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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举动让袁世凯颇为心急，迅速派人前往天津贿赂梁启超，劝梁启超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被婉言拒绝，随后，袁世凯“危词威吓”，但梁启超“不愿苟活于此混浊空气中也”的大革命气概让袁世凯走卒哑口无言，不得不狼狈而退。不久，袁世凯开始策划谋杀梁启超计划，但终因无法进入使馆区而不得不做罢。
1915年9月3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北京《京报》上发表，引起了一阵飓风，“即日售罄无余，凡茶馆、旅馆因不可买的，只得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买者仍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世凯背信弃义复辟帝制的骗局，“兴妖作浪，徒淆视听而治国家以无穷之戚”的罪行，号召四万万中国人民###袁世凯，再造共和。梁启超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成为护国运动的开端。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后，手握重兵实权的袁世凯恼火万分，但他仍然认为梁启超一介书生不足为虑，还没意识到梁启超即将把他送进坟墓，成为他的掘墓人。
烈火喷涌
袁世凯宣布复辟后。孙中山、黄兴等原革命派人士也展开了反专制反复辟斗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黄兴的欧事研究会摒除异见，携起手来，与“敌人”梁启超再次联手，一个讨袁护国的联合战线出现了，成为护国运动胜利的佳兆。有报论“两党之痕迹，殆已合同而化矣”。
《异哉所谓问题者》一文发表后，梁启超与蔡锷接触更加频繁起来，商议大业，二人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亡，绝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绝不在朝”。 二人“亡秦必楚”的决心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梁启超的文字宣传在全国掀起了反抗狂潮，而蔡锷则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军事基地。
蔡锷在京城整日陶醉于声色犬马，花前月下，韬光养晦，制造假象。袁世凯渐渐放松了对他们的监视。另外，云南将军唐继尧、贵州护军刘显世等在蔡锷的授意下“赞成帝制”，袁世凯被梁启超等人释放的烟雾迷住了眼睛。
12月2日，蔡锷改穿和服，变换姓名，登上了日本的运煤船山东丸，在侦探环视下安然东去。随后，袁世凯接到了从周钟岳手中转呈的请假呈文，并陆续接到蔡锷从日本发回的信件，“报告游历的状况，养病的情形”，“见来信笔迹一点不错，邮局的消号一点不错”。 袁世凯逐渐相信了“蔡锷在日本”的事实，而此时，蔡锷已经南下上海、香港，经河内前往云南，一去不复返了，那些都是梁启超设计的烟雾弹而已，袁世凯中弹了。
12月11日，参政院会议。在邪恶势力面前，1993名国会代表妥协了，全部赞成帝制。而袁世凯竟然于13日，身穿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拜，沉溺于“万岁”的哄闹声中。
16日，梁启超以“赴美就医”的名义，南下上海，欲为“渔阳之变”。袁世凯对梁启超“最后之警告”不以为意，一介书生，无兵无权，何谈“渔阳之变”？然而，25日，一声惊雷在云南爆炸，震惊了整个大地。
蔡锷与李烈钧在会合后，闯过袁世凯爪牙在蒙自等地设置的关卡于19日抵达昆明。袁世凯电报连连，训令唐继尧“倘有乱党赴滇，或猝生扰乱，准唐继尧以全权便宜处理，无论何人，使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但是这时唐继尧已经摆脱他的武力威胁，赞成共和，成为反袁武装力量中的一支。
23日，以梁启超起草的《云南致北京警告信》、《云南致北京最后通谍》为基础，合并写成的《唐继尧、任可澄致袁世凯请其撤销帝制电》发出，并转致各省军政长官，要求各省“一致行动联电劝告”。“漾电”如下：
北京大总统钧鉴：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 谓谁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目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酿，良可寒心！窃惟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至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毁弃，国体既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之改良政治，巩固国基，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逼，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旅。