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这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好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是这样的坦率，迎请毛泽东主持前委的工作，是这样的恳切。毛泽东显然被感动了。他诚恳地说：
“我是做政治工作的，要纠正军队中的错误，也只有靠政治工作，靠各级党组织。”他详细谈了自己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一些设想。
两个战友，细细密密地促膝倾谈，从白天谈到深夜。那天晚上，陈毅在苏家坡住下了。
第二天，他们又继续那没有说完的话。贺自珍在屋里进进出出，听他们说的，已经不再是昨天的话题，而是一起研究陈毅带回的中央来信，开始讨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了。
陈毅在苏家坡住了两天。他请毛泽东同他一起回上杭，筹备召开党代会，毛泽东欣然同意了。战友之间分歧的消除，使毛泽东预感到革命形势会发展，他的精神振作起来，病似乎全好了，第二天一早，他与陈毅一起出发，到上杭去了。
贺自珍晚几天才去，等她来到上杭时，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已离开上杭，到了连城的新泉。在那里红四军进行了紧张的新泉整训。
在随后一段时间，毛泽东很忙。他既要为大会准备文件，又要深入部队调查了解情况，倾听战士们的意见。12月的闽西，雪花纷飞，他迎着风雪，奔走于红四军的驻地之间，从一个红军纵队到另一个红军纵队，召开战士座谈会。他还分批会见红军的各级指挥员，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诚恳地同他们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不仅这样，毛泽东还走访了一些村庄，征求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
由于事前做了大量思想工作，12月下旬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红军上下，团结一致。古田会议的决议，为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然而，贺自珍认为，这还不是最大的收获。她觉得，更值得珍视的，是战友之间思想的更趋一致，达到了一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忠贞不渝的境界。这种坚不可摧的友谊和信任，在随后的战斗年月中，经受住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先是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接着是“富田事变”，王明的“左”倾路线，还有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等等。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始终肩并着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由于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使我们的党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绕过一个又一个暗礁，沿着胜利的航向，不断前进。
弹雨枪林生死情（1）
保管员·情报员·宣传员
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年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和红色区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红军在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政委。这时，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已粗具规模。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转战在赣南、闽西和广东，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奔忙。他对贺自珍说：
“战斗频繁，你不用跟着我转来转去了。现在有了一点条件，你去学习一下吧。”
贺自珍高兴极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她进了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
她在这里读了一年左右，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紧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蒋介石集中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十万，二十万，三十万，战斗一次比一次残酷。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诱敌深入，反围剿的战场在根据地。因此，根据地的军民都动员起来。贺自珍的读书生活中断了，她回到总前委，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红军粉碎一、二、三次围剿，采取的都是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用战斗部队大幅度的快速调动，出奇制胜，打击敌人。这样，部队差不多天天要行军，有时甚至是连续的强行军，中途休息的时间很短。贺自珍经常只能挨着山边的岩石靠一靠，打一盹，同志们一碰胳膊肘，说声“走了”，便又上路了。
她仍然负责文件的保管工作。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爱人曾碧漪身体不好，也同贺自珍一起管文件。每次队伍出发，文件箱由雇来的挑夫挑着，她们就跟在后面走。
她们保管的，除了党的文件、中央发来的电报外，还有白区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她们不仅负责管理死材料，还主动搜集活情报。
经常的急行军，使贺自珍疲惫不堪。她对曾碧漪说：
“现在要是让我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我能睡它三天三夜呢！”
“是呀，我也想睡觉，要是能睡一会儿，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就知足了。”曾碧漪这样回答。
可是，好容易盼到队伍停下来，她们又忘了那个美好的愿望，顾不上睡觉了。队伍一停下，她们便急急忙忙走进村庄，去找当地老乡了解敌情。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经常同敌军兜着圈子走。敌人到处追踪红军主力，企图进行决战。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昨天敌军在这个村庄驻扎，今天红军开到这里来了。红军有专职的侦察员了解敌人的动向，可是她们两个人觉得光这一条渠道了解敌情还不够，她们是总前委的后勤，负责为总前委领导提供情况，有责任搜集更多新的、活的情报。因此，没有任何人交给她们这个任务，她们却主动承担起来了。
