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泽东和贺自珍已经搬到延安的吴家窑洞居住。这是平地箍起来的石窑洞，一排四孔，坐北朝南，其中三孔窑是相通的，右边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左边是书报室，中间的一间，用木隔扇墙隔成两间，外间是会客室。毛泽东就在会客室里同张国焘谈了一两个小时，耐心地指出他擅自把队伍拉到西康，和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要他深入地进行检查。张国焘当即承认自己是犯了错误，还掉了几滴眼泪，表示一定要改正错误。可是，他又说，怕从此以后，自己威信扫地，再也抬不起头来，今后无法再工作了。毛泽东又给他讲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他打消顾虑。张国焘听了毛泽东的话，似乎思想通了，走的时候露出一副很感激的面孔。可是他走了以后，也不知道在原来四方面军的干部中搞了些什么名堂，参加抗大学习的一部分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中央批判张国焘表示不服，差点儿闹出事。
后来，贺自珍听毛泽东说，张国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头一天痛哭流涕，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第二天又把自己昨天说的全盘推翻，根本不认账。
毛泽东感叹地说：“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
这块顽石终于点不了头，张国焘最后还是叛变了革命，叛变了党，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毛泽东争取、挽救张国焘的工作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使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分清了是非，认请了张国焘的真面目。张国焘最后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带走，可见他是多么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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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波折（1）
羸弱的身体，进取的雄心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救亡，扩大根据地，有多少新的工作等待着人们去承担，有多少新的领域等待着人们去开拓啊！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党的优秀儿女们，在这个新的转折关头，想的不是休息，而是战斗，更多的战斗。
贺自珍也面临一个新的转折。
从踏上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那天起，她的心也在剧烈地跳动着，她的情绪也和同志们一样振奋，渴望在新的战斗中，为党为人民轰轰烈烈地做一番工作。她一次又一次地向组织上提出分配她工作的请求。然而，在长征中健康受到很大损害，至今没有复原的贺自珍，又一次怀了孕。沉重的身体负担，使她瘦弱的身体显得更难支持了。
组织上和同志们非常关怀她的健康，劝她不要急于工作，再调养一个时期，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贺自珍不同意。她说：“我的身体是差一些，但坚持工作是做得到的。”
组织上和同志们看到她是那么坚决，就说：“那你还是在毛主席身边，做点力所能及的秘书工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贺自珍仍然不同意：“我不愿当家属，我要同大家一样，做公开的独立工作。”
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当秘书不等于当家属，贺自珍当然很清楚。她不满足于只做秘书工作，她有自己的考虑。她同毛泽东结婚多年，一直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支持毛泽东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上了。拿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什么‘员’都当了。”如今，革命形势发展了，需要有更多的干部独立担当起更重的担子，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的贺自珍，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做更多的工作，这个愿望和要求，不是很正当吗？
组织上了解她的心情，在她随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后，把她分配在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发行科的任务是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
红军刚到达陕北时，中央机关就设在瓦窑堡，这是陕北的一个较大的集镇。苏维埃国家银行就设在这个镇上。贺自珍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她带着十几个人，白天印钞票，晚上检查印刷的数量和质量，白天晚上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那时，毛泽东也在瓦窑堡，贺自珍忙得连家也很少回。银行的旁边有几间房屋，她就在西边的两间屋里住了下来。有时，毛泽东晚上办完公，步行到这里来看她。
1936年，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命令东北军进攻瓦窑堡。党中央和军委作了研究，决定主动撤出瓦窑堡，争取东北军。中央的所有机关迁到了保安（后来改为延安）。
保安是个很小的县城，全县城不到四百人，房屋也不多。
这时，贺自珍快要临产，她在国家银行发行科的工作无法再继续了。她比毛泽东早几天到达保安。
她和毛泽东在保安的家，是在小石山的一个窑洞里。这是一座很破旧的窑洞，地上湿淋淋的，顶上不时地滴水。屋子很黑，警卫员刚来时，一拿门把，被蝎子蜇了一下，几天才好。屋里没有床，盘了个土炕，一进门就上炕。屋里没有灶，烧开水在门外用三块砖头支着水壶，就算是炉子了。
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自珍就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
一同长征过来的女战友们知道贺自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笑眯眯地从窑洞出来，赶忙问：“生了没有？”
“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毛泽东高兴地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见贺自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
