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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2月，为了使梁启超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中去，梁父莲涧先生前往日本，主持梁家日常事务。可是，4月梁启超继母不幸去世，莲涧先生又不得不匆匆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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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
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深深刺激了清朝当权者慈禧太后，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给了强烈的震撼，在加上革命派不断的起义，让政府也疲于应付，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清廷逐渐倾向于民主立宪，加快了立宪的步伐。
1905年7月，清廷应端方等大臣的奏请，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时所行之事，派出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徐世昌等五大臣出使西方各国考察宪证，迈出了预备立宪的第一步。临行时，革命派在火车站放置炸弹，“伤毙送行者数十人”。 12月和次年元月，五大臣分两路启程，这次李盛铎取代了受伤的徐世昌得以出访西方列国。随从的大臣包括内阁中书陆宗舆、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直隶州知州夏曾佑等数十人。
五大臣先后前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丹麦、瑞典、俄国、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考察了包括议院、军队、工厂在内的具有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的国家重要机关，详细调查了中国实行立宪这个政体的可能性。7月，五大臣率领的考察团回国，大力推崇立宪政体，正式提出立宪方案。
此时，立宪运动因发起于康梁而普及于全国上下，立宪舆论大兴。梁启超在运动中大力提倡立宪，研究、阐述立宪主张和理论，使运动由萌芽而茁壮成长。梁启超不断发表立宪之论，明确指出君主立宪的要义在于建立国会及设置责任内阁，立宪运动开始趋于具体，上至影响朝廷，下至影响社会。立宪之声，几乎成为当时政治言论的口头禅。
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由于不懂宪政，无法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不得不求教于立宪制度的权威梁启超。得到端方等的请求后，梁启超犹如久困的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跃跃欲试，大展身手。随后20多天，梁启超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中，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等。尽管海上风景迷人，可梁启超置身其中，犹如老僧入定一般，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日竟然不闻自己身旁的美景。随后，梁启超协助杨度起草了完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两文，给预备立宪规划出了一个整体的蓝图。后来梁启超还时常为清朝官员提供咨询、建议，影响着清朝上层官员的意志。梁启超借起草立宪政治文件，将自己的主张融化成清朝实行改革的方案，一个清廷通缉的要犯却开始左右了政府的朝政。尽管身在海外，梁启超通过在国内的同志用他那支充满魔力的笔指引着立宪运动的方向，对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06年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由梁启超启超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但是由于这个方案的实行，必定会大大消弱慈禧太后的皇权和军机大臣的特权，因此方案被修改，一些涉及这方面的政策被删除，报告成为慈禧太后等玩弄政权的工具。
9月1日，清廷下诏宣布预备立宪，声称数年后查看民智，再定实行年限。以“目前规则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先从改革官制入手，然后再议立宪实行年限。
11月6日，清政府宣布改革官制制度，成立一个中央新官制，改变合并了一些冗杂机构，凑成了一个类似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内阁管理行政，大理院管理司法审判，资政院管立法。但是军机处仍然为行政总汇，总司国事。而且在新成立的政治机构中，满族官僚大大增加，使整个内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
清政府的仿行立宪让希望改革的汉族官僚和立宪派人士深感失望，梁启超也极度不满。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指责清廷改革缺乏诚意，依靠改革排除异己，没有任何预备立宪的诚意举动。对清廷的失望使得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动员社会上来。
梁启超认为立宪运动是国民的运动，立宪的本质是民主，民主不能钦定，只能依靠民众自己争取。只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真正的实现立宪。因此立宪之权应操于人民之手，而不是君主之手。 梁启超作为立宪运动的发动者和宪政权威，有着别人无所比拟的威望和能力，他影响着立宪派国内与海外的两大势力。海外他以其先进卓越的思想独领风骚，国内一大批同志成为他的思想的实际执行者，杨度、张骞是其中的代表。立宪派官员端方、张之洞等人与梁启超交往甚密，留日学生归国后也为梁启超在国内建立各方面的联系，使得梁启超在远离国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在中国政坛上发挥重要着影响。
这时，由于国际形势的改变，立宪派内部也迈出了改革步伐。运动的发展，使得大量资金的消耗过于迅速，仅仅依靠华侨的资金援助根本不能满足保皇会内部的运作。保皇会开始投资经济事业，希望能够满足日常所需。1906年，保皇会创办的商会和广东公学均开办，开始了其集敛资金的使命。此时，康有为在墨西哥经营华墨银行和电车事业，梁启超则将精力全放在了宣传宪政理论、指导立宪运动的革命前沿，以其言行全面影响立宪运动。
