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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应试，初出茅庐的梁启超，由于经验不足，最后名落孙山。但是毕竟走出了边远乡村，见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有了见识，更积累了应试经验，结交了一些朋友。城市的繁华，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印象，心底似乎有一股冲动：这里就是我的天堂！
回乡后，他拜周惺吾先生为师，梁启超发奋读书，开始了真正的拼搏，广州一行好象让他受到了刺激，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一样。从广州买回的书更是反复阅读，爱不释手，张之洞的《轩语》、《书目答问》被翻来覆去，恨不得自己能够完全记下。这些书比起八股文来，实用且具新意，读后感觉进入另一个天地，另一个境界，受益匪浅。这也是梁启超“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的开端。
1884年，十一岁的梁启超再次进军广州，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十一岁的童子中试，当时的主考学政叶大焯惊喜交加，特地找梁启超等较小的秀才，再考他们，试以文艺。只有梁启超能够对答流利，少有差错，叶大焯惊奇叹服不已。此时，机灵的启超灵机一动，拜倒在地，连谢大人厚爱，并请叶大焯为其祖父写文祝寿，乖巧伶俐，孝心厚重，叶为之感动，提笔书祝寿文，大赞启超聪颖，梁家如“汉之石氏，唐之柳氏，宋之吕氏”，教子有方，勉励启超且不可傲然懈怠，要继续努力，前途不可限量。得到三品大员的赞许，梁启超当然是受宠若惊，祝寿文拿到家后，被裱起来端端正正的挂在墙上，梁家顿时金碧辉煌，喜气迎门。启超中秀才，梁维清七十大寿，叶大焯写祝寿文，可谓三喜临门，茶坑村不论男女老少，都来祝贺，小启超在贺喜的人群中来回出没，尽情临略成功的喜悦，品味科举给他带来的欢乐。成功的引力吸引着梁启超一步步走向科举高中的顶峰。
1884年后，成功让梁启超鼓起了参加会试考取状元的风帆。为了有更大的进步，梁启超一面学习八股，一面博览群书。“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 十三岁学于广州吕拔湖先生，十四学于佛山陈梅坪先生。” 1887年，梁启超肄业于学海堂，始开始放弃帖括之学。
学海堂，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创立，是最高的学府，与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菊坡书院，并称广东五大书院。虽然各个书院风格不一，但皆以考证、辩伪、求得经书本源和涵养为主，学问扎实。学海堂先生称为山长，一般有八人，个个人品好，学问深，在学界有一定的地位。而督抚到任时都要到学海堂拜谒，可见学海堂在广东地位之高。
梁启超在这里吸取着丰富的营养，系统地学习了考据学、经史、词章训诂、典章制度和宋儒的性礼之学，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学术基础。学海堂有个会食，每月初一，学长和学生共餐，交流学习心得，这可是启超解难辩疑、展示才华的好机会，启超这时绝对是言论的焦点。这时候，餐厅人满为患，都潜心学术，言论激烈，犹如海浪翻滚，气势磅礴。山长们也都参与其中，兴致勃勃，望着自己的学生如此多才多艺，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启超正学情高昂时，家里却传来了噩耗。母亲赵氏因难产而去世，梁启超奔丧还乡，却因无船，没能亲手送母亲入棺，引之为终身遗恨。梁仲策先生的《曼殊室戊辰笔记》中这样记载了此事：
是年五月初六日，先慈赵太夫人弃养时，伯兄学于广州，而电（话）及海内轮船皆未办，专人驰报，往返须六日乃至八日，天气酷热，卒以不能久待而先殓，此伯兄终身抱恨之一事也。
母亲的去世，让梁启超情绪低落，痛苦万分，每日在母亲的屋中徘徊，睹物思人，倍加思念母亲。自己三岁习字，五岁背经，哪里没有含具母亲的血汗？外出应考求学，母亲日夜难眠，自己竟然没能在她临走时看她一眼，这是何等的不孝！走出屋外，到处都见到往昔母亲的身影：天井边，扶儿授字；厨房里，饭香似乎扑鼻而来；后山上，清脆的歌声仍在飘扬。眼前浮起一幅画面：儿伏在母膝前，被慈爱的母亲鞭打着，“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梁启超不禁泪水朦面，悲伤不期然间从心底泛起。
可是，学业还得继续，启超的天资不会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消磨殆尽，反而刺激了启超，更加努力，更加好学。“月考有奖赏，曰膏火。” 每月的“膏子”都被启超用来买书，例如正续《皇清经解》、《四库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等。启超的努力当然得到着回报，年年都得到第一名，这在学海堂的历史上，还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有此殊荣。第二年梁启超成为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为菊坡、粤秀、粤华院外生。启超接触着更为广泛的知识，涉足到了更广大的天地。
梁启超在学海堂的近五年间，为乾嘉汉学所吸引，当时教过启超的先生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都是当时有名的汉学学者，在他们的教导下，梁启超如鱼得水，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术根底，具备了广博的学术知识和基本治学方法。梁启超晚年离开政界后从事学术研究就是在广州五年扎下深厚根基后开的花，结的果。
广博的学识使得梁启超踌躇满志，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宏图大志。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在广州的乡试，从容应试，成绩斐然，一举中的，名列第八。据上海《申报》八月十二日所载，考题为：（1）“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2）“来百工则财用足”。（3）“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 当时的主考官刑部侍郎李端棻，钦佩梁启超的品貌和才华，于是请副考官王仁堪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悼启》中这样记述：“光绪己丑，尚书苾园先生讳端棻，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和焉。” 中举对于梁家已是惊喜，而与高官联姻可谓之双喜临门，喜出望外。师生之间，申以婚姻，一时传为佳话，梁启超也声名大噪。
