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事的眼中，他是短暂的明星。在年轻、才华横溢的中国导演贾樟柯1997年的电影《小武》中，他饰演一位药铺老板。那部在所有人眼中“完全不像电影的电影”，成为过去20年中国最令人难忘的影像记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记录之一。
在《小武》及接下来的《站台》、《任逍遥》中，贾樟柯将镜头对准了他度过青春岁月的汾阳县城及距它不远的大同市。这是一个与人们热烈谈论的“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同的世界。小城的青年似乎被甩出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社会变化的速度将他们的内心转变远远抛离在身后，他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内心慌乱不堪。中国压缩式的现代化在他们身上表露无疑。似乎昨天他们仍浸泡在毛泽东思想与计划经济的思想中，迷恋《林海雪原》与《三国演义》的英雄传奇，准备成为一个国营工厂工人；今天就要会在卡拉OK厅里唱张学友，义无反顾地在商业化浪潮中分得一杯羹。
《小武》在1997年的冬天在汾阳的西关集贸市场开拍时，这座超过2000年历史的古城正进入它第一轮的拆城高潮。人们准备进入新时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迹都在扫清。古城墙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筑则被一点点铲平。在安群雁的记忆里，此刻，汾阳的国营企业大多已经倒闭，人们拆除了旧世界，却不知道新世界在哪里。
9年之后，汾阳仍在修建道路与新的楼房，但是在商业区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市镇，而是一个充满仿制品与过份喧闹的破落小镇，拥有中国所有小镇千篇一律的形式。
安群雁谈起，炼制焦炭已是城市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过去的5年中，全国普遍的能源紧缺给整个山西带来崭新的机会，煤炭的价格突然上涨了好几倍，那是中国经济车轮的高消耗能源的结果。“每一篮子拉出来的不是煤而是人民币”，他感慨地说。紧邻汾阳的介休是一个更主要的产煤区，那里的污染更为严重。一位本地人说：“开车进去时你是欧洲人，出来时你就是非洲人了。”那些曾经不显眼的小城，突然涌现出大量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与亿万富翁。在好几年中，山西有点像是发现了金矿的19世纪5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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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
像很多小城一样，汾阳总是被这种突然到来的潮流所裹挟，有些时候是幸运的，但更多时候它则是迷惘的。墙上的“文革”标语还未消退，淘金热潮就已到来。历史早已贬值，没人关心唐代的大将军郭子仪正是汾阳人，而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前来这里寻找过古建筑。人们总是想抓住什么，汾阳曾经拥有比平遥更完整的古建筑群，但是汾阳人更积极响应了那股席卷中国的拆迁潮流，如今，它只能羡慕地看着平遥作为古镇的风光。
在入城前的转盘上，我们看到了遥指杏花村的牧童的雕塑，它平庸、肮脏，缺乏杜牧诗中的伤感与飘逸。杏花酒厂是这座小城的骄傲和最重要最稳定的财政来源，被唐代人杜牧盛赞的汾酒也是1919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产品。酒厂远离城市，它可能是这座城市惟一经受住了变迁考验的元素。
从北京向西坐上1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太原，再坐2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汾阳就到了，那是另一个版本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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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如何记忆（1）
1976年，张庆洲17岁，一张瘦长的脸总流露着阴郁，那时候，他是个文学青年，把法国作家萨勒日的《瘸腿魔鬼》前前后后读了好几遍，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魔鬼的能力，揭开城市的房顶，洞悉人世的秘密。在天津铁路局的唐山段，他因发表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上的小小说而出名。之前，他还在著名的开滦煤矿工作过半年，他们一家是1974年从天津塘沽搬到这里的，住在路北区。
7月27日傍晚，张庆洲前往天津，参加天津铁路局内的通讯写作研讨会。在站台上，他碰到了刚刚从天津回来的大姐。火车开动时，风吹起了姐姐额前的短发，这真是个炎热的日子，如果不是火车开动，车站上一丝风也没有。天津比唐山繁华得多，在天津百货大楼，张庆洲陪着年长的同事马庆奎为他的两个女儿买花布，单位里人人都知道这两个女儿的模样俊俏。
7月28日凌晨，张庆洲被一阵地震的惊呼声惊醒，他光着脚从招待所的四楼跑出去，加入楼下逃离的人群，四层高的楼房的中间已裂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第二天的会议开不成了，张庆洲多少为这次行程而懊悔——偏偏就赶上了天津的地震。在天津的铁路局，他们被告知震中可能在塘沽，要去那里抢险。在前往塘沽的路上，他看到了越来越多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的尸体和逃难的人。但是，在抵达了塘沽之后，他们又被告知震中是唐山。铁路与公路交通业已中断，张庆洲他们只能靠双腿走回去。
“我突然发现一眼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了”，张庆洲清晰地记得7月29日下午回到唐山时的第一印象，“所有熟悉的景象都消失了，甚至找不到原来的路。”原来宽阔的马路变得狭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盖着白布的尸体，而原来的小路，则干脆被瓦砾、尸体所吞没。濛濛细雨洒在地面上，将血水冲得到处都是。回到路北区的家里，张庆洲看到妈妈坐在楼房的废墟上发愣，妈妈后来对他说，地震发生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小儿子逃出去了。”前天还在火车站挥手告别的大姐以及二姐的5岁的女儿都遇难了。马庆奎买的花布也毫无用处，他的两个女儿都未能躲过灾难。
