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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沽，11月18日抵达天津，直隶都督派人远迎，民主等政党亦纷纷接梁启超于船上。张骞、黄兴等皆在天津等候三日，“因初十在湖北开国纪念，彼等候至初七不至，遂皆往鄂耳”。政要的谒见，社会各界的轰动，欢迎之隆重，气氛之热烈，也让梁启超喜出望外，倍感意外。梁启超在津连日赴宴，发表演说，“应酬苦急”。后在袁世凯的催促下，梁启超启程前往北京。
11月28日，抵京。袁世凯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一行数百人迎接与正阳门车站， 交通为之一滞。是夜，梁启超便参加旧友组织的欢迎宴会，开始浸入了热情的欢迎会与接待宾客之中，繁忙不已，宾客来访，“只能以二十分钟谈话为约”，每日必有演说，“都中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报界中，同盟会各报馆中“有一二赞美之词”，梁启超如“众星之拱北辰”中之北辰，原###和斗士，如今成为了共和国青天白日旗下的英雄，而原立宪派也一吐心中闷气，勇气百倍，“人人有哀思战斗之意矣”。
在北京，梁启超应总统府之邀，谒见袁世凯。此时，二人虽有旧仇，但面对共同的敌人国民党，都急需筹措大党，以图控制内阁，袁世凯期望借助梁启超的威望在舆论上支持自己，而梁启超则希望自己能够出任内阁总理，以引导袁世凯走向宪政的轨道。袁世凯出钱，梁启超出力的一场互相利用、相互斗争的交易开始了。
12月10日，梁启超结束“可谓人生之至快。亦可谓人生之至苦”的十二日京城生活，返回天津。风光的生活让梁启超疲惫之余，又有几分得意，自信心猛增，自谓自己“远非孙、黄所及”。他鼓吹革命，宣扬民主，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功绩永不可灭。胡适这样评价道：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千百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梁启超回到天津后，闭门谢客，重整旗鼓，成为政党政治及责任内阁的鼓吹者和追逐者，在青天白日旗下，梁启超继续他一直追求的政党政治，梦想左右天下。
梁启超顺应时代潮流，承认“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国体”，拥护共和，成为共和制度的卫道士，同时他重振立宪派士气，恢复其名誉。11月，梁启超创办《庸言报》，成为他归国后的第一个宣传机关，发表《中国道德之大原》、《治标财政策》、《论国会会议》、《宪法之三大精神》等畅论主张，影响得到进一步扩大。流亡期间，梁启超潜心于研究政治、财政、法律等学术问题，使之成为他飞翔的翅膀，从此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政党政治的热潮之中去。
此时，国内政党浪潮迭起，原立宪派与革命派均重振雄心，积极组建政党，参加权利的角逐，以其在选举中击败对方，重整内阁，以和平手段与袁世凯争夺权利。
1912年8月，宋教仁主持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成为当时国内的最大党派，孙中山任理事长，后请宋教仁代理。
这时，国内尚有共和、民主、统一等党。1913年2月，梁启超正式加入国内第二大政党共和党，由于同时作为民主党的领袖，梁启超在政党中的威望逐渐提高。为了与国民党抗衡，梁启超迈开了两党合作的步伐。
1912年冬，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按时召开了国会选举大会。1913年2月，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取得参众两院共392席（众议院269位，参议院123位），大获全胜，而共和党175席，统一党及民主党各24席，选举的失败让梁启超“心力交瘁”，极度悲观，甚至“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社会教育”。
梁启超突然沮丧，使“三党党员大哗”，总统府也仓皇失色。国民党的获胜对袁世凯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急需梁启超出面以收拾时局，对抗国民党。于是派人极力劝阻，同时开始对国民党采取了极端手段。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召开，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被选为正副议长，国民党再次占据压倒性优势。
1913年3月20日，陶醉于大选胜利的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枪击中，两天后因伤势严重救治无效而亡。梁启超被列为重大嫌疑之中，然梁启超心怀坦荡，在《庸言报》上发表《暗杀之罪恶》，谴责“暗杀者如驯孤如鬼蜮，乘人不备而逞其凶，此夫耻之”。说明“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不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 同时袁世凯也应国人的要求查明主犯。“穷究主名”，然而最后却暴露了此举却是他自己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所为，国内报刊纷纷谴责袁世凯暴行，揭露他颠覆共和的阴谋，革命派也开始计划武力反对袁世凯，重塑共和。
1913年5月，梁启超联合原立宪派和北洋派的三个政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组成新的政党——进步党。三党合并酝酿数月，至是才合并成功。会上，黎元洪被推举为理事长，梁启超、张骞、伍廷芳、孙吴、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为理事。梁启超成为该党的理论指导人，实际领袖，国会形成以国民党、进步党两党对峙的局面。
