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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的进程经常出人意料。17世纪的法国人相信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促进社会进步，他们不会相信那个由斤斤计较的小店主构成的英国日后会领导世界；19世纪的英国人也不会相信，那个粗俗不堪的美国，日后会成为世界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即使到了1960年代，日本的产品还是廉价与质量差的代名词，人们不会想到它将创造新的消费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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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方式（2）
中国必然在这一序列中吗？她的发展将为世界历史带来某种全新的启示吗？一部叫《大国崛起》的专题片正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人们想知道中国有何种经验可以借鉴。因为很有可能，中国正处于某种历史的十字路口，她像一个蒙着眼的巨人一样，匆匆地赶了几十年的路，它取得的成就可能既伟大，也充满了致命缺陷，一些时候，她比人们想像的更智慧，但在另一些时刻，她可能迷茫得连自己也不相信。
古装武侠连续剧（1）
由于霜，由于火焰，它比过去更倨傲，
更自大，更可憎，更空虚——看上去倒更年轻。
——曼德尔施塔姆
我知道这想法实在有点荒唐，但是成排的宫女们在屏幕里站起来穿衣服时，我的确想起了中国沿海那些纺织工厂里的女工宿舍。后者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代表的形象，一如张艺谋是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代言人。2006年12月20日下午，像很多观众一样，我不可避免地带着浓重的偏见去看张艺谋的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真是奇特的一幕，自从5年前的《英雄》放映以来，中国脾气暴躁的观众似乎与最具声名的导演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人们一边在媒体上、网络上毫无节制地谩骂，一边又蜂拥至电影院里，为它增加新的票房价值。陈凯歌的《无极》是这场闹剧的高峰，在北京最贵的电影院里，你甚至很难买到当天的票，大多数人不是想去欣赏一部电影，而只是想知道它到底有多么糟糕，好为明天的办公室增加新的谈资。这种情绪甚至催生出一位辉煌的15分钟名人——一位叫胡戈的年轻人，依据这部电影的素材重新剪辑出的无厘头短片，旋即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人物。对于胡戈的热烈反应，是公众的不满情绪的反映——你拥有了最著名的导演，亚洲最闪亮的明星，最好的技术手段，垄断了几个星期内的放映时间，但最终所进行的却是毫无意义的言说。对于失败，你还表现得如此不诚实，坚持称这是一部“杰出的电影”。
我知道，一旦电影创造变成了电影工业，昂贵的愚蠢总是不可避免的。在《角斗士》之后，那种以古希腊或是古罗马为背景的无聊打斗片，占据了好莱坞的电影屏幕好几年。在香港，黄飞鸿的故事、黑社会的兄弟情，被翻来覆去地诠释。
已经持续五年的古装武侠电影则是由《卧虎藏龙》开始。我至今仍记得李安的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惊喜——昔日中国人的飘逸、精致、侠气和内心原则。对于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代中国人来说，那个由竹林、湖水、内心节制构成的中国，充满了陌生与惊喜，这个中国或许可以在台湾与一部分海外中国人身上发现。
《卧虎藏龙》的意外成功，使中国最著名的导演都加入了武侠电影的行列，但在这些追随者中，古老中国的意境却没有了。电影的画面回到了秦始皇年代，回到了五代十国，或干脆是一个臆想的年代，而情节则在厌倦了民间传说之后，直接从莎士比亚的剧本里生搬硬套。所以一个现象出现了，这些电影一心要创造一个古代中国，但导演、演员们，却不关心古代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说话、如何行走，他们的欢乐与忧伤，他们的恐惧与喜悦，他们为何能够“对酒当歌”、“士为知己者死”……
当这些灵魂与内心难以把握时，在技术上的精益求精和场面上的浩大则成了最后的依赖，朴素与典雅，演变成故作玄虚和炫耀。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这些电影就像是一部又一部的连续剧，看不出太多的区别。我想起了10月初在马尼拉的文华酒店的小插曲，在电梯的入口处，我看到了无孪的面具和铁衣人的盔甲，电影《夜宴》在马尼拉之行好像刚刚结束。第二天早晨的《菲律宾星报》上，我看到了对于关于这场活动的报道，其中一句提到，《夜宴》的导演正是李安，他之前的作品是《卧虎藏龙》……
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奇怪，拍摄了《十面埋伏》的张艺谋、《无极》的陈凯歌，是否就是当初的《红高粱》与《黄土地》的导演。我记得他们在80年代给予中国和世界带来的震惊。我翻出了陈凯歌在1985年描绘张艺谋的文章《秦国人》，其中的洞察力和两人的情谊，至今读起来依然动人。他们所创造的情境和人物形象，既令人耳目一新，也长久遭人病诟。
他们曾经所呈现的中国，是一个漫长的文明最衰落的时刻，尽管它其中仍闪现着零星的人性的抗争与光辉，但是历史惯性与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吞噬却是致命的。80年代的中国，既是一个充满朝气、又是一个充满了深刻怀疑的时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深感不安，人们觉得自己与历史和外部世界都失去了联系，急切寻找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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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装武侠连续剧（2）
中国在过去20年的轨迹像是过山车轨道一样起伏剧烈。80年代的追寻与自我怀疑，经过了90年代埋头于发财致富后，在新世纪开始时突然被一种新的自信与自满所取代，我不得不说，这其中充满了暴发户式的心理痕迹。80年代的中国，因为她刚刚开放，因为她的意识形态，引起世界的好奇心，而现在她则是因为市场规模、经济增长和未来潜力。
一部又一部的制作费用惊人的古装武侠电影，看起来就像是今日中国的某一面的展现。在制作上，它是物质与技术上的积累，而非创造力的真正展现；在对外宣称上，它是排山倒海式的煽情；在市场策略上，它采取的是赤裸裸的垄断……
