砭匆狻!苯槭担骸拔胰衔毡径灾泄髡降恼嬲馔际牵�
(一)在对苏关系上的安全保障。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依赖的确保。
这两项意思,原则上予以承认。
第一项更进一步分类如下:
1。东北四省。
2。内蒙。
3。河北、察哈尔。
1及2可以留待他日协商,3则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之确立及行政完整,日本须尊重。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164
尽管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事的真实性,也没有理由和证据来否认它,但是从实际内容看,是与蒋介石庐山谈话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贯通的。它说明蒋介石既不放弃和平谈判,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又不从其原则立场后退一步。
4月27日,西义显回到东京,打算向参谋本部报告高宗武所提交的中日“和平”方案,但是,由于徐州战役的进行,形势的变化,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西义显说:“我倾尽自己全部热情的报告和劝说,连关键人物影佐祯昭都打动不了,更何况对参谋本部当局,我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他说,他在参谋次长室召开的会议上,拼尽全力的讲演,但出席会议的人都一言不发。165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且使战局日益扩大之后,引起日本内部一派人士的忧虑,害怕日本陷入长期对华战争的泥淖,因此极力想恢复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使战争适可而止。西义显所进行的对华“和平工作”,代表了这一派人的主张。当然,这两派人之间,在主张上并未根本性的差别,在灭亡和奴役中国这一根本点上,他们是主张一致的。他们的差别仅仅在实现日本侵华亡华的手段与方法上不同而已,一派主张以武力征服,一派主张以政治的手段,使中国屈服于日本,接受日本的各项要求。
由于日本参谋本部对西义显的主张不加理睬,所以他在东京的活动毫无结果。5月17日,即徐州会战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之际,西义显由日本返回香港,向高宗武报告了毫无结果的东京之行。高宗武便立即致信汉口的周佛海,报告一切。
高宗武的此次香港之行,周佛海曾与之进行过周密的策划和详细的安排,因而也寄予了巨大期望。因此,他也一直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与日方交涉的结果。5月20日,当他接到高宗武的来信获知“所事渺茫”时,说:“闻之,不无焦灼失望耳。”166
从拥蒋到反蒋(1)
1938年4月至5月,继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与南北夹击的日本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结果,中国军队不守,于5月中旬相继西撤。5月20日,徐州陷于敌手。徐州的陷落,使日军实现了打通津浦铁路这一南北重要交通线的战略目标。接着,日军沿陇海路西犯,其目标是在夺取中原战略要地郑州之后,一方面沿平汉铁路南攻武汉,一方面沿陇海路继续西犯,夺取潼关进攻西安。以此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便迅速结束战事。
但是,徐州会战的失利,并未使中国军队丧失战斗意志,在日军西犯时,仍继续节节抗击敌寇。6月7日,为阻挡强敌,国民党当局掘开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黄水漫漫,水流之处,土地淹没,房倒屋塌,淹死者无数,千百万民众流离失所。但是,黄河之水,也使日军无法前进,不得不放弃攻占郑州的计划,而改以沿长江西犯。
徐州会战的失利以及最后的失守,这是在战争初期处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局面。它也丝毫表示不了中国的失败。但周佛海却不做如是想。5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参加国防会议。外交、军事消息均不佳,尤以军事情形紧急,南京失陷前心理又复恢复矣。”在10日的日记中写道:“与(范)绍陔谈徐州情形。至为焦灼。闻徐州四面被围,数十万大军退路已断,恐上海退却之情势又将重演,而武汉且生动摇矣!”167特别是由于日军的西犯,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准备保卫武汉,同时为防备不敌于敌,从6月7日起,下令在武汉的各机关分批撤离,而其宣传部也要一部撤离,一部留守。形势的如此发展,使他对前途“悲观之至”,168因而更促使他急于与日本谈判“和平”。
5月20日,周佛海收到高宗武的来信后,即于22日复信高宗武,“谈大局前途”。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他在信中对“大局前途”是如何估计的,但除了“悲观”“失败”之外,是不会有何种信心表示的。高宗武接周信后,于5月30日中午飞抵汉口,立即往见周佛海。下午1时半,周佛海偕高宗武到其宣传部,“谈中日关系前途两小时”。169
高宗武此次到汉口,只停留了短短的几天,对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武汉了。他于5月30日中午到武汉,6月6日上午便“奉命”飞往香港。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周佛海几乎是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他们是如何商讨的?又作了何种决定?周佛海在日记中没有留下记录,也没有留下其他文字,因而难于确切说明。但是,我们从日记的字里行间,以及他们的活动中,仍可窥其一二。
6月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晚,武来见,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170这段日记说明高宗武飞往香港,负有特殊使命,而且这个使命并非周佛海所授予;同时,这个“命令”非同一般,因为如果实现,决定了今后他们“再会何处”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另有所图。