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破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朱启铃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即将杨度、孙敏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段芝贵、朱启铃、周士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尧等夙蒙爱戴，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意，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尤望我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有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25日，在得不到袁世凯的回音的情况下，云南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以蔡锷为总司令的第一军进军四川，李烈钧的第二军进军广西，云南都督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驻守昆明。护国军高举“永除帝制，确保共和”的旗帜，展开了猛烈的冲杀。有记者报道：宣布独立后，恍如阴霾四塞天地晦冥之际，霹雳一声，大雨滂沱，一霎时间，雨散云清，日丽天晴。
在蔡锷军事进攻的同时，梁启超在上海承担着更为重大的任务，上海成为护国战争初期的政治、外交及后勤中心。
梁启超一边通过《时事新报》揭露袁世凯丑行，一边联络各方，策动反袁。当时，全国报馆几乎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鼓吹复辟，诋毁护国军，而《时事新报》作为进步党的机关报在梁启超的“魔笔”下，掌握全国言论，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反袁舆论基地。同时，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这两个以原革命派人士为首的组织也迅速和梁启超熟络起来，而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冯国璋也因不满袁世凯复辟帝制丑行，与梁启超越来越近。
云南地立后，德国、法国驻中国领事同情护国军，相继表明立场，甚至愿意帮助援力，只有英国顾及自己所属利益，稍有异议。处于最重要地位的是与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日本。为了探清日本的心思，梁启超通过自己的日本友人犬养毅等活动，使得日本政界###、陆军方面和在野党都纷纷谴责政府政策，日政府不得不改变主张，但是其真实目的却仍是乘“欧洲战乱，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另行物色一真实确定携手之人，与之握手”。 随后，日本政府派青木中将驻沪，专门负责与护国军的联络。外交上的胜利成为护国运动胜利的保证。
云南是一片贫瘠之地，发动护国战争，所耗粮饷颇多，“梁启超惭汗焦灼，不可言喻”，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梁启超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借款购械”，并派女婿周希哲前往南洋筹款。“扩充富滇股本”，“强劝巨室投资”，使得护国军财政危机缓减，为前线提供了强力支持。
梁启超在上海为躲避袁世凯的眼线，隐居于静安寺，闭门不出，每日仅靠别人送饭二餐充饥，“茶水亦珍贵视若‘甘露’”，然“每日皆竭全力以作文”，沉溺于反袁护国运动的运筹帷幄当中，亦“觉此境甚乐也”。
惊险的偷渡之旅
云南宣布独立之后，护国军军事战略计划恰当，士气旺盛，不断取得胜利，势如破竹，首取叙府，占领纳溪。胜利鼓舞了护国军的斗志。1916年1月27日，原贵州巡按使刘显世在收到袁世凯寄来的三十万军饷后，正式宣布独立，稳定了云南的外围，使护国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大胜利。
护国军的接连胜利及贵州的独立，深深地震惊了还在做皇帝梦的袁世凯。慌乱中，袁世凯连下谕令，派曹锟、张敬尧的北洋精锐部队进攻纳溪，冯玉祥、任祥祯所率二师进攻叙府，龙觐光的7000兵力进攻滇东及滇南，对护国军形成了北、东、南三个方向上的大合围，压力骤然降临在护国军身上。
2月，护国军遭遇了曹锟的北洋精锐部队，在泸州与纳溪之间展开了激战，不久，泸纳血战总攻受挫，护国军不得不退出战斗。蔡锷所部孤军奋战在四川蜀道，以“不满五千人的饥疲之众”对抗曹锟的“几十万器械精良，粮食充足”的军队，身处险境，有《军中杂诗》一首云：绝壁荒山二月寒，风尖如刃曰如丸。军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川南战场的处境危抑，而湖南战场的开辟，湘西及川东站场的胜利暂时牵制了北洋军队，有力的支援了川南护国军。二军进入了对峙阶段，但护国军的形势更趋紧张。这时，广西方面成为决定护国战争胜负的关键。
护国战争的形势让梁启超焦灼万分，揪心不已。“外国渐有致疑于我之实力”而“东南诸镇之观望者多”，更为可怕的是护国军中将士渐有溃气之迹象。形势对梁启超越来越不利，而护国军诸将也把希望寄托在梁启超的身上，梁启超的广西独立步伐加快了。
梁启超的起义方略中，便有广西独立的计划。到上海后，这一计划便开始投入实践。但是广西都督陆荣廷打着“桂人治桂”的旗号，拢络旧军队中的军事人才，形成了桂系军阀集团，与袁世凯素有间隙。1915年，高级特务王祖贤被委任为广西巡按使，用以监视陆荣廷。袁世凯称帝后，陆荣廷借口患病不出，静观时局，伺机而动。
陆荣廷与梁启超素未谋面，梁启超通过蔡锷、陈炳坤与陆荣廷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