于是大家都跟着叫这个女孩做娇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1947年她从苏联回国，到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看着战友们对这个小生命如此喜爱，贺自珍却满面愁容，引不起一点儿兴趣。她此时想的，不是做母亲，享受做母亲的欢乐，而是工作。她朝思暮想的是，怎样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还在临产以前，她就请保安老乡为孩子找个奶母，想把孩子托到老乡家里去。她自己决定不给孩子喂奶，用这个办法节省出一部分时间来用在工作和学习上。总之，她觉得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妨碍她的愿望的实现。
婚姻波折（2）
娇娇生下刚四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了。
很多人劝她：“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自珍固执地摇摇头：“孩子拖累我，我要干革命！”
把娇娇送走后，贺自珍想干什么呢？她想学习。她常常爱说自己是大老粗，不是知识分子。其实，她是个非常爱学习、爱读书的人。她参加革命的时候，年岁还小，只读到高小就离开了学校。在革命的队伍里，她一直过着动荡的戎马生活，能够抽出来读书的时间很少。即使这样，她还是抓紧可能的机会学习，提高自己。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带着队伍到粤北一带打仗，她利用这个机会，到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读了一段书。以后，她又在随营的训练班学习了一个时期。但是，她感到，光凭这样的文化、政治理论水平，适应不了当前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要求，于是，她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学习去，进一步提高、充实自己。
组织上满足了她的愿望，把她送进了延安抗大。
入学的这一天，贺自珍有多高兴啊！她头戴军帽，身穿军服，打着绑腿，容光焕发。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要学马列，学政治，学军事，每天清晨还要出操。贺自珍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抗大的学生是集体住宿。这时，贺自珍的家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家老乡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坚持过集体生活。有时候需要回家料理一下家务，她总是匆匆回去一下，又赶回来。
贺自珍在学习、活动的哪一方面，都不甘人后。人们天天能看到她矫健的身影，欢快的笑容。可是有谁知道，每一天，她是用多么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才坚持下来的呢？在长征路上生了那个女孩以后，由于产后缺乏营养和调理，她落下了头晕的病根。负伤以后，大量失血，又使头晕的病状加重了。另外，嵌在她头部、背部的弹片时刻都在刺痛着她的神经。特别是阴天下雨，就痛得更厉害。她强忍着这一切痛苦，从来不同任何人诉说自己的不适。有一天，她在课间休息时上厕所去，战友们久久不见她出来，跑进去一看，原来她晕倒在厕所里了。
战友们把她抬回宿舍，医生很快赶来。经过检查诊断，贺自珍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需要好好休息。她只得退学回到家里。
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家庭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夫妻间原来非常融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学识上距离，生活中纷争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它们不顾国民党的多方阻挠，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这批朝气蓬勃的青年，给延安带来了生气，给革命事业增添了新的活力，显示出我们革命事业更加兴旺、发达。延安来的人多了，同志间的交往也多了。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来自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来自各种院校学府，来自各个阶层，他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消息和新的思想，他们也各自具有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生活作风。这样，原来革命队伍的同志和新来的知识分子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更多的谈话题材。而这些交谈和接触，又使双方感到给自己的思想打开新的窗户，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因而交谈的兴致更浓，相处得更友好，思想上的交流也就更多了。毛泽东是个博学的人，对许多问题都有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他在这种交往中得到启示，获得知识，也感受到很大的快乐。
在这种情况下，贺自珍产生了孤独的感觉。她的文化程度比毛泽东低，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思想交流，过去在她和毛泽东之间，虽然不是很多，但总是有的。而现在，同某些同志相比，就显得过于少了。这种状况的发生使贺自珍很苦恼。自从同毛泽东结婚以来，她太习惯于在任何问题上都与毛泽东完全一致，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认识：她和毛泽东之间会有距离或不一致的地方。
她同毛泽东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是经过考验，共过患难的夫妻。他们两个人在性格上，在生活方式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表现在生活上就会经常出现分歧。 。 想看书来
婚姻波折（3）
一次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总前委的秘书长古柏扭坏了脚，痛得好厉害，他的爱人曾碧漪看护着他。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过问他的医疗，请来了中医给他开了几副草药。毛泽东拿着草药喊贺自珍：
“自珍，你去给古柏熬药去。”
贺子珍正在看书，她答应了一声，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喊道：“自珍，你去烧点热水给古柏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