来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他不否认蒋介石与国民党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把个人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一股历史潮流。他承认蒋本人并非能力非凡，更非如国民党宣传机关所颂扬的“伟大名将”形象，他甚至缺乏基本的个人魅力。在1939年，年轻的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结果却让19岁充满幻想的黄仁宇极其失望，被标榜为“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像力”的蒋介石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黄仁宇后来说：“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在黄看来，蒋介石甚至不具备成为*者的能力，因为他从未完全掌控全局。
费正清说*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而在黄仁宇眼中，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不过，对于更广大的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当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共产党，但对国民党政府的阴暗面却看得一清二楚。1947年，储安平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提及了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
1936年那个给人以信心的国民政府到了1948年已令人唾弃。抗战胜利所授予的合法性持续不了多久，即使在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就发明了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8年的战争几乎拖垮了国民党政府，仅以经济为例，官方货币法币至少贬值了2 000倍。蒋介石根本没有把握住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以为只要拥有了足够的国际援助与武器装备，他就可能获得成功。
孙中山与蒋介石（9）
没人比陈布雷的个人结局更能映衬出南京政权的迅速衰变过程。自1927年以来，陈布雷开始追随蒋介石，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其最得力的首席秘书、幕僚长。报人出身的陈布雷为蒋起草了大部分讲演稿，与陶希圣并称为国民党最重要的文宣大将，有“文胆”之称。但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最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这位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士人风范的人士写道：“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