中举以后，梁启超继续在学海堂学习，准备参加会试，以求金榜题名。此时梁启超仍然走在一条传统士大夫的道路上，他还没意识到将有另一条更伟大的道路等待自己去开拓。1890年春，梁启超上京应试，但未能考取进士。这一年是梁启超一生中发生重大改变的关键一年。北京一行，他看到了故乡以外的世界，开阔了眼界，而全国政治中心的政治氛围更是震撼到了他的心房。
从北京回到南方，途径上海，美丽的景色没能遮掩住他那颗跳动的心，在这里，他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各种西书。他如醉如痴的翻阅这些新鲜的书籍，开始了对新学的认识。因囊中羞涩，启超仅仅买了一本《瀛环志略》，但这却成为他了解西方，拯救中国的钥匙。
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
梁启超16岁中举，而又得到高官赏识，许以婚姻，自然是意气风发，洋洋得意。1890年8月，启超与陈千秋一起拜访“怪人”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梁启超后来这样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如见，自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古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即陈千秋）联床，竟不能寐。
此时，中国正处于徘徊时期，洋务运动从高潮开始走向衰落，一些善于思考的封建士大夫揭露洋务运动存在的弊端，对此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反思、评判，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这是先进中国人对当时社会变革深层次的思考。可是，他们学识有余，创新不足，并不能很好的把西方先进知识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机的糅合起来，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中挥斥方遒的领袖人物。这样的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涉足政治舞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竟然由康有为率先挑了起来。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又称之南海先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先进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
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逐渐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六岁时读《论语》、《中庸》、《六学》、《孝经》等书，学习古文、经学、汉学，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从小就颇具救世之志，被乡人视为怪人，称为“圣人为”，就是因为他素以圣贤自居。他17岁时，他在康家雨万巷中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眼界大开，对变幻中的西方世界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反思。 心潮起伏，思绪万千。1876年，康有为进入九江镇礼山草堂，拜学术造诣颇深的朱次琦先生为师，学业大有长进，可是从朱先生那里学到的知识没能让康有为找到改造中国的方法。
1879年，康有为来到了西樵山，这里山势雄奇，怪石嶙峋，绿树成荫，流水瀑漏，一幅灵山秀水。康有为徜徉其中，心潮滚滚，日夜冥想：白天在水边游弋，思索今文经学；月光下飘荡林间，思考西方新知。一切一切激发着康有为的对人世的思考，唤起了青年人特有的种种狂念，如痴如狂。后来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这样描写了那段浪漫时光：
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之，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夜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以身试之。
这种疯狂洒脱的生活让许多人都怀疑康有为精神失常，然而，就是这种被人误解的生活让康有为成为与世不容的“人”——“圣人”。
回到南海后，康有为更加注意中学与西学的比较，力求从中西文化的结合处找到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时的康有为酷好公羊学，宏扬今文经学，抨击汉学，从一般的论选中放谈高论，藉以表述自己的思想倾向，隐然成为继龚自珍、魏源后的又一位今文经学新兴思想的代表人物。然而，康有为接触到的西方知识皆为声光化电的科技图书和历史、地理等社科书籍，若想用此来改革时局，可谓水中月，镜中花，痴人妄想。但康有为思辨力极强，能够将之应用到社会人文，形成自己所特有的思想体系。梁启超曾这样赞扬老师的思辨能力：
先生者，天秉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人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暗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举人考试，在全国政治中心，康有为更加真实的感受到民族危机。面对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列强肆虐的状况，清王朝坐享“天朝上国”，不思进取。为了中国前途命运，康有为认真分析了社会矛盾、官吏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