坐在五道口电影院时，我对即将开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毫无期待，像往常一样，互联网世界已流传了各种版本的刻薄评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期待看到的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它和《满城尽带黄金甲》都选择了在12月14日公映。但是，当我17日回到北京时，前者已在各大电影院销声匿迹。即使在放映日内，它也将时间安排到早晨9点30分，或是下午。而在主要的电影院里，后者则是每半小时就会有一场，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午夜。
电影没有想像的那么糟糕。事实上，我相信，它的最后十几分钟相当精彩。在一场金甲与银甲、面目不清的厮杀过后，意外的高潮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士兵涌到广场中，拖走了成千上万的尸体，清水迅速冲洗了血迹，绽放的菊花取代了刚刚被践踏的那些尸体，色彩鲜亮的地毯被一卷卷展开，皇帝重新回到舞台中央，气定神闲，士兵列队，面上的表情勇敢又效忠，早已准备好的乐师开始有关忠孝礼义信的合唱……在一层又一层的背叛与阴谋暂告一段之后，一杯毒药泼在了圆平台上的方桌子的中心。
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度诠释了电影，在一瞬间，我甚至觉得张艺谋是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秘密的，至少他无意中做到了这一点。新的一层掩盖住旧的一层，人们总是站在血迹与尸体上歌唱，没人会记住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短暂的质疑，似乎迅速淹没在对场面与色彩的铺陈与玩味之中了，消失在公众的嘲笑与解构中了，它平庸的剧情与彻底缺乏的历史常识，也使得这种追问显得概念化与空洞。
在这场消费狂欢里，如果你想看到真正动人的电影，比如《三峡好人》，你依然只能去买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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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秘密的崛起（1）
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2004年的7月，吴晓波和哈佛商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进行了一场座谈会，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当时36岁的吴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题材作家，有一张和实际阅历不相匹配的年轻的脸。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他成为了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一名记者。那时，他心怀伟大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式的理想，“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像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他也期待有一天获得像李普曼式的荣光。
“美国世纪”的到来塑造了李普曼的思维与写作，他一生向几代美国读者解释，你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你必须做好心理与头脑上的调整。而吴晓波的记者生涯，则遭遇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开放与兴起的过程。一个超过10亿人的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铁板一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变成了一个“10亿人民9亿商”的国家。那些支配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企业成批地轰然倒塌，工人阶级昔日的荣光被下岗的命运所取代，长期被拒绝的外国势力与资本家们成群结队地涌来，重拾他们的先辈100年前对“4亿人市场”的浪漫憧憬……《经济学人》在1990年代初的判断令所有的新闻记者怦然心动——中国是19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
从温州的那些打火机厂，到哈尔滨被愤怒的工人逼到墙脚的国营工厂厂长，从落魄的投机倒把分子，到今日中国的企业英雄，吴晓波兴致勃勃地行走、观察、交谈、思考、想像。在2001年风行一时的《大败局》中，他将目光放在了那些叱咤一时的中国商业明星，他们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在迅速获得成功之后，更为迅速地溃败。
在2004年夏天的那场主题是“中国公司”的讨论开始时，新一轮中国热正处于它的顶峰。它开始于2002年前后，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9·11”促使中国吸引了世界最大量的投资，所有关于中国的想像再次在西方媒体上蔓延。但是像一些最为清醒的观察者一样，吴晓波正为一个命题而困扰，早在1978年开始的那场变革之旅的将近30年后，一个越来越显著的事实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明星，但中国的商业组织似乎表现平平。进入全球五百强的中国大型企业大多是行政命令拼凑的产物，有时候，它们就像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和装备，却无法应对真正的挑战。那些令人尊敬的民营公司，要么满足于在国内的领先地位，要么在海外遭遇了一连串的挫败。中国在市场规模上更易引人遐想，但实际的冲击可能却并非如人们描绘的那样大，我们让中国制造涌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却几乎从未为世界创造出充满想像力的新产品，或是为商业潮流指引了新方向。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一群前仆后继的倒在沙滩上的夭折者构成的，在短期内我们看到了沙滩上的勃勃生机，却只有极少人成为最后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