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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于11月14日、15日崩逝。帝后崩，依遗诏3岁的溥仪继位，其生父醇亲王载沣得以成为监国摄政王，清廷中央发生了重大人事变更。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了积极倒袁之事，列举袁世凯罪状，上书摄政王，一系列活动将袁世凯逼上了悬崖。最后袁世凯在庆亲王奕歆的庇护下，才得以免官回乡，保全了性命。
慈禧太后的死去，袁世凯的罢黜，自然让梁启超振奋不已。他的灵魂开始重新跳跃，伺机重登政治舞台。此时，社会的震荡以载沣的上台告一段落，各派都在静观时局或者酝酿更大的行动。1909年成为清末社会异常平静的一年。由于对摄政王载沣抱有幻想，梁启超一改以前的激进作风，提出了先行地方自治，后再开国会的缓进方案。他对载沣的上台鼓掌称颂，歌他“举止谦逊”，“深沉而有远略”。
后来梁启超又上书《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一些符合实际的施政方略，建议力抓“理财政”，“改官制”，“厉人才”三件大事。他表示朝廷主张先开地方谘议局，后开国会的顺序是正确的。“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破坏。”希望朝廷能采取措施，提高民众自治能力，以日尔曼俾斯麦之“铁碗政策”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民主开明政策。
醇亲王载沣摄政后，清廷党禁之议提上日程。梁启超自认为“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希望朝廷能够解除党禁，以一展雄图。同时，许多立宪派人士认为，康梁能够回国，中国必能再生希望，重振雄风。随即，潘若海、麦梦华、杨度等在朝廷上下活动，以求开放党禁，解除康梁身上禁锢。杨度更是以死相谏，“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行为，惟乞皇上诛臣”。若是载沣能够解除党禁，中国时局必能向着和平稳定发展，可是由于奕歆等权臣的阻扰，梁启超的一腔热情硬生生地浇上了一桶冷水，这成为以后思想趋于激进，接二连三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原因之一。
党禁运动，只使清廷开复已故翁常熟，陈宝箴原官了事，“六君子”的抚恤，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赦免问题只能继续悬留，梁启超不得不滞留国外，满腔爱国热情无处倾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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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国会请愿高潮
政闻社被解散后，梁启超失去了自己所依赖的组织力量，这时他一边以言论号召动员民众，一边与徐佛苏等立宪人士联络，争取谘议局议员席位，以更有效的指导推动请愿运动。
1909年各省谘议局如期进行选举。徐佛苏在国内进行了颇有力的工作，使得一大批立宪派人士进入各省谘议局，如孙洪伊、汤化龙等。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人士拥有了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以民间代表的身份监督政府，倡导宪政，以维护立宪派的利益，谘议局成为立宪派变相的政党机关。不久，各省谘议局召开第一届会议，商讨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代表上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以“和平革命”方式来挽救中国时局，掀起国会请愿运动高潮。
这时，徐佛苏作为梁启超在国内的代表，活跃于各省谘议局之间，从事于请愿运动，秉梁启超之意，他“联络咨政院谘议局之各议员，使其一面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并准备起身进京主持言论，“齐一国同志思想步骤”。12月，各省代表入京，请愿速开国会，朝廷内部也请愿声起，但是清廷仍然没有理会请愿代表，颁布上谕，仍以九年为期，请愿运动无功而返。
1910年，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梁启超筹借款项，克服窘困于3月10日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成为继《新民丛报》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国风报》在创刊时在《民报》上这样刊载了一则广告，可见其办报宗旨及精神：
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每册八万字，逢一日出版。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法令、文牍、谈丛、文苑、小说、图画、问答、附录、凡十四门，议论宏通，记载详确，谈丛、小说各门饶有趣味，诚报界之伟观，而立宪国民之粮也。定阅全年八元五角……上海四马路国风报馆。（宣统二年一月十二日《申报》）
《国风报》根据时势而动，与时俱进，言论尤为切实，从事各种政治问题具体研究讨论以及灌输国民政治基本常识。梁启超的《国家命运论》、《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陆续在上面发表，文中详细分析了第一次请愿运动失利的原因，为立宪运动提供了详尽的蓝本。
清末政局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海潮巨浪肆动。梁启超置身于旋涡之中，一言一行关系于全局，由于解除党禁运动的失败，梁启超开始对满族权臣逐渐失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1910年4月20日，梁启超发表《论请愿国会与请愿政府并行》一文，他第一次公开要求建立一个新政府，尽快筹组政党，迅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立行宪政，“激进论”又迅速抬头。
这时，徐佛苏在京主持成立了请愿同志会，并于5月组织各省代表进行请愿，商会、教育会、华侨等社会团体成员也都纷纷加入，形成了一股请愿旋风，一个接一个的上书飞向摄政王载沣，载沣左右为难，谘议局及政府所设机关，不能镇压又不能让步，况且如今“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逼近，饥谨四告，”革命党又前赴后继，如燎原之火，国势危难在即，似乎惟有召开国会，无有他法。但是在顽固势力的干扰下，载沣没能一揽大局，于6月27日发布上谕：财政困难，国家时局混乱，民众自治能力低下，尚无条件提前召开国会，仍以九年为期筹备，不准再请愿干扰中央行事。