2006年7月18日的上午，在唐山市裕兴路的一间装修简单、有点破旧的单元房里，张庆洲给我讲述了他的个人往事。30年过去了，当初17岁的少年已历经沧桑，烟不离手。最初的文学梦想也实现了，他成了河北作家协会的会员，那场地震则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想知道那场灾难是否真的像灾难报道描绘的那样简单，一场巨大的灾难如何重塑了一个城市的心理，我们又从中学到了什么……比起1996年出版的小说《震城》，他在2006年1月出版的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更具有冲击力。
经过7年不懈的调查，张庆洲吃惊地发现，那场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的唐山地震，在发生前早已被不同地震监测者预报出来，从开滦马家沟矿的工程师马希融，唐山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寰，乐亭红卫中学的观测点，到国家地震局的科学家汪成民，关于唐山即将发生大地震的预测在7月28日之前，一直不断被确认着，直到地震发生前的9个小时，马希融还在向上级单位作出强震临震的预报……
所有的警告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都被漠视了，而没有来自上级的批准，任何行动又都是被禁止的，以至于为了召开一次一拖再拖的震情讨论会，汪成民不得不在7月22日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国家地震局局长办公室的门上……
这本书是一次至关重要却跚跚来迟的追问。地震的痕迹在这座城市已消失殆尽。7月18日下午，我在河北理工学院里游荡，那座1978年7月建成、还未投入使用就被摧毁的图书馆的混凝土残骸，看着它躺在丛生的青草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正是暑假时刻，落着小雨的校园空旷、安静，远处突然传来隐隐的歌声，似乎是《一条大河》的曲调。在学校大礼堂的走廊里，我看到了一群两腮上涂着红粉的年轻人，他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准备，因为###门的领导将来学校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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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如何记忆（2）
除去这座图书馆，我找不到昔日的景象。这座城市看起来的确是崭新的，比起大部分中型城市，它的道路更宽阔、平坦，道路两边的隔离护栏是崭新的，路灯柱是不锈钢的，灯光明亮，不过出租车司机会告诉你，一切并不是这样，他提醒我看新华路两旁的楼房，它们的楼顶上的那个小尖顶的阁楼是新加上的，还刷成了粉红色，看上去像是欧洲小镇里的一角。不过，不临街的楼房仍旧是老样子，灰色的楼身，平平的楼顶。城市里已四处悬挂了“迎接抗震三十周年”的横幅，粉刷着“弘扬抗震精神，更快更好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标语，天知道这三句口号之间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现在30周年了，唐山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树立一座新唐山的形象，30年里，他们又盖了多少楼房，GDP增加了多少。市中心的百货大楼被重新装修，它长方形盒子般的建筑形状，配以表面新型材料和方格子窗口，看起来像是一座欧洲30年代包豪斯建筑突然间移植到了此地，但是如果你穿到大楼背面，你熟悉的粉红色磁砖就又出现了。百货大楼对面的广场上是唐山地震纪念碑，两座尖塔式的建筑矗立在那里，有一种冷漠的姿态感，刻在下面的碑文，看起来和那24万死者没有太多关系，它更像是一次对政府和解放军在灾难面前又一次强有力和表现的颂扬。而一旁的地震纪念馆则关闭了，我绕着它走了一圈，紧缩的房门上连个说明的提示都没有，一位装修工人说，为了迎接30年纪念，去年12月底就关闭了，重新装修。一位参观者发现，馆内4/5的陈列是新唐山的物质成就，只有1/5与当时的地震情况相关，而基本被动物在震前的异常反应占据了，真实的遇难者反而缺席了。
“这里不是‘9·11’后的纽约，也不是耶路撒冷”，在谈到唐山的纪念形式时，张庆洲说，他觉得自己的《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像是这股“纪念抗震三十年”庆典中的不和谐音。这本书的命运坎坎坷坷，2000年初稿写完后，没有出版社能够出版它，它必须通过国家地震局的审稿部门，到2004年时，张庆洲几乎放弃了出版的打算，将精力投入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审查机关对于虚构作品似乎没那么严格。接下来，有人告诉他，国家地震局更换了局长，他试着再次寄出书样，出乎他意料的是，新任局长宋瑞祥不仅表示支持，还作序推荐。书的命运多少像是青龙县在那场地震中的命运，距离唐山不过115公里青龙县的47万人在那场劫难中无一人伤亡，仅仅是因为该县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及时地将地震预测带给了县委，而县委书记冉广歧宁愿丢掉官职，也要把震情预测传递给每一户。即使如此，这本书在首版印刷了2万册销售之后，它的出版社已被要求不再印刷。一位叫王晓清的年轻导演以这本书为脚本拍摄《唐山地震三十年祭》纪录片，还是未能播出。
7月18日的夜晚，我在唐山最受欢迎的夜生活场所亨利酒吧里，听那些脸上表情酷酷的歌手唱着欧美流行金曲，年轻一代已经成长，他们还会记得那场灾难吗？每一个唐山人都有一个自己版本的地震故事，但这些故事越来越停留在他们的个人回忆里，一直到今天，它们仍未以某种集中、公开的形式汇集到一起，那该是多么令人动容的历史啊！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追问，迄今为止关于这场灾难只有两本值得注意的著作，钱钢在1986年出版的精彩作品《唐山大地震》，更多的是对灾情的描述，而至于它发生的更复杂的过程，一直到张庆洲的作品，才被揭露出来。但是，关于这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