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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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脉络-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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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自命为上帝选民,受上帝的特别恩宠。但在犹太人屡次经过亡国之恸、族群离散之苦后,却也逐渐将自以为以色列独自的尊神转变为普世的真神。基督教初期的发展,保罗是一位关键的人物,经过他们发扬阐释,以色列的上帝遂完全转变为人类共有的普世真神。
  古代希腊的斯多噶学派,在中文往往译作禁欲主义,其实这一派的思想主旨在于修身养性,颇与中国儒家的克己复礼相似。这一宗派堪称为西方的儒家,在希腊化时代及罗马时代是地中海地区的显学,其影响超过同时代的其他宗派。那时,基督教还正在发展的初阶,吸收了斯多噶学派伦理道德的观念,丰富了原来族群信仰所不足的超越理念。尤其是这一宗派主张宇宙间有一个终极的逻各斯(logos),颇类似中国的“道”。在基督教《新约圣经》中“太初有道,道成肉身”,即是吸收了希腊哲学的观念,转化为上帝代表的超越理念。与斯多噶思想同时,希腊哲学的伊壁鸠鲁宗派,中文常译为享乐主义者,其实也是误译。这一宗派的思想,以人生求其愉悦为目的,但是并不主张过分的享用,更反对贪欲与追逐名利,毋宁与中国道家的天然率性相近。这一宗派主张宇宙的客观存在,甚至提出“原子”(atom)是宇宙的基本物质,在近代科学发展后,这一派的理念竟可称为远祖。
  犬儒学派,中文常称之为嘲讽的学风,也是误解这一学派以个人自尊自在为志,不在乎世俗的虚荣与享受,生活但求自适,是绝对的个人主义,颇类似中国古代的杨朱学派。至于毕达哥拉斯,则以为宇宙之理可由数字译码,实是数学之祖。若与中国古代学派相比,颇似阴阳五行家的术数之学。这些希腊的思想派别,竟与中国古代诸家可以挂号相比,当然两个古代文明仍有相当差别。大致言之,中国思想重入世的人文与群己伦理,希腊思想则重视宇宙之理及个人的自主。中国与希腊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均有从“实有”的方向思考,古代印度文明却从完全相反的方向思考来讨论宇宙与人生的虚幻。
  印度最古老的典籍“四吠陀”及《奥义书》,原是多神信仰的仪礼,其内容无非如何祭祀礼教神祇。为了通灵神游,这些祭司阶级(婆罗门)经常服用或熏烧药物,以期达到忘我境界。这些仪礼并不讨论人生与宇宙存在的意义,因此,吠陀文化并无超越性质。
  佛陀出世,没有为婆罗门教提供超越的意义,而初期佛教是对于婆罗门教的反动。释迦牟尼认为生老病死,四谛皆苦,但一日在世,还是必须遵循八正道,而不能有恶言恶行。佛教的终极意义,即是诸法皆空。凡所见诸相,无非心念所动的虚幻。从自己心念构建的人相我相,不过是梦幻泡影。
  早期佛家应是无神论,可是佛陀之后,僧侣发展为信佛的宗教,原来还只是从辩证中自求解脱,但是自从佛教传入中亚,受了当地启示性宗教的影响,遂从自度转化为度人。由中亚传入中国,中土的佛教已不是自度的思辨,而是以救赎众生为其志业了。在中国,经过将近1000年的消化,度人的佛教与经世济人的儒家逐渐相融,将入世与出世融合为自救与度人,而成就两方面兼顾的志业。
  各地人群,除了谋生求活之外,总会对自身所处的宇宙及宇宙中其他人群与自身的关系充满疑问,不断探寻其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提出这些超越于求生的问题——期待突破浑浑噩噩的生活,开创文明。各地人群各有其提问的方向,因此决定了其解答的可能范围。本章所述,乃是两三千年来人类文明已走过的旅程,一路行来,纠缠交叉,彼此影响,终于走到今天的世界。如此走下去,走到哪一境地,也全靠人类自己的抉择了。
  

第五章 中国秦汉帝国的形态
自从秦始皇统一了当时的“天下”,中国即成为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从此以往,这一政治体虽有分合,“中国”的本部总是一个国体,而且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体也是依附在“中国”这一观念上。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单元,能够有长期的凝聚性,固然由于其地理环境自成格局,但也由于国家形态具备一定程度的稳定性。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古代的封建社会转变为编户齐民的天下国家,在同一个统治机制下,一般平民百姓虽有贫富之分,人的地位也有高有低,却没有永久的贵族与大量永远不能翻身的奴隶。大多数国民,都在同一个国家体制下交粮纳税,也由同一法律规范其生活所依的秩序。编户齐民的国家形态,在古代世界并不多见(参见第六章)。可能正因为这样的国家形态,经过长期的凝聚,“中国”这一观念竟界定了“中国”的存在。类似的国家形态,是最近数百年出现的主权国家,在今天已是常态。但在历史上,中国的编户齐民制可能是延续最长久的例子了。
  秦汉帝国的结构并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经过战国时代列国纷争,一个一个国家个别尝试,又互相模仿,方出现了秦汉帝国所承袭的国家形态。战国时代晚期,一个国家已是由君主与专业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层管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秦国已实行的制度施行于全国,汉承秦制,大体未改,但是经过三四代的逐渐改革,专业的文官构成统治机构的主体。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帝不得不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共治天下,内廷与外朝的区分,颇同今日企业组织董事会与公司抗衡相似。
  外朝,即执行政务的政府,是一个庞大文官组织的高级主管,汉代的“外朝”由丞相主持,在权力结构上应是与皇帝的内廷分工的,但是皇帝的权力仍时时干预外朝。皇帝内廷的幕僚,包括宦官、外戚或宠臣,常常借君权夺取相权。从汉至清,只有宋朝的内廷没有伸张势力,侵夺文官组织的权力。终究皇帝是专制的君王,臣僚对皇权还是无可奈何的。
