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必须利用革命。中国“受数千年之积痼，近日中国若行渐进的枝枝节节的改革，再过十年百年，亦不过如此。”害怕破坏是保守心盛的表现，“破坏终不可免，愈迟愈掺”，革命，“乃是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梁启超认为在无血革命不能成功之时，也不得不由下层人民来发动有血之革命，来辅助无血革命的进行。他是这样设想的：近几年间，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共和社会，光绪皇帝可以为第一任总统，但是这个总统不是终身制，更不是世袭，下届总统必须为黄克强，即革命领导人。
梁启超的主张遭到了康有为和其他一些挚友的反对，他们纷纷采取行动来“挽救”来梁启超的前途。
康有为接到梁启超的来信后，不以为然，随即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专门讨论革命自立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之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他认为中国“土地等于欧洲，物产丰于全美，民智等于白种，盖具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而“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中国绝不能步印度等国后尘，自立亡国，康有为的立足点并不保守，可是他盲目的认为“革命诸人号称救国者，乃必欲分现成之大国而为数十小国”，导致中国的灭亡。由于梁启超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深入其心，况且康有为的观点时有瑕疵，这怎能让梁启超重返君主立宪道路？毕竟当时民主共和已经大行其道。
无奈中，康有为以“断绝”、“决裂”来威胁梁启超。1902年，康有为来信，告以“大病危在旦夕”，让梁启超惶恐不安。这种近似无赖的做法恰恰抓住了梁启超“尊师守道”的“软肋”，可是共和之心“能大改乎”，康梁之间的沟壑逐渐扩大。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抬出孔子，给变法寻找理论依据，给改革提供了合法性，这是一种进步，可政变后，康有为在海外掀起尊孔保教运动，借尊称圣人而自为教主，个人欲望日益膨胀。由于他的误导，各地大办孔子寿诞，造孔庙，使得民心疲惫，资财浪费严重，也阻碍了思想学术的进步。
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正式公开反对恩师康有为的保教主张，被康有为等视为“大逆不道”。其时，康有为的思想早已停滞在戊戌变法时期，没能够与时俱进。而梁启超在流亡海外后，大量接触新思想，思想上逐渐独立，早已不是康有为身边摇旗擂鼓的小鬼，成长为一名新思想的真正领导人。
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梁启超指出中国能够兴起，在于新思想传播，用来开启民智，培养国民的自治能力，造就具有新思想的“新民”，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而保教之说阻挡新思想的深入民心，与时代背驰，又劳民伤财。康梁在该问题上各抒己见大肆辩论，可是在“尊师”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思想也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还是不得不为保皇会奔波筹款，以供“保教”挥霍。
尽管梁启超仍然在为保皇会奔波，但是他的思想早已完全脱离了康有为的束缚，成为他不断探索追求新事物的润滑剂。从此，康有为告别了引领时代的“资本”，接力棒交到了他最出色的弟子手中，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8226；阿勒文森说的那样：
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则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1902年——1911年，即从《新民丛报》发刊到革命爆发的这段时期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
考察美式共和
1903年，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梁启超决定前往美洲游历，考察民主共和政体。2月，将《新民丛报》社务交由蒋观云处理后，梁启超踏上了前往美洲的征程。
横滨码头，梁启超神情激动，踌躇满志，眼中放出坚毅的光芒。“皇后”号远洋客轮默默地停泊在码头，似乎也怕惊扰这位中国最优秀的青年。
此时是公元1903年2月20日。
“皇后”号一声长鸣，缓缓地离开了横滨海港，李惠仙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水天相接处，模糊不清，迷雾遮掩了一切，不知梁启超的心是否也蒙上了一层薄纱……随同梁启超前往美洲的还有侨商黄慧之、鲍炽二人。
“皇后”号行驶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空荡让人分外渺小，孤独、寂寞袭上心头。无尽的愁绪成为梁启超大洋旅行的最好伴侣。“十年十处度初度，颇感劳生未有涯。岁月苦随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栖栖。”在海上度过的31岁生日并没有让他平添几分浪漫与飘逸，忧愁令他神伤，大洋的博大更增加了几分孤寂，落日的光辉浸红了辽阔的海面，绚丽多姿，晚霞更加反衬出梁启超的那颗“无踪”的心，淡淡忧郁从眼神中闪过，唯有魂牵梦萦的祖国才能给他些许安慰。
3月4日凌晨，“皇后”号驶入加拿大湾高华（今温哥华）海口，两岸青山纵立，渲染出一幅灰绿色的山水画，水雾弥漫在水面山间，松林挺拔，倒映在水里，水中也泛起波波绿纹。客轮穿梭而过，青山向后走去。恍惚间，梁启超犹如置身于三峡美景之中。
