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情爱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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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情爱档案- 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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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童哥当然光只借枪,枪里根本没装填子弹,兄弟俩正要扣下扳机,这时孝武说:“阿弟啊,我们犯不着为了一个歌女拼个你死我活,到底我们是兄弟嘛。不如我们俩联手把安童哥枪毙算了!”此话一出,孝勇马上连声应和:“对!对!对!我们不要自相残杀,还是把安童哥杀了吧!”说完,两人不约而同拿着手枪对准童同志瞄准,还好枪里没装子弹,不然李之楚事件(按:孝文以手枪误击便衣卫士李之楚事件)又要历史重演了。
  所谓酒色财气,孝武固然不像孝文那么极端,却也是样样精通。初中时代除了和女人鬼混,抽烟、喝酒,各种玩乐几乎无所不为。酒色财气这四样东西,几乎已经成为孝字辈年轻荒唐岁月中的“必修课程”,三位孝字辈可说是无一幸免,人人有份。虽说酒色财气并不违法,玩之得法得宜,也未必不符社会规范,但是,太早涉入其中,难免予人过度早熟、糟蹋身体的印象,加之他们不知节制,旦旦而伐之,身体在酒色交欢、内外纵情之下,岂有不亮起红灯者?据官邸医师某君曾经透露,某日孝勇半开玩笑地询问他,有没有可以“助兴”的药,医师知道孝勇的意思,可当时尚未发明“威而刚”。医师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回答他,你们节制一点的话,以你们年轻人精力复元的速度,根本不需要助兴,行为不要太过频繁,绝对不用“助兴”的仙丹去刺激。
  孝武和孝勇兄弟之间,年少时期一块儿逸乐玩耍,但是,长大成人之后因为各有不同志趣和工作安排,反而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但有时候则又不免予人“既联合又斗争”感受。兄弟俩联手羞辱俞扬和即为一例。两家本来在阳明山毗邻而居,却因为兄弟两人之间和下人之间的矛盾,弄到必须“分家”的地步。
  远因应自孝武寓所的管家吴某,是个工于心计的随从人员。逢年过节,各机关部队,或者公民营单位,都会送礼到两家。因为两兄弟的人脉网络和工作层面大不相同,不同的对象,送给两兄弟的礼品,当然绝对不会一模一样。可是这位吴先生却会拿这种小事,在孝武面前搬弄是非添油加醋,在孝武心里产生不平之气。孝勇的管家,也在对方的反击刺激之下,彼此钩心斗角,斗得不可开交。久而久之,兄弟俩一口怨气积于胸中。后来又因发生一次兄弟间的严重冲突,最后孝勇选择了搬离阳明山,干脆搬到市区,两家隔开,以免继续伤害兄弟情谊。
  因为耽于逸乐,少年孝武的心思完全不用在书本上,高中功课当然不行,自忖通不过联考关卡,虽志不在军校,孝武不得已也进了陆军官校,但是他的情况比孝文更糟,也是没毕业就离校。
  

留学德国遇巧姻缘 见汪长诗一眼定情(1)
离开官校之后,孝武年方20出头,却连大学文凭都没有,这毕竟让蒋经国觉得颜面无光,就想循其他儿女的模式,把孝武送出洋念书去。基于孝文和孝章两兄妹在美国求学铩羽而归,且衍生出许多不愉快经历的惨痛教训,蒋经国这回想为孩子换个镀金的国家。是时和蒋家关系密切的戴安国(按:戴季陶之长子,与蒋经国、蒋纬国形同骨肉兄弟)适在西德,担任中央信托局驻西德兼奥地利代表(按:戴安国系于1965年赴西德到任)。戴安国是德国通(按:戴氏于1938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担任的重要职务诸如国立同济大学教授、民航局首任局长、首任中央电影公司董事长,1984年11月去世时任农民银行董事)又是蒋家自己人,情同孝武的亲叔叔(按:坊间甚至有传说,指称戴安国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因某种原因而过继给戴季陶),照蒋经国的想法,戴安国绝对是值得信托之人。
  在戴安国安排之下,孝武进入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就读,时年22岁。在德国求学期间,孝武积习不改,埋头书案的日子屈指可数,逸乐的时间反而超过大半。某日,趁假日开车去瑞士游历,当天晚上,国民党政府驻瑞士的官员郑宝南,知悉蒋介石孙子来访,自不免以尽地主之谊为名,宴请孝武这位“皇孙”,以示对“皇孙”的热诚欢迎。在当天晚上的饭局里,孝武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退休职员汪德官,和汪德官漂亮的女儿——年方17的汪长诗小姐。