第二次请愿运动失败后，各省代表仍为之不懈，决议扩大请愿运动规模，决定第三次请愿。这时北京同志会各省分会陆续建立，并且发动了国民及工农商各界人士签名尚书运动，请愿运动生机勃勃。《国风报》同时刊登了梁启超的《为国会限期问题警告国人》一文，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督促各省议员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斗争，配合各方运动。
8月，徐佛苏主持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刊物《国民公报》在北京出版。此后，《国风报》与《国民公报》南北谣向呼应，共同推动了第三次请愿运动的迅猛到来。
《国民公报》发刊后，利用排满“革命暗潮”，沉重诋毁清廷并且鼓吹立宪，成为各省议员与请愿国会团体的会场，可谓“团体之坚，民气舆论之发扬，足以揭破清廷之昏庸，引导民众革命之激潮。”而此时梁启超感于清廷的昏庸顽固，思想更趋激进，革命之念渐渐流露直至浓厚，陆续在《国风报》上发表急进言论，推动着请愿运动形势的发展。
10月3日，依照《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清廷主持成立咨政院，大量立宪派人士的存在，使得咨政院成为立宪派的政治基地，立宪派则作为一支合法的独立的政治势力，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梁启超的《咨政院章程质疑》、《论咨政院之天职》、《评咨政院》等文章指导运动，公开站立在清廷的对立面，与清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主力军。
清廷面对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热潮，手足无措，惶恐不安。11月4日，应咨政院、谘议局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着手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定，提前颁布试办。”请愿运动得到初步胜利。
清廷的妥协让大多数立宪派人士欣喜不已，他们张灯结彩，组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欢庆请愿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但以梁启超为首的激进派认为上谕中没有立即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内容，清廷又勒令请愿代表迅速离京，不得滋扰生事，引起了徐佛苏、孙洪伊等激进分子的强烈抗议。随后梁启超发表《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指责清廷敷衍民意，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坚持以即开国会为唯一目的，警告当权者“若仍坚此不变，世界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对清廷的绝望和愤怒化成无尽的仇恨，言论渐趋革命。此时革命起义如燎原之火，渐有欲燃之势，而梁启超的激进言论促使一大批立宪派会员逐渐倾向于革命。再次引起了康有为的反对，康有为愤责梁启超是“一人叛变，全党皆动”的罪魁祸首， 两人的沟壑越来越来深，水火不相容。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后，野心勃勃，东北人民深感危机，奉天的立宪派首领商讨后，决定领导青年学生罢课请愿，天津、直隶等地学生纷纷响应，罢课、游行，“断指血书”、“刺骨血书”纷飞，要求救亡图存，速开国会，一股罢课###汹涌澎湃，掀起了第四次请愿高潮。清政府惊恐万分，采取残酷手段血腥镇压，激起了人民对清廷的愤怒，国内形势更加混乱，政坛错综复杂，顿时风云突变。
在立宪运动如火如荼的同时，国内又兴起了“保路运动”，两者相互呼应，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1911年，由于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家所有并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这一卖国行径遭到了鄂、湘、川、粤等省人民的严厉抵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立宪派把立宪主张灌输于保路运动中，以资议局为阵地，宣传爱国民主法制思想，使得保路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发展。
梁启超自杨度口中得到消息后，迅速作文发表于《时报》，及时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起了国人的警惕。随后，他陆续发表《为川汉铁路事警告全蜀父老》、《收回干线铁路问题》、《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等文章，用舆论推动运动的发展。在文中，他批露了帝国主义以铁路侵略、经济侵略来灭亡中国的“新阴谋”，号召国民向政府争取应得的权利、利益，捍卫民族独立。同时，梁启超顺应国内形势的发展的需要，强调法律程序与人民的权利，指出资政院应起到国会的作用决定法律，政府无视资政院的存在，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是无视法律的行为，必将遭受国民的强烈抗议与坚决斗争。
保路运动声势蓬勃，与轰轰烈烈的立宪请愿运动一起，掀起了一阵政治狂潮，对清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然而由于清政府的愚昧顽固，不顾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最终只能成为历史上的一串泡沫，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魂飞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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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变计划
立宪运动展开后，社会各阶层逐渐强化了法制观念和权利意念，民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