午后一时，“皇后”号抵达码头，梁启超整理一下心情，信步走向迎接他的人群。码头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域多利位于湾高华附近，14年前康有为创立中国维新会（即保皇会）于此，这一带成为美洲保皇会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
梁启超在此居留两个月，参加了湾高华保皇总会的选举会和兴筑总会所的树基典礼，作为康有为的“代言人”，梁启超整日演说，筹集款项，扩大保皇会影响力。梁启超深入下层民众，发现了加拿大侨民爱国心很重，可是由于不平等政策的影响，他们都生活“困苦不可言状”。
可就是在这时，港、澳、横滨方面却因为意见的隔阂、事业上的误会引起了很大的龌龊，梁启超不断作书于各方，调和矛盾，但是由于仍然没有放弃“革命共和”思想，和康有为的误会也在不断加深，并没有融合的迹象。
3月，荣禄卒。梁启超作《呜呼荣禄》一文，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中，抨击荣禄数年来专权跋扈，无一建树，希望能够唤起国民之振作自强，以应当前之变局。
4月29日，梁启超、黄慧之、鲍炽等人乘坐火车经渥太华前往纽约。5月12日，梁启超一出车站，便被迎接的华人重重包围，华人多停工停市来一睹“天之骄子”梁启超的风采。梁启超置身于这个世界第二大都市，目不暇接，大开眼界。繁华锦簇的城市美景中夹杂着一点点“污垢”，穷人们衣不蔽体，饥寒交迫，这样的现象让梁启超赞叹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为其贫富差距悬殊的景象黯然神伤。
几天后，美国社会党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利逊氏来访，梁启超认真听取了他的建议。在称赞社会主义之完美的同时，梁启超清醒的看到“在社会进步仍有等级”时，“极端社会主义并不能适应现在中国社会，英美亦不可行”。而社会主义可以作为调整贫富差距的工具应用于中国社会。
5月下旬，梁启超来到了美国民主共和的发源地波士顿，引起了当地社会的震动，受到了社会上各界名流、华侨、报界的热烈欢迎。《波士顿先驱报》、《波士顿晚报》这样报道了梁启超的到访：
大共和国的梦想，使全部唐人街颤抖，梁启超借助于描绘新中国唤起潜在的爱国激情。
在波士顿，梁启超仔细考察了民主共和政体的发生、形成、发展，开始对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产生了怀疑。美国民众的自治习惯和自治能力让美国很自然的组成了共和政体。看到自治能力高出中国国民的华人为选举纠纷斗殴，乃至血水横流，让梁启超不禁胆颤心惊，寒心不已。在纽约拜访容闳（原自立会会长、勤王运动领导人）后，梁启超来到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6月11日、12日，梁启超分别拜访了美外交部长海约翰和总统罗斯福，他们大谈“中国可以扶植之论”，“门罗主义，所向无敌”，让梁启超“深为我国悲惭，唯唯而已”。美国政治人物的野心让梁启超暗自心寒，他认为：“世界大势日集于太平洋，世界大势日集于中国。如此，可以利用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应该是中国。” 怎么会“太平洋当属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呢？
梁启超每日游荡在华盛顿的街头，参观兵房、库房、博物馆、植物园，认真考察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真实状况，掌握了研究共和政体的第一手材料。他赞扬美国社会的社会基础设施以及风俗等方面的优越之处，也看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许多弊病：酬选现象严重；官场腐败，高洁人士不屑入内；贫富差距过大，对穷人来说，民主自由是一句空话；种族歧视问题严峻。梁启超开始动摇了，迷茫了：民主共和能让中国富强吗？
6月29日，梁启超等人自纽约西行，经费城、波地摩、必珠卜、纽柯连、圣路易、芝加高，行至气拿连。沿途梁启超均作停留，指导保皇会事务，募捐款项，可是异国他乡的华人生活贫苦，甚至穷困潦倒，受尽歧视，根本无力捐款，筹款工作陷入困境，难以进行。到气拿连的第三天，正是光绪皇帝万寿节，梁启超联合附近各埠代表，聚会于气拿连，遥祝光绪皇帝万寿无疆，国家早日富强，维新大业早日成功。
经过沿途一路奔波，9月25日，梁启超抵达旧金山。这里保皇会成立较早，会员已逾万名。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梁启超于10月24日离旧金山北上，29日返回加拿大湾高华。
31日，梁启超由湾高华乘中国皇后号船归亚洲，96通电报，百名好友涌至码头，挥手相送，“爆声巾影，绵亘一时余。” 轮船进入太平洋海域后，风平浪静，秋高气爽。入夜，一轮圆月挂在海天之间。站立船头，依傍船舷，一海银波显得分外幽秘，发出凄清的色泽，勾起梁启超的凝思。
11月11日，梁启超抵达横滨，重新回到了出发地。回到日本后，梁启超随即将考察游历经过，著成《新大陆游记》一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在书中，梁启超言论大变，完全放弃了“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重新回到了君主立宪的阵营当中。
梁启超的转变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此时革命共和思想日益激烈，邹容的《革命军》出版后，反满呼声高涨，“苏报案”后，革命共和派活动日趋激烈，影响逐步扩大。然而就是在这样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中，梁启超一改往日主张，鲜明地提出了君主立宪乃至开明专制，被革命人士视为“叛逆”，革命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在国家前途上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1904年1月，保皇大会在香港召开，随后梁启超全身心投入到保皇会的工作中去，成为君主立宪派的旗手。不久，以宣传君主立宪为宗旨的《时报》出版，赏心悦目的文字，新的内容和体例，颇具兴味的新小说、新诗歌，引起了文坛知识名人的极大关注。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