  中国的文官系统,古代世界难见同类。今日社会学上的官吏僚属(简称官僚)的定义,乃是一群以管理为业务的人员。这些官僚应是执行政策的工作人员,因此政策制定人对于执行人员应尊重其专业上的理性。但是,中国的文官,自从汉代荐举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作为官员入仕进阶的条件,数千年来的士大夫都接收儒家理念教育。科举制度考试用来测试举子对儒家观念的认识。于是,数千年来,中国的文官系统不仅以专业为其入仕资格,而且以实现儒家理念为其目的。这是一个有意识形态的文官群体,并不仅是管理系统中的工具。
  许多宗教都有出世的理想,其乐土都不在人间。儒家则秉持入世的理想,要在人间缔造一个符合其理想的社会秩序。于是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的中国文官系统,至少在理论上,认为政府不仅可以征集资源,保持国力,更必须为生###命,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中国的王朝至少在政治上,不是为了皇权而存在,而是为了天下生民而存在。王朝有好有坏,大多数的王朝,完全背离这一理想。只是,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好。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体来说,比在欧洲贵族政治下的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些。至少,有了天灾人祸之时,通常政府会有赈济的措施。当然,在最近四百年内,欧洲政制已大非昔比,欧洲百姓的生活水平已超过中国百姓了。
  中国的文官,正如任何权力结构中的人,大部分会为权力腐化,更多的人会依附权力,忘记了儒家理念。可是,只要以理想为鹄的,总有一些人,或在权力结构中力求匡正缺失,或在权力圈外抗争。许多忠烈正直人士,即使在当时只是白费气力,儒家的理想也会因有这些谔谔之士得以长存不堕。
  中国的文官既以科举为入仕途径,过了关口的人数相对于读书人的总数必然只是少数。读书人中,包括尚未入仕及已经致仕的,有不少人士成为小区的领袖,即地方的缙绅。他们代表了社会力量,对国家既支持也制衡。在近代###政治出现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并没有类似的社会力量以制约国家的权力。
  由于中国政治上的这些特点,两千余年来,编户齐民支撑的皇帝—文官体制为中国百姓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是以,中国天灾人祸并不少于欧洲,但是中国人口持续增殖,而且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也持续进行,致使这一庞大的“天下国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不断更迭。一般言之,改朝换代乃是一种关节更新。朝代初起时,惩于前朝覆亡,必有若干新制以匡救敝败,而且新朝代其君臣中必有一些能干的人才。因此,新朝之始,施政大致不差,到了两三代以后,制度日久生弊,再加上一代两代的安定,人人好逸恶劳,莫说创业,甚至守成也不足。再过两三代,王朝若不振作,则会内乱外患,朝政敝坏,国事江河日下。此时王朝无力肆应,就难有重启新运的机会了。若是王朝垮了,另一批人乘时而起,重头收拾,即是新的朝代。这种周期,因每一个朝代的特定情形各有其历史背景,还不能有一定的时间长度以预测其发生。
  总之,中国的皇帝—文官制度,使中国历史有比较长期的稳定,在近代的世界大变化以前,中国文化与经济在这一种国家形态下,有相当长时期的涵泳与凝聚;于是,中国的政治体、文化体及经济体,三者几乎完全重叠,即使在三者扩大的过程中,新吸纳的边缘也往往逐步融入其中,成为巨大共同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帝国体制也因为受此调节而陷入僵化的困境,以至不能在大变之时有所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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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古代的帝国—波斯、希腊与罗马
波斯、希腊与罗马,都是古代的大帝国,其声势颇与东方的中国相埒。不过,中国有其发展及凝聚的特点,这三个古代的大邦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东亚、西亚与地中海,三个古代世界,在后世走上不同的途径,其影响及于今日。复杂文化系统的开展,时时有重要的转折,然而其发轫之初即决定了以后逐步前进的方向。
  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古代亚非世界来看,今日的伊朗地区只是文明的边缘。却正是在这一边缘地带,波斯崛起为中东的主角。波斯由米提亚发展,正值古代中东由盛而衰之际,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因长期争夺霸权都已疲惫。波斯从今日波斯湾起家,很快席卷中东,奄有古代最为繁盛的地区。波斯帝国的政治结构,是相当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管理,由效率不低的驿传来传递讯息。全国分为几个省区,总督听命于中央,收取地方的资源,以供帝国朝廷之用。波斯皇帝不但有一支强悍善战的中央禁卫军,随时可以开拔征讨,而且还有一个特务组织,负责搜集情报,监视内外臣民。
  波斯帝国可称为古代罕见的战争机器。皇帝的权力在不断开疆辟土的过程中,加强了绝对的专制特性。也许正因为波斯以征战是务,这一强权也在征伐中栽了大跟头。经过三代名王的努力,波斯先崛起为中东的陆上霸主,旋即致力于征服地中海。波斯与希腊诸邦的联军对峙数十年。公元前429年强大的波斯败于斯巴达领导的联军,同年又被雅典组织的舰队击败,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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