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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项英严肃的神情，毛泽东像预感到什么，开门见山地问：“你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吗？”
“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打赣州战斗。”
接着，项英介绍了这次战斗的情况。项英是主张打赣州的，但他没想到赣州会打不下来。眼下，部队伤亡很大，敌人援兵又到，红军处境非常困难。军委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决定请毛泽东来领导这次战斗。项英介绍完情况，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收拾这个困难局面，正想用什么话来说服对方，没想到毛泽东敏捷地站起身，爽快地说：
“我马上就下山。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项英一走，毛泽东立即让警卫员把他的东西收拾好，准备下山。这时，乌云翻滚，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贺自珍放心不下地说：
“要下大雨了，等雨过了再走吧。”
“不能等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毛泽东开玩笑说，“我先走，等雨停了，你回叶坪去，在那里等我。”
毛泽东顶着滂沱大雨，打着一把伞，带着警卫员急匆匆地下山去了，雨太大，他走出不远，身上就浇湿了。贺自珍望着他的背影，轻轻地叹了口气：“哎，真是把心全放在工作上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革命的好同志，竟然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怎么能使贺自珍不感到气愤、痛心呢？几十年以后，贺自珍谈起这段往事，还是那样愤愤不平：
“当时，毛泽东一到前线，就坚决主张撤赣州之围，把队伍拉到赣西南休整。接着，开进闽西，攻克上杭、龙岩等县，恢复和扩大了闽西根据地，也保存和扩充了红军。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却说他执行中央攻打赣州的命令不坚决，撤销了他红一军团政委的职务，还给了他党内书面警告的处分。这不是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了吗？”
面对着毛泽东的这种困境，贺自珍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除了同情之外，别无他法。因为，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她是没有发言权的。她唯一能办到的是：同他讲些有趣味的事情，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为他排忧解闷。小毛生下以后，夫妻俩谈论小毛每一天的变化，就成为最能使毛泽东开心的话题了。
贺自珍一共在福音医院住了两个月，等到痢疾全好了才出院。出院那天，毛泽东去接她，把他们母子俩带到老古井自己的住处。
老古井是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洋房，可以说是福音医院管辖的“高干”病房了。这里还住着另外两个来休养的病号——周英杰和陈正人。周英杰得的是肾炎，陈正人害的是肺病。他们到这里来养病，也同毛泽东一样，还有政治上的原因——都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挤。因此，他们三个人，真是“同病相怜”，谈话很投机。每天，三个人都要聚在一处，谈形势，谈路线，谈体会。毛泽东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好几次，贺自珍抱着小毛坐在他们旁边，听到毛泽东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再夺兵权（4）
“他们住在国外的高楼大厦里，却要指挥中国的革命，这能不犯错误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贺自珍不能像毛泽东那样透彻地批判教条主义，但是毛泽东的分析，她是完全同意的。
贺自珍原来以为，王明路线对毛泽东的迫害，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她没有料到，一场更加凶猛的政治风暴，正在向毛泽东和她的一家袭来。这场政治风暴的风源，就起自长汀县的福音医院。
亲属受株连
就在贺自珍住院生孩子的时候，福音医院住进了一个人，他叫罗明，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他也是到这里来养病的。他很尊敬毛泽东，常常在没有事情时跑去找毛泽东，讨论在根据地同国民党交界的边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毛泽东和他谈起了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的思想，罗明非常同意。于是在1933年年初，他写了一份意见书送省委和临时中央，提出在交界的边区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意见。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被当做退却逃跑路线的典型。王明路线以中央局的名义，命令全党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了职，送进党校作检查。一批原来同毛泽东一起工作、并拥护他的观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解除职务，受到审查，连一些普通的作战参谋也不能幸免。其中受打击最厉害的，就是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被诬蔑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对他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残酷斗争。
一时间，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苏区，真是达到人人自危的境地。谁和谁多说两句话，都有被扣上反党小集团帽子的危险。毛泽东心里明白，所有挨了整和没有挨整的同志也明白，所谓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毛泽东的路线；所谓抓反党小集团，实际上他们心目中要抓的反党小集团的头头，就是毛泽东。
这时，他们夫妻带着小毛，已经回到瑞金。过去，瑞金他们的家，经常是亲朋满座，宾客迎门，毛泽东和贺自珍也都特别好客。如今是门可罗雀，谁也不敢轻易进他们家的门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还可以同战友们来往；可现在被说成是反党小集团，那完全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这个帽子不得了呀，谁被戴上就翻不了身。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名，也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有时候，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种日子有多难熬啊，贺自珍想想都觉得心酸。
这时，毛泽东还能一诉衷情的，只有贺自珍了。
有一次，他对贺自珍说：“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了。”
贺自珍不觉心头一惊。又一想，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劝慰他说：“不会的，你不要想得太多。谁革命，谁不革命，大家都看得清楚。”
毛泽东默然不语。
除了贺自珍外，还敢同毛泽东往来的，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和贺自珍一家人了。而这些人，都受到牵连，受到打击。
首先是贺自珍。长期以来，她同曾碧漪一直为总前委管理机要文件，后来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她们又兼为苏维埃政府管理文件。总前委撤销了，她们的工作已经减少了。反罗明路线开始后，他们找个借口，机要文件不要她们管了。开始，贺自珍感到挺委屈，毛泽东劝她说：“不让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
于是，贺自珍同曾碧漪一起当了收发。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政府担任财经部部长。这个人不多言不多语，整天埋头工作。因为红军要吃要用要军费，筹粮筹款的任务很繁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批了他一通，还不敢怎么为难他。对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就不同了。他被列为反革命小集团“四首脑”之一，受到了残酷迫害。他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还要他承认组织反党小集团，有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毛泽覃可不是那种一吓就倒的软骨头，坚决不买账。那时，王明路线执行者的势力大得很，公开硬顶是不行的。有些牢骚话也只能在家里对哥哥和嫂嫂说。他爱用“洋房子”先生来形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再夺兵权（5）
“这些洋房子先生说我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我看苏区的山沟就有马列主义，倒是城市里尽产生‘左’倾盲动主义。”
他无事可做，就同哥哥毛泽东一起到各地搞调查，直到1934年红军要长征了，他的反党冤案才不了了之。
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带领游击队仍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贺敏学任参谋长。以后，他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贺敏学在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后来，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爱人。毛泽东率领红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后，她到那里开展工作，认识了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不久，便结了婚。反对罗明路线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撤了她的职务，把她送进了党校。
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评，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有一天，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夫妻俩相对无言，热泪盈眶。
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秦邦宪）执行王明路线，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贺怡这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还把她下放到瑞金的一个区做群众工作，以观后效。
受到这样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有时跑到姐姐贺自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自珍在一旁听得难过，也陪着掉眼泪。
这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表情严肃、冷峻。他缓慢地说：
“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连贺自珍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的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投身革命。在1927年永新事变后，他们同贺怡一起逃到吉安的青源山，以当斋公、斋婆的名义，掩护女儿继续革命。以后，他们随同贺怡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工作，刻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