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五年，我也算是见过了不少给商业、政治世界乃至人类历史开药方的“巫师”了，最近两次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前者刚刚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重大发现“世界是平的”之后，最近又出版了新书，认定“环保力量正在成为决定全球历史的新力量”；后者则在上海静安寺公园里对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上全世界最好的，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
约翰·奈斯比特算是“巫医”的前辈。他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与阿尔文·托夫勒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和1973年的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未来学的奠基之作。当然，他们三者完全不同，贝尔是真正的知识上的巨人，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洞见从属于那个更古老的欧洲传统；托夫勒没那么深刻，他对变化的敏感却弥补了这一点；至于奈斯比特，他则更接近于公众的趣味，他知道如何将杂乱无章的信息拼接在一起，然后用动情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讲出来，然后再创造一些朗朗上口的新词汇，人们喜欢听他的演讲更甚于他的著作，因为它传递的不是思想而是概念，他不求让你真的可以展开独立思考，而是让你有着“原来如此”的顿悟的快感。人们很难成为丹尼尔·贝尔的追随者，却可以轻易加入约翰·奈斯比特拥趸的行列，前者进行的是高密度的智力探索，后者提供的则是令人舒畅的心理按摩，他总是把世界描绘得更乐观，更充满希望。
我是带着偏见来见约翰·奈斯比特的。我刚刚翻阅过的他新著《定见》（Mindset）的中文版，除去再次肯定一些早已流行多年、似是而非的口号，他对于欧洲、中国、文化变迁的分析简直就是陈词滥调。但他的确曾经代表过一个时代的知识风尚，我记得父亲书柜里摆放的那本印刷粗糙的《大趋势》，80年代时，它像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那样影响巨大，它们都是被封闭多年的中国人对信息与思想渴求的象征。
我想问问他对于正在变化世界的忧虑，但他的反问却为谈话定下了基调，他要谈是机会与希望，而不是挑战和没头脑的吓人预言。我们谈到了全球变暖，他提醒我去读一读1975年的畅销书《全球性变冷：又一个冰川的来年？我们能够渡过这一关吗？》；我们谈到了“9·11”之后的全球恐怖主义，他却说显然这被夸大了，现在比冷战时期安全得多……
我们的话题自然回到了中国，我们坐在的中国大饭店曾经是北京现代化的象征，而现在窗外正在大兴的土木则让它黯然失色。他做出了这个比喻：“生活在鱼缸里的鱼可能并不知道鱼缸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旁观者可能知道整体感，却又没有生活在其中的真实感受。”对于一个1972年来到中国、放眼望去都是“破旧的房屋：看着晾在窗外的灰色衣服和满街的中山装”的旁观者来说，过去30多年的变化的确触目惊心，除去欢呼奇迹，还能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奈斯比特的鱼缸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做出的另一个比喻，中国的发展就像是一块奶酪：从远处看无比诱人，但如果走近了则到处都看到了窟窿。
一个乐观主义者（2）
是我生活在鱼缸中或是奶酪的洞中太久了，以至于我感受到的都是巨大社会转型所给个人生活所带来的不适，我可能习惯性低估了业已获取的成就，认定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也低估了历史的意外性，用静态的眼光想未来，却忘了中国社会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谁也不知道下一块石头在哪里——它的突然出现可能打破眼前的模式。而且生活在这样一种经常被我描绘成“扭曲”社会的人们，也仍在继续着他们的生活，就像我前面引用的威尔·杜兰特的话：“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创作雕塑。”
我想起了约翰·奈斯比特1967年前往越南采访的经历：他不想去报道战争的悲剧，却想知道战争中孩子们在做什么，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是新的可能性。我承认，我或许并不欣赏约翰·奈斯比特的智力成就，但是他总是试图传递的乐观情绪却一直是推动我们世界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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