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眠，于是给汪康年致书信一封，商讨《时务报》报社之事。
三日后，轮船抵达广州。拜访故友，随后回家茶坑，行孝子礼，和家人团聚，伺候父亲，享受天伦之乐。
11月，梁启超来到澳门，与康广仁商办《知新报》，一心扑到办报事业上。
12月，梁启超辞去出使美、日、秘鲁等国的外交参赞，一心办报。随后，李惠仙挟女儿和王桂荃来到上海，小夫妻久别重逢，甚为欢乐。
不久，章太炎来到《时务报》担任撰述，《时务报》趋于完善，开始展现其维新风姿。
《时务报》影响的扩大，使得梁启超声名雀起，令一些高官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在清廷颇有影响的人物也竭力相邀。1897年初，梁启超拜访张之洞，此时的张已是洋务派的实际领导，握有一方军队和经济大权。然他一听到梁启超来访，破例大开武昌城正门，甚至以鸣炮欢迎，当幕僚提醒只有迎接钦差和督抚才能鸣炮时才作罢，不过仍以厚礼接待。当天恰至张的女儿出嫁，客来客往，张竟丢下众客与梁启超畅谈至二更。使得梁启超视之为知己。
梁启超在主编《时务报》时期，还参与了筹划和积极支持了澳门《知新报》、上海《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的创办活动，制定办报方针、撰写序言、稿件等。同时还倡导及组织不缠足会，农学会，倡办女学堂，俨然成为言论界和不缠足会及其他学会的首领，执维新变法舆论之牛耳。严复曾经评价梁启超说“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1897年6月，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不缠足会，放足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不久，入会者络绎不绝，各地分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放足的兴起引起了一些人疑义，认为缠足旧习已久，“恐女子不缠足，异日或难于择配。”梁启超在《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婚配。故特设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溅广，革此浇风。”
不缠足会会务原由汪诒年代理，后因会事迅速发展，会务繁重，而汪处事太多，随移交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不缠足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不缠足会和各种学会的发展吸引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官员，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他
在7月21日给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要求“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赠银元五百元，已交汇号。”用来窃“维新之貌”。
1897年冬，梁启超又与经元善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建造校舍，于第二年夏招收女学
生，成立女学堂，真正“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可是，《时务报》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内部的矛盾。由于政治见解不同，梁启超与汪康年时有摩擦，而黄遵宪与汪康年素有微嫌，争议不断。1897年9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知耻学会序》引起了张之洞的反感，大骂梁狂妄荒谬，禁止该期报刊在其辖地发行，随后又指使汪康年向梁启超施加压力，抑制梁的言论，甚至随意删改梁启超的文章，使得梁无法继续在此工作下去。与此同时，黄遵宪与汪康年的矛盾更加激烈，受到汪的排挤，被调任湖南盐法道并代理湖南按察使。就在这时，湖南的维新运动方兴未艾，谭嗣同等筹办时务学堂，黄遵宪赏识梁启超，于是邀请他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1月，梁启超离沪奔湘，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
随着梁启超在时务报的发展，他的思想逐渐完善，特别是没有康有为的影响，使得梁启超摆脱了康有为固有思想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独立登上政治舞台，担负起改变中国命运的重任。
时务学堂激风云
在《中外纪闻》、强学会、《时务报》的宣传影响下，在湖南长沙周围聚集了一批爱国维新志士。陈宝箴、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批具有开放思想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浪潮。
陈宝箴，自1895年调任湖南巡抚以后，以开化湖南为己任，推行新政，办新学会、不缠足会，筹办航运，修建马路，设立工厂，建立新学堂。陈宝箴接触过许多西方新思想，新技术，具有一定的维新倾向，较为支持湖南的维新派。1895年的公车上书给他以强烈震撼，康梁的维新思想深深吸引了他。为了传播新思想，推行新政，陈宝箴甚至用官费订购《时务报》传读于各衙门中间，活跃了湖南政界的思想，使得湖南维新运动不断高涨，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然而，当时的湖南守旧势力仍然强大，陈宝箴的新政并非畅通无阻，以王先谦为代表的顽固势力阻挠改革。为了宣传封建礼学，王先谦上书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请求创办时务学堂。陈宝箴并不了解王先谦的本意，为了培养革新人才，推动湖南变法维新，开通湖南风气，便欣然同意。由于陈宝箴的直接干预和维新高潮的影响，时务学堂成为中西并重的新式学堂。教授工厂企业的管理文化，而且毕业后还可以出国留洋，因此招生规则一经颁布，学生报名踊跃，一时成为湘江之畔的一道风景。
在这样的环境下，梁启超来到了湖南，来到了时务学堂。到湖南之前，康有为等专门到上海和梁启超商讨办学方针，二者产生了异解，康有为认为应采取“缓进法”，毕竟民智未开，火候过大，会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扰。而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已集病甚久，需得猛药才能医救，彻底改革，才能唤醒沉睡的民众。由于康有为的见解并不坚定，因此梁启超进湘后，激进的教学法引起了轰动。