  汪德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广州电信局局长,联合国国际电信委员会、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职员及外馆工作人员。和蒋孝武碰面时,汪德官的年纪还不到40岁,因另有创业计划,故当时已自外馆退休,创业经商小有所成,举家定居瑞士。女儿汪长诗长得娇小玲珑,属于可爱型的女孩子,满口洋文,打扮新潮。当下孝武即为之倾心不已,决心大胆追求,未几,即传出两人拍拖的喜讯。因此,与其说孝武在德国拿了个虚有其表的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文凭,还不如说在瑞士那晚因结识了汪长诗,抱得美人归,远比薄薄的一张文凭纸来得实在些。
  依循蒋经国一贯的作风,不招摇,不张扬,做任何事都神神秘秘的惯性,孝武的婚姻仪式,亦复如是。他们的婚礼是在蒋汪两人认识半年后,1969年,在姐姐蒋孝章美国旧金山的寓所举行。蒋经国因忙于政务,加之身份特殊,不克亲往参加,由母亲蒋方良到旧金山出席主持这场婚礼派对。孝武时年24岁。
  婚后不久,孝武旋即偕同汪长诗回台湾。孝武和汪小姐生育了两位子女:蒋友兰、蒋友松。孝武、汪长诗返台之后,蒋介石刚遭逢阳明山车祸重创,伤愈后,还特地在士林官邸接见汪德官夫妇。由于汪德官算是外交官出身,如今又是自己家里人,老先生当然倍感亲切,对汪德官不免多所勖勉。汪德官个头矮小,温文儒稚,待人十分客气,外表一望即知出身书香门第。老先生对孙辈亲家翁之尊重溢于言表,也很喜欢汪长诗这位娇小伶俐的孙媳妇。
  孝武回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是“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参议”,名为参议,实际上根本无议可参。蒋经国交代老部下,辅导会主任委员赵聚钰,以父执辈的关系,好好照顾调教孝武,希望他步上正轨,切勿再重蹈兄长孝文沉迷酒色的覆辙。后来,他又被调到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担任专门委员。前两个工作,都是蜻蜓点水,历练学习的成分多于掌握实权。之后,孝武主动要求转往文化传播领域发展,蒋经国遂再透过赵聚钰的关系,交代退辅会特别为孝武成立了“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孝武担任主任。
  但这只是孝武事业版图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他真正期待踏入的领域,则是蒋经国早年接班之初的情报组织。由于这个圈子充满了各种吸引男人的元素——权力、金钱、女人。特别是权力,此其他—切都要吸引孝武的感官,孝武自然愈来愈钟情这个神秘职场,他也准备在情报圈子里大干一场。这段时期,毋宁说是蒋经国、蒋孝武父子关系最融洽,也是蒋经国对他期望最殷切的一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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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德国遇巧姻缘 见汪长诗一眼定情(2)
蒋经国对孝武的重新评估,寅缘于孝武处理金钱和女色问题上,不够圆融和内敛,有莫大的关系。孝武和汪长诗的关系迈入紧张期,并且以离婚收场,则更使孝武和蒋经国父子关系陷入空前谷底状态,蒋经国开始重新评估是否该给孝武承接更多的权力。
  

高玉树密告 蒋孝武特权破局(1)
关于孝武处理金钱和女色问题,不够圆融内敛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蒋经国一贯厌恶子弟运用特权,攫取财富以自肥,始终教导子弟不招摇,不要弄特权,清廉自持,这亦是蒋经国引以自豪的从政大原则。孝字辈成员中,偏偏孝武和孝勇都有这方面的疵议,但是,孝武对特权的运用,往往不及孝勇来得谨小慎微,注意细腻,因此,在拓展“事业”的过程中,孝武总是被人识破手脚,很容易露馅。而在孝武身后亦步亦趋的孝勇,反而能够避开孝武踩过的陷阱,迂回前行。
  蒋经国渐对孝武信心日减,从一件事例中可以窥其端倪。
  1975年下半年,蒋介石去世半年左右。某日,在“行政院”一项会议散会后,政务委员高玉树(按:曾任台北市民选及官派市长多年,甚孚众望,是甚受蒋介石欣赏的台籍人士)走到蒋经国跟前,高玉树放低音量向蒋经国报告:“我听到一个讯息,贵公子孝武在外面经营一家公司,承接电信局和电力公司的生意。请您留意一下,因为我听到有人在说闲话,不是很好听,有损您清廉的威望啊!”