苏区群众对红军比较了解，有深厚的感情。她们来到乡亲中，群众总是详细地告诉她们敌人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什么番号，有多少人，向哪里走了。她们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总前委报告。她们的报告，同侦察员的情报，往往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使总前委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后来，总前委的领导很重视她们反映的情况，有时还主动向她们打听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
她们是文件的保管员，又是宣传员。毛泽东向来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在他的倡导下，红军从干部到战士，人人要做群众工作，这已经成为红军的传统了。贺自珍回忆说：
“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做鱼，用这个比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如打骂士兵等，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
毛泽东还常常教贺自珍做群众工作。他说过，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生活在一块，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
这几点，贺自珍都做到了。她常常是在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调查了解敌人情况的。贺自珍在了解敌情的同时，还常常调查了解这一带的分田地、建党和群众发动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向当地苏维埃政府反映，帮助解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弹雨枪林生死情（2）
贺自珍做群众工作是很有办法的。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群众开始对“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有抵触的。群众觉得，战斗在家门口进行，坛坛罐罐肯定要砸烂；敌人凶恶残忍，烧、杀、抢掠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于把敌人放进来打，群众想不通。红军每到一处，宣传员都要把附近的老百姓找了来，宣传红军采取这种战略方针的意义。贺自珍自觉担负起做妇女的思想工作，特别是老年妇女的工作。要说群众有抵触情绪，妇女的抵触情绪最大。宣传员召集大家讲解党的政策，她们往往躲在家里，不肯出来，贺自珍就一家一家地去拜访，一个一个地做工作。有一次，贺自珍来到一位老婆婆家。她对老婆婆说：
“假如村里有了疯狗，到处咬人，怎样才能除这个害呢？是拿着大棒，满村四野地追着打呢，还是在屋里扔块骨头，把狗引进屋来，然后关门打狗好呢？”
“还是关门打狗好。你腿快，它是四条腿，比你跑得更快，怎么追得上它？”老婆婆这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打白鬼子也一样呀。”贺自珍进一步启发她，“他们仗着武器好，人数多，要把根据地消灭掉。红军人数虽然少，但在根据地里，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再加上老百姓的支持，就可以关门打狗，消灭白匪军了。”
贺自珍讲得又通俗，又在理，把这位老婆婆说服了。老婆婆思想一通，全家也都积极行动起来。贺自珍帮助他们一起把牛牵到山上，把粮食挑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进得村来，不光找不到人，吃的也没有，甚至连一条狗、一块破板、一口可以做饭的铁锅也没有。
在第三次围剿时，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敌军开进东固，找不到粮食，就自己去割稻子。稻谷弄到了，又找不到木砻，没法把谷子脱成米，只好连皮带米一起吃。敌军官沮丧地说：“牛作田，马吃谷。今天我们也成了马，要吃谷了。”
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占去了贺自珍很多的时间。所以，部队一宿营，她就有忙不完的事，顾不上休息。于是，在重新踏上征途以后，她又想起了那个美好的愿望，又盼望着有一天能甜甜地睡上一觉了。
毛泽东打算给她们开追悼会
在行军途中保管文件，是个很细致很琐碎的事情。总前委的领导每到一处，总要召开一些会议，查阅一些文件，或起草一些报告，文件箱不时要打开使用。文件箱放在老百姓屋里，她们除了注意保密以外，还要注意走时不在屋里留下任何痕迹，一张报纸，一片小字条，都不能留下，以免落到敌人的手里，给群众带来麻烦。有一次，贺自珍在村里办别的事，队伍突然集合出发了。她想起放文件箱的那间房子还没检查，不知有没有丢下东西，又急忙跑回去，认真察看一遍，这才放心地去追赶队伍。
党对她们的要求是：人在文件在。平时行军，她们守护着文件箱，走在队伍的中间，前面有尖兵、前委，后面有部队。军队作战时，她们就转移到后方，所谓后方，就是同作战的部队拉开一点距离。如果两军在这个山头作战，她们就隐蔽到稍远一点的山沟里，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战斗，部队向哪个方向运动。因为同红军大队拉开了距离，就要特别注意周围的情况，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遇到这种情况，贺自珍和曾碧漪两个人就得分工：一个重点掌握前方战斗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该跟上队伍前进；另一个人就要察看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无偷袭的敌人摸过来。
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都投入了主力。红军同敌军之间，一座山头、一座山头地争夺。谁要占领一道峡谷，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的伤亡都比较大。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挥这个战役，他们把红军总部设在高兴圩西面的山顶上。红军每发起一次冲锋，他们都亲自上去喊话：“同志们，冲啊，打垮敌人！”然后，命令总部的司号兵吹冲锋号助阵。
这时，贺自珍同曾碧漪带着文件箱，在高兴圩的另一个山头，一面观察战斗的进行，一面严防敌人的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