1897年10月，梁启超抵达长沙，广东“神童”、《时务报》主编来到长沙的消息轰动了湖南各界。蔡锷、林锡圭等四十名学生听到后欣喜若狂，湖南官员、各书院师生亦纷纷目睹梁启超的风采。梁启超以激进的思想，超人的智慧，优雅的风度征服着湖南的思想言论界。第二天，时务学堂在曾忠襄祠举行公宴热烈欢迎梁启超，参加公宴的有黄遵宪、江标等官员与各地方教习、绅士等社会名流。
公宴上，熊希龄致欢迎辞。随后梁启超发表演讲。演讲中，梁大谈治学方针，强调“以湘之才，用粤之财”，来拯救中国。这些言论惊天动地，石破天惊，听者摇头惊讶，怀疑其可行性，更多的人报以掌声。根据时务学堂培养人才之要求，梁提出“立志”、“养心”、“治身”、“穷理”等《学约》十章，传授学习方法，明确学习目的。梁启超制订的学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内容崭新，说理深透，使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求变图强，成为维新变法的人才。
时务学堂重思考，重实践，提倡自由讨论，学生变得思维活跃，激进，学术氛围浓厚。梁启超的到来带来了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使时务学堂成为维新运动人才的摇篮。梁启超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批评君重民轻之说。大倡反满革命思想，使一些热血青年意气风发，成为维新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大批维新志士从时务学堂走向社会，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当时，梁私下摘印《明夷待访记》、《扬州十日记》，把斗争矛头直指专制，直接揭露清朝的血腥罪恶，激起人民的反抗精神。梁启超当时风华正茂，在时务学堂这个自由的天地里，肆意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可谓酣畅淋漓。能够淋漓尽致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传播自己的思想，无拘无束地展示才华，这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可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幸福。此时，《湘学报》、《湘报》等开始发行，给梁启超又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
在解答学生的问题时，梁启超指出强国需要限制君主权利，则需开议会，而议会之开，需广人才、建学校，即为开民智。“强国以议会为本，议会以学校为本”。这就是中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关于服饰问题，梁启超这样回答道：“衣服虽末事，然切于近身，故变法未有不变衣服者。” 可见当时梁启超对改革的急切与彻底。这些使得时务学堂学生思想发生重大改变，极大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
当时时务学堂的教授还有谭嗣同、唐才常，他们的教学内容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给学生的触动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起了剧烈的变化，他们象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地向外宣传。于是整个湖南哗动，从省城到乡村，没有地方不惊之为奇，整个湖南思想界天翻地覆。引起以王先谦为首的守旧派极大恐慌。守旧派指责梁启超一干谣言惑众，伤风败俗，“忤逆连篇累牍，乃知志在谋逆。” 所教之学违背伦理，误人子弟，不啻为百十俊秀，焚而坑之。在守旧派看来，时务学堂则成了培养邪恶势力的阵地。
梁启超在湖南不仅教学于时务学堂，指导各种报社、学会工作，同时也为湖南的维新运动出谋划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倡行新政。他认为湖南应办之事应该在“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如果三者能够实现，则湖南维新大业必定能够成功。梁启超把湖南当作一个维新基地来建设，用来实现自己的梦想。1897年，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劝湖南自立自保，应付他日大难到来，并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中谈论自立后应当著手开办之事。这当然不能被陈宝箴等接受并采纳，并且引起了湖南旧势力的恐慌。
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派官僚随后开始了对梁启超等的迫害，梁启超等景况险恶，生命受到威胁。最后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不得不辞退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等人，使他们相继离开了湖南。不久梁启超由于大病也不得不离开这片培养维新人才的沃土。此时，西方列强蓄谋瓜分中国，为救国救民，康有为等在北京建立了保国会，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尽管梁启超他们最终离开了时务学堂，但是时务学堂作为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成为了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革、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培养出一批如蔡锷，秦力山等一批日后中国著名的改革家。梁启超的汗水浇灌了美丽的花朵。正像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描述的那样：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
起，小学会尤胜。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衔，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书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志士之志不可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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