  蒋经国知道高玉树直谏此事,出自一片好意,他心头不禁一震,对孝武的行径相当不高兴,当天下午,孝武和孝勇都被召到“行政院”院长办公室,痛斥一顿。
  原来,孝武和孝勇两兄弟,由孝武透过关系,游说电信局和台湾电力公司,各自出资一半,撮合两家公司合组一家新的子公司。出头面的是孝武,孝勇纯粹只是插花,不是主导者。由于这家公司是由电信局和台湾电力公司合股成立,新公司专门承接这两家母公司的工程案。换言之,不论是台电或者是电信局,有任何工程案件,都要由这家名为“华电公司”的子公司承揽。1970年台湾经济正处起飞阶段,台湾电力公司和电信局,是两家独占型的国营或公营事业,没有任何竞争者,光是两家公司自身的工程案件,一年下来恐怕也有好几亿新台币的营业额。蒋家子弟大张旗鼓成立这么一家公司,如果要政府官员不作声,恐怕已经很难,如果还要外人闷不吭声,杜悠悠之口,更是不可能。
  但是,公司运作成立的过程中,孝武似乎未能预先警觉到此事的敏感性,仍一意孤行,恣意为之,大量吸纳公司干部,而且还找了不少士林官邸的随从人员“共襄盛举”,拖了很多人下水。例如,我就认识一位空军武官某君(按:他的连襟后来还当上了高级将领和政府高官呢!),已经接到空军总部人事派令,奉派去美国担任驻美武官,前途似锦。某日孝武找他去谈话,力劝他不要去美国了,军中实在没什么搞头,又没钱,又没权,升官也要靠官运,不如退下来和我们一起搞公司,让你当公司的经理,准保你荷包赚饱,吃香喝辣。
  某武官一听,成立一家公司独门承接台电和电信局的工程,这可以吃好几辈子都不止,当然比去当驻美武官处处受人节制来得有搞头了。于是此君偏听孝武一面之辞,毅然决然牺牲多年的军中年资,申请退伍。没想到,这位武官刚办好退伍,上班还不满一个月,孝武和孝勇兄弟就被蒋经国召去“行政院”痛责申斥。
  蒋经国很明确地告诫孝武,蒋家子弟不准再碰公家的生意,不准捞一毛钱非分之财。再犯的话,定不饶恕。隔天,孝武当然只好被迫离开“华电公司”,和这家公司划清界限。孝勇并非“华电案”主导者,他亲眼见识到孝武酝酿“华电案”不够低调,结果功败垂成,此案例成为孝勇日后经营事业的前车之鉴。蒋经国似乎对孝勇别有偏爱,一厢情愿认定孝勇是被孝武“拖下水”的,实际上孝勇本身主动涉入的程度确属有限。蒋经国认为,孝武身为兄长,明知蒋家家规要清白自持,却犹假借特权,牟一己之私利,即使孝武是“初犯”,也在心中打下大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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