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她的身体和情绪都比较好。我得到了医院护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轮椅推到华东医院的花园，照了几张彩色照，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成了我最珍贵的纪念品。我返回北京前，曾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还问我：
“你写的书出来没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这本写她经历的小册子。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实回答：“没有。”
贺自珍沉默了。她显然在想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
我同贺自珍一样，希望这部书能早日出版。但是，我不愿意为了能出版，而对书稿作重大的修改。贺自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女战士，如果不是她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曾经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生活了十年——她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要写贺自珍，就不能离开她的家庭，离开毛泽东和他对贺自珍的影响。我始终认为，贺自珍是位杰出的女性，也是个普通的人，正如同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领袖，同时也是个普通的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和喜怒哀乐。他们有很多优点和过人之处，同时也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他们是在革命的实践中，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不断地丰富了自己的认识，从而提高了革命才能的。他们从来不是神，也不应该把他们写成神。只有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如实地反映他们的战斗历程，既不歪曲，也不美化，才能写好这部革命前辈的传记。也正因为抱着这个态度，书稿中有的地方牵涉到我们十分崇敬的周恩来、朱德、陈毅以及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某些错误，我没有回避，如实地记录下来了。
采访贺自珍（3）
这就是我和贺自珍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和所谈到的问题。
贺自珍想出版这本书的愿望，生前没能够实现，我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不是我的力量能够加以改变的。
1984年4月25日零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赶忙起床去接电话。
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我是北京市电报局，我们刚收到一份打给你的电报，电报是打到北京出版社的。我们想，这时把电报送到单位，你肯定不在，所以用电话通知你了。”
“真是太谢谢了。电报是哪儿打来的？”
“是从上海发来的一份讣告。我念给你听：‘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自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终年75岁。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应简办丧事的精神，定于4月25日上午lO时，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特此讣告。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1984年4月24日。’全文就是这样。”
“啊！贺自珍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我心乱如麻，我拿着电话听筒，好一阵子只说出这样一句话。
电报局的同志又说话了：
“你要赶到上海去参加告别仪式，恐怕是不行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个电报去，表示你的慰问。”
“真是太谢谢了！”这个建议真是太及时了。
我挂上电话，马上穿衣服，步行来到北京站的电报局。电报局的大门也关了，只留了一个收电报的小窗口。我敲开了窗口，写了这样一份电文：
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惊悉贺自珍同志病逝，谨向她的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请节哀。 王行娟
收电报的是一位姑娘。她看了看电文，抬起眼睛，看着我，问：“贺自珍是你什么人？”
“同志。”
我想了想，只能这样回答。在革命队伍里，不兴讲辈分，如果讲辈分，我应该是她的儿女辈了。在认识贺自珍以后，我有时跟着她的女儿叫她妈妈，有时又跟着她的侄女儿、外甥女儿贺小平、贺海峰叫她姨妈。但我同贺自珍没有亲缘关系，只能称同志。我对贺自珍，的确怀着儿女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当我深入到她的思想深处，我就越加敬重她的为人，同情她的不幸。我常常恨我这支笔，不能充分地表达出贺自珍的思想感情。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常常受到深深的感动的，有的章节，我是按照她的叙述，流着眼泪写出来的。我不知道它是否能同样地打动读者。
贺自珍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广播了。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自珍，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润，双目和嘴角含着笑意。我过去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但可以肯定这是她近年照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才能拍出神情这样愉快的照片。
在贺自珍遗体火化以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送北京。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把它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我在宾馆里见到贺敏学时，贺老仍沉浸在失去最后一个妹妹的哀痛中。从贺老的谈话里，我了解了贺自珍逝世前后的情况。