为了彻底消灭南方国民党力量，袁世凯瞒着国会秘密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举借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阴谋发动内战，掌控全国。
为了抗议袁世凯的倒逆行为，孙中山从日本回国，揭露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力主武力###，挽救共和制度。1913年7月12日，江西总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随后，国民党人在南京、上海、湖南、四川等地纷纷响应独立。二次革命成为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保卫民主共和果实的继续，是辛亥革命的“续集”。可是，在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军阀的疯狂进攻下，国民党由于纲领不明确，内部组织涣散，讨袁军迅速被击溃，“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二次革命，梁启超急于掌控内阁，以实现自己的立宪梦想，因此立场不知不觉中倾向了袁世凯，他在舆论界攻击国民党发动战争，祸害百姓。指控李烈钧“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火”， 二次革命则是由于国民党“白昼杀人”、“庸才”治世才带来的恶果， 在这一时期内，梁启超极尽政治手腕，讨好袁世凯并为之设计了一个民主的“开明专制”方案。然而，袁世凯的欲望不仅仅是“大总统”，他一边利用梁启超，一边又对进步党人加以限制。
1913年7月31日，进步党人熊希龄被任命为内阁总理，作为进步党对其贡献的回报，可是由于熊希龄稳重有余，决断不足，并不能有效地限制袁世凯的行为。随后，袁世凯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除名，并逮捕国民党数十议员，导致国民党议员人心惶惶，纷纷四处逃散，国民党在议会的优势完全被打垮了，进步党成为了议会的第一大党。
9月，熊希龄内阁正式组成。袁世凯亲信掌握了内政、外交及军事大权，进步党人则把持了财政、教育、司法、农工商四席，由于当时梁启超、张骞等人自誉为“第一流人才”，因此，内阁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当时梁启超本想就任内阁总理或财政总长，但袁世凯害怕梁启超破坏他的阴谋，以其一介书生，“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为由，仅将梁启超放在了司法总长的位置上，在左右拾掇后，梁启超只好接受了司法总长的职务，从此，进步党成为袁世凯的工具，为其摇旗呐喊的配角。
梁启超入阁以后，主持制定了内阁大政方针，以“制定宪法，为民国建设第一大业”，“日接客数十，夜则以法案”， 颇有一番改革雄心，矢志追求三权分立及立宪政治，重整国家残局。
“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后，宣布对外“爱重和平”，“开诚布公以敦睦谊”，尊重主权；财政上，“澄吏治，核名实”，裁减军费开支，整理币制金融；军政方面则“裁军，简政”，实行军民分治；实业上，则实行“保护主义”及“开放主义”，以缓和国内矛盾，促进资产阶级的发展；司法上，整饬法令，编定法律，实行司法独立，将中国“养成法治国家”。 一系列的改革试图将中国带上正轨，真正走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立宪道路。
然而，在脑中充斥着封建专制思想的袁世凯眼中，军队和财政才是他的资本，而立宪内阁只不过是一个达到称帝目的的工具。1915年9月8日，梁士诒组织共民党，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党，袁世凯从此抛弃了进步党，加快了称帝步伐，而“没有实权”的人才内阁被逼压得步步退让。在袁世凯的压力下，梁启超在内阁中政治思想处处碰壁，外交也不得不屈从袁之意志，甚至提出实行“开明专制”以迎合袁氏，重弹民智尚且不够，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老调，思想可谓“已不知流转几许次”。
在军事经济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面前，梁启超妥协了。10月4日，宪###议公布了梁启超等制定的总统选举法七条，将法律的程序颠倒过来，先选总统，后定宪法。6日，国会在共民党的威胁下被迫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成为建国后第一个国庆节登上正式总统宝座的大总统，从此，宪法、国会之类的民主招牌已经不能阻碍他的手脚了。
不久，梁启超拒绝袁世凯要求取消限制专制规定的授意，激化了进步党与袁世凯的矛盾。11月4日，袁世凯借口国民党议员“勾结乱党”。下令解散国民党，驱散国会议员，揭下了伪装拥护共和的面纱，迈出了北洋军阀武力破坏国会的第一步。
此时，梁启超仍然没有看出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真实意图，他在解散国民党的当天，赶赴总统府，要求袁世凯取消命令，并威胁国会无法召开，总统也无从存在。但是，袁世凯有自己的算盘，对梁启超的威胁并不理睬。
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代替参、众两院职权，并于12月15日召开会议，反对司法独立及设立法院，主张恢复清朝旧制。梁启超闻讯后赶到，经一番唇枪舌战，最后还是失败而归。复辟帝制似乎呼之欲出。
为了彻底打击进步党，袁世凯于1914年2月14日，公布热河盗宝案，熊希龄被迫提出辞职，“第一流人才内阁”倒台。随后梁启超提出辞职，于2月20日结束了长达6个月的内阁大臣生涯。然而，就在此前，梁启超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决心从改革币制下手来整顿国家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