高宗武抵香港,并执行所负使命之后,梅思平则于6月23日由香港飞抵汉口。当即,周佛海便请陶希圣来寓,一起“商中日外交问题”,并谈“中日外交趋势”。24日,又一次商谈。25日,梅思平往见汪精卫,回来后,与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1717月1日,梅思平离汉口飞往香港。周佛海前往送行,临别时感慨万分,再次表示:“此别不知后会何时何地,珍重而别。”172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从拥蒋到反蒋(2)
上述记载已明白说明,高宗武已经赴日,其任务是进行中日外交谈判。事实也确实如此。
高宗武是在6月22日晚,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外交部专员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前往东京的。据周隆庠的回忆,经过情形大致如下:
高宗武与我从香港乘坐日本轮船到东京去时,先是晚上九十点钟光景,坐出租汽车,到了日本总领事馆,再换乘领事馆的汽车,由领事馆派人护送我们登上轮船,并秘密指示轮船负责人妥善照料我们,作了保守机密的特殊布置。伊藤芳男则等候在长崎港外,秘密接我们上岸,乘汽车取道云仙,转乘火车,由伊藤一路护送我们到了东京。173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即是西义显等人的提议,也是周佛海的怂恿,并得到汪精卫的支持。
由于徐州会战的进行,西义显的“和平”提议,未能得到日本参谋本部的支持和响应,但他并不死心。他在返抵香港后,极力鼓动高宗武去东京,直接与日本当局交涉。他对高宗武说:“如果您能决心飞往东京,把上次对我说的条件亲口向日本当局建议的话……与影佐直接取得联系,这一事情本身就可以使影佐一派为结束战争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这是确实无疑。既使只是使日本内部确立实现和平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你也应去日本,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欢迎你到日本的。”174
高宗武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且得到了周佛海的极力支持和汪精卫的同意。关于此事,周佛海曾说:
我在高宗武再度上香港之前(后),对他说过:“你还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直接跟他们联络吧。”我说了这话时,高宗武便露示有所考虑的样子,心中正是想着到底要上日本去,是不是应对蒋介石报告才好呢?还是不必呢?因为若在事前报告他,则一定要被其阻挡的,于是我便对他说:“你还是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报告给他知道吧。对蒋介石的报告一事,我可以负责任了。”再三地对他鼓舞的结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决心,决定上日本去了,而且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打电报来托我:“请对蒋介石禀告,并请代为设法。”
因此,我便把此事传达给陈布雷,再传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便说出“太荒唐了!”他只说了这句话而已,再无说过别句话。175
从周佛海的供述中,我们可以得知,高宗武赴日本之事,蒋介石事前是不知道的,而且也是不赞成的。那么,授予他命令者,只有汪精卫了。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党副总裁,同时被任命为将要成立的国民参政会议长,是国民党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其主要任务仍然为处理政务。
汪之所以要高宗武秘密去日本,是事出有因。原来,早在3月间,日本通过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就已经开始了对汪精卫的工作,即要汪出面成立政府,代替蒋介石与日本谈判和平。此后,意大利大使还明确向汪精卫提出三点希望:“(一)汪亲自秘密去日本;(二)如果不能去日本,就给近卫公写信;(三)中国乘机表示决心参加防共协定(使中日交涉容易进行)。”176
汪精卫深感战局的不利,对此提议是非常赞成的,但他又无法满足日本的要求。为此,曾派其亲信人物,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答复意大利大使说:“(一)汪秘密去日本不可能,难于实现;(二)现在从苏联那里接受飞机和其他军事援助,在现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参加防共协定;(三)如果能得到意大利国的秘密保证,汪可以写一封长信给近卫公;(四)在起草给近卫公的信时,希望能在意大利方面的斡旋下,知道日本方面的大致条件;(五)在发送此信的同时,也准备通告英国大使。”177
从拥蒋到反蒋(3)
所谓“近卫公”者,亦即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高宗武赴东京,实际是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交涉。
1940年3月30日,周佛海回忆当年的情况时曾说:“忆前年4月与(梅)思平谈收拾时局办法,余谓必需三民宅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件。”查1938年4月,梅思平一直在香港主编《国际问题》,直至6月23日才飞往汉口。在4—6月间,只有高宗武前后两次往返香港、汉口之间。如果周的回忆仅仅是把时间记错了的话,他既然可以与梅思平商讨实现“和平”,收拾中日时局的办法与条件,那他当然也同样可以与高宗武商谈,而此事也一定与汪精卫商量过。不然,为什么梅思平会与汪精卫共同推测高宗武赴日之结果呢?
从周佛海所说收拾时局的四条件看,与日本所要求的以汪代蒋的条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日本是要国民政府更换人事,改变联共抗日政策,停止抗日,共同*。后来,汪精卫也正是根据这种基本要求,与日本实现“和平”,只不过是秘密出逃,另立反蒋*的傀儡伪国民政府罢了。
高宗武到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