虽然“宪政”这些思想在西方早已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可是在落后的中国，一大批兢言宪政已多年的官僚仍然不知宪政到底是何物，更何况是民智未开的普通国民。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供国人借鉴，解释什么是国会，什么是内阁等一系列普通问题。他这时期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进行理论宣传、思想启蒙上，大力动员民众，激发国民发挥政治主动力，进行民众立宪的道路。
1906年10月21日，美洲保皇会宣布自1907年2月23日改名为国民宪政会，随后改为帝国宪政会，开始了它新的生命历程。国内称之为宪政会，以利于在内地推行主张，便于保皇会人员运动。帝国宪政会以尊皇室、扩民权、摧不负责任之政权为活动大纲，进以指导立宪运动。
但这个时候，梁启超开始进一步主张建立真正的立宪政体政党，以督促清廷加速立宪进程。杨度、蒋观云、徐佛苏、熊秉三等人商议组建政党，研立宪之事，由于几人意见不和，最终各行其是。
12月16日，东南各省绅商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工会，推举郑孝胥、张季直、汤寿潜为正副会长。这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立宪公会。不久，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组建立宪政党的热潮，推动着预备立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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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国内立宪运动如火如荼，一片生机，梁启超在日本遥控立宪派人士，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着。
此时，梁启超的事业已经大成，成为了中国言论界领袖，立宪制度的权威，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家庭也开始颇显生机。
梁启超到日后，住在东京，生活比较便利。当李惠仙携女来投后，住房显得越来越拥挤，而经济条件的拮据使得梁启超很难应付。1906年，一位十分敬重梁启超的倾心改革事业的华侨帮他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将自己位于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借给了梁家，解了梁启超的燃眉之急。
这座名为“怡和山庄”的院落，虽然地处偏僻，但是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是一个研读学说创作的理想之处，也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游戏的天堂。院落面对大海，浩瀚无垠，海风徐来，激起一波浪涛，涛声阵阵；后面是苍翠的山林，空气静谧，清风拂面，是那样的轻柔悠闲，松涛哗哗。幽雅别致的环境一下子吸引了刚刚来到的梁家人，梁启超心神为之一清，松涛遒劲、波涛拍岸，这不就是一个美丽诱人的“双涛园”吗？这里也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最美最舒适的驿站。
美景的熏染让梁启超心旷神怡，这里的生活充满了无限乐趣。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整日在这里戏耍，笑声凝满了整个院落，梁启超置身其中，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紧张的工作之余，梁启超与孩子们一起玩乐嬉闹，生活的困苦，事业的不如意，还有那苦难中的祖国……一切一切不快似乎全都在孩子们的笑声中烟消云散，梁启超沉醉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生活颇感充实。
幽雅的环境并没有使梁启超沉溺其中，祖国的呼唤仍然是他的心愿，在这里他依然忙碌，写书，汲取西方文明，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情况，为立宪运动提供着思想知识援助。和谐的家庭让梁启超心中充满了骄傲，梁启超的学识和思想造成了这个中国家庭的不寻常，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使得这个家庭幸福温馨，西方与东方思想共融。家，不仅是梁启超最大的安慰和精神寄托，而且是梁家子女的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这群天真的孩子给梁启超苦闷的生活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春天来时，樱花开满了院后的小山，孩子们这里前后飞奔、嬉闹，赏花之余，在松林中采寻新鲜的松蘑，烧烤后加上佐料，香气笼罩了整个山林。美丽的风景、香喷喷的松蘑、还有和谐的气氛，绘成了一幅幸福美满的全家图。
夏天的时候，梁家的欢乐跑到了海滨。冰凉的海水，雪白的浪花，柔软的沙滩，成为孩子们新的乐土。他们在海水中狂欢，最令人高兴的就是“报复”康有为。康有为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后逐渐固步自封，与梁启超的思想再也不能引起默契与共鸣。每当康有为来到双涛园，都要和梁启超争个天翻地覆，这在孩子们的眼中，康有为的出现影响了这一家的安宁，成为了他们当然的敌人。每当游泳时，孩子们用刚刚学会的游泳技术在水中使劲揪康有为的胡须，康有为疼痛难耐却也无可奈何，引来了孩子们的哈哈大笑。
梁启超的博学，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这群孩子，他们从小以父亲为骄傲，看到父亲奔波劳苦，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感动，渴望自己能够如父亲般，成为伟大的“英雄”。
家庭的天伦之乐反而让梁启超斗志更盛，他在研读立宪制度的丛书后，深深明白了立宪政治必须以政党为基础，只有建立强有力的政党才能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进而影响整个中国政局。自1906年开始，他就先后联系同志，以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推动预备立宪的进程。
1907年7月，由于立宪运动的迅猛发展，梁启超把精力放在了联系同志，在国内建立政党上面，不断致函徐佛苏、杨度、蒋观云，商讨组织政党事务。由于不能兼顾《新民丛报》的社务，梁启超决定将《新民丛报》停刊，另外专门续刊另一报纸，以用来宣传法律政治经济。但是由于广智书局的经营不善，资金难以独立，只好放弃了这一计划。
9月20日，清廷颁布设立资政院上谕。“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着派傅伦、孙家鼐充该院总裁，所有详细院章，由该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妥慎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