对于贺自珍的去世，贺自珍的亲朋好友，她多年生活在上海的上海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的许多老战友赶到上海吊唁，各地慰问的电报，似雪片飞来。上海多家报纸，除刊登新华社消息外，有的还登载纪念文章。《上海工人报》还将1979年杨子江同我在《新时期》杂志发表的《女红军战士贺自珍》，加以连载。这些报纸，销售一空。人们悼念她，敬仰她。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早上，一些知情者自动集合在龙华革命公墓的门前，希望能最后一睹这位女红军战士的遗容。
从告别仪式现场所拍摄的照片中看到，贺自珍的神态舒展安详，像是静静地、深深地睡着了。
几天以后，我来到李敏的家。
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李敏就在她家的客厅里，安放了毛泽东的巨幅遗像，并摆上她阖家敬献的花圈。如今，她又在另一个房间，安放上贺自珍的巨幅遗像。这两位老人没能白头偕老，在女儿的心中，他们却是始终在一起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采访贺自珍（4）
李敏告诉我，妈妈去世后，留下了三个箱子，都带回北京了，想让我帮助她整理一下。我答应了。
李敏从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打开，是一串钥匙。她用钥匙打开了皮箱的锁。她指着包钥匙的那块手绢说：
“这就是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手绢。”
我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条米黄色男用真丝手绢，四周有三条窄窄的蓝边，上面没有字。这是用过的旧手绢，但保存得很好。可以想象到，这条手绢到了贺自珍的手里，她是怎样精心地爱护它，共同度过多少日日夜夜。
箱子里有两条西式裙子，一条深蓝色仿毛料的，一条黑色绸质的裙子，又窄又小，腰围顶多有二尺。李敏说：“这是我妈在苏联时穿的。她在苏联的衣物，就剩下这两条裙子了。”可以看出，贺自珍当年是多么纤瘦啊！
三个箱子装的主要是日用衣物。里面还有一沓收支账单和各种发票。
对于一个行政级别相当高的老干部来说，她的遗物是过于菲薄了。贺自珍从来不计较金钱，也不重穿戴。
贺自珍的工资虽然高，但她从不把它看做是自己的私有。只要她看到谁有需要，无论是周围的同志还是同乡，她都慷慨解囊相助，毫不吝啬。住院以后，每逢过节，她都要买礼物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还请他们吃顿饭，感谢他们的辛勤服务。这样，她留给自己的就很少了。
李敏说，按照妈妈一贯的态度，她在住院期间，自己花钱买的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在她去世以后，都捐给公家了。
她的遗物中还有一些政治书籍、照片和书信。
书，都有她翻阅过的痕迹，有的还用红铅笔画上了杠，表示学习的重点。照片大都是五六十年代，在福建、江西等地，贺自珍同亲人们一起拍的。有一张60年代贺自珍游览时拍的单人照片，被放大了。照片上的贺自珍，笑容可掬，但两鬓已经花白。忧愁使人衰老，还在盛年的她，头发却过早地变白了。
书信不多。有好几封是傅连暲写的。傅连暲同贺自珍从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时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贺自珍的一个孩子小毛，就是他接的生。傅在1962年5月写的一封信中，重叙了战友的情谊。他以自己作为例子：几十年前被人认为患了不治之症，由于抱定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活到了七十岁。他在信中鼓励贺自珍，只要乐观积极，一定能够把病治好，再为社会主义做很多事情。
在旧信中，翻出1962年5月21日的，李敏写给贺自珍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知道，解放以后，毛泽东与贺自珍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非常关心贺自珍的身体，曾经为她寻医买药。
在贺自珍的遗物中，还有一沓写过字的台历纸。看来她喜欢把自己想到的、要记录的事情，或是随时的感想，随手记在台历上。而写过字的台历纸，她又喜欢把它收起来。我翻了一下这些台历纸，记的事很杂，谁来谁往、身体状况、吃什么药、当天的国内大事，以及报上公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都有记录。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时，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评法批儒很长的一段话，这段话建议大家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还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某些段落，贺自珍都用钢笔端端正正抄了下来。
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自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欲上青天览（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忧（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她感怀身世、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看了她的遗物，我似乎对她的了解，又深了一层。
本书的主要事实是贺自珍本人提供的。她的叙述难免带有个人主观的色彩，难免有记忆错误之处。特别是，当她的精神由于过度的重负，过度的压抑而罹患了神经症，因而她的叙述某些地方反映了她的猜疑，有一些记述与事实不尽相符。为此，在随后的岁月中，我又拜访了一些曾与贺自珍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老革命家曾志、刘英、蹇先任、彭儒、水静等，听到她们对贺自珍的了解、介绍与评价，她们提供了很多有关贺自珍的珍贵资料。在毛泽东身边长期工作过的汪东兴，他的介绍更具有权威性，他的几次谈话都使我对贺自珍与毛泽东、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担任过1948—1951年毛泽东警卫班班长的武象庭，毛泽东的大秘书叶子龙的夫人蒋英，林伯渠的女儿林利都热情地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材料。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她的丈夫王景清，也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的贺自珍的女儿李敏，她常常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心脏衰弱，整天整夜地同我谈她的母亲贺自珍与她的父亲毛泽东的故事，这些充满了生活情趣的材料，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在采访中，还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