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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这天，《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一些刊物，都开辟了纪念熊希龄的特刊或专栏，胡适、林志钧、叶景葵、朱经农、成舍我、沈从文等人，都写了专门的纪念文章，追忆熊希龄的生平并表达对他的敬仰。毛彦文也写了一篇，她的文章最动真情。其中一段评论这样说：
先生自绝意仕途后即从事社会事业，这是一个新的觉悟。政治既无力令其改善，就不如把社会基层改造，奠定基础。故举凡救济工作，儿童福利的提倡，慈幼院的创立，处处表现有远大的眼光。二十余年前，绝无人用最新式的教养，培植孤贫儿童。本院于民国二十年即有家庭式教养，至今欧美先进国家视为最理想的机关教养方式，先生早于十六年前实行了。二十一年自与子女析产后，将他所得石驸马大街等处的房地产全部捐充儿童福利事业的基金，并设董事会管理之，他自己从那时起仅每月向董事会支数百元生活费而已，其自奉之薄，有如此者。先生待人诚恳和蔼，聪颖过人，其文章，其书法，其绘画，均足以传世。他尤爱国，虽不在位，对于国事仍极关切，不然也许今天还健在，不致因初期抗战失利刺激过深的原因而死于国难。至于在政治上，有正确的主张，对国家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自有公论。
毛彦文的上述评论是贴切、中肯的。
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熊希龄一生中难免存在着某些过错与失误，但是他的过失与他的功绩比起来，只能是大醇小疵，白璧微瑕。他一生盖棺论定，不失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怀有经国济世抱负的政治家，有志于造福人群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与平民教育家。他一生蒿目时艰，尽瘁国事，关怀民瘼，为孤贫儿童谋幸福；他晚年披肝沥胆，舍生忘死，积极地投身抗日救亡，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敬和怀念的。
熊希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历史没能让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是他和梁启超在政治上联手的失败。
但熊希龄没有因此悲观厌世，更没有采取梁启超的革命手段。
熊希龄好像老早就意识到民主政治革命是要“渐进式”的。如一时达不到健全资产阶级式民主政治和法制，则置政治于度外，而把察言与教育合为一体，使社会平民同受幸福。
熊希龄，是位很了不起的“白璧微瑕”的平民教育家的领袖人物！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1）
《民权报》主笔戴季陶胆子大，说戴季陶胆子大，似有给他涂彩意思。
大胆的戴季陶
戴季陶，本名字良，又名传贤，字选堂，又字季陶，笔名天仇，生于四川广汉。《民权报》于1912年3月28日创刊，是同盟会会员中部分激进分子创办起来的，对外自称是自由党的机关报。周浩担任发行人，戴季陶、何海呜等任主编。该报创办于清帝溥仪退位、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之后。当时袁世凯并没有显露出不尊重《临时约法》的迹象。可是，该报创刊后很快便以反袁世凯为宗旨，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袁世凯。特别是主笔戴季陶，发表了一系列以“天仇”为笔名的反袁“时评”和论说，针对袁世凯践踏民主、破坏约法、推行专制的行径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抨击。特别是1912年5月20日，该报刊出了戴季陶以“天仇”为笔名，以《杀》为题的短评，公然喊出“熊希龄卖国，杀！章炳麟阿权，杀！”的大胆言辞。
戴季陶的文章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也激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决定拿他开刀，下令将他逮捕入狱。
戴季陶看到拘捕他的传票上写着：“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指国务总理唐绍仪）、熊（指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章（即统一党领袖章炳麟）应即提究。”戴不服，当即振振有词地申辩说：“拘票上说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这算什么罪状？你们是租界的巡捕，袁世凯远在北京，并不住在你们的租界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哪管戴季陶的抗议，粗暴地将他带回捕房。他是学法律的，很懂得使用法律武器进行斗争，遂向领班提出了三个问题：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是什么关系？租界捕房能否代表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领班瞠目结舌。
戴季陶第一次尝到了铁窗滋味。同室的囚犯见他西装革履，气宇轩昂，问道：“先生，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怎么也会到监牢里来呢？”
戴季陶说：“仓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阶级制度苦我，强弱关系害我。我不住租界，我不做官，我是中国人，我就到这监牢里来了。”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戴季陶能言善辩，巡捕房又没有什么把柄，不久以无罪释放。
戴季陶自幼好学，从4岁起就跟其祖父识字，6岁入塾读书，以后逐渐接触一些西洋史方面的书籍。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学日文，受到业师徐炯反清思想的影响。次年考入客籍学堂。因抨击学堂监督品评课艺不公、偏袒富家子弟，而于翌年被开除学籍。该校理化教员日人小西喜欢他聪明好学，收容他在私人书斋继续读书。1905年秋他赴日本留学，先进师范学校，两年后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
戴季陶留日期间，蒋介石曾先后两次到日本。第一次在1906年4月，蒋介石到日本进清华学校学日语，同年冬回国，这次他结识了陈其美；第二次在1908年春，蒋介石到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编入炮兵班。戴季陶与蒋介石在留学生聚会时相识。
1909年夏，戴季陶在日本大学毕业，回国后为谋生计，往苏州投江苏巡抚瑞潋，被委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次年春，转往上海中外日报社任职。后考入《天铎报》，不久任主编，以天仇笔名撰写社论，词锋犀利，言论激越，对清朝的黑暗统治进行抨击。1911年春，戴季陶在上海与钮有恒结婚，还来不及度蜜月，即遇《天铎报》文字狱，清廷指名要抓他。戴季陶不得不匆匆登海轮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鼓吹革命益处，并加入同盟会。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在陈其美、钮永建等的主持下，积极筹划武装起义。戴季陶回到上海后，立即投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1月3日上海起义爆发，戴季陶与陈其美、钮永建一起率民军进攻上海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经过曲折的斗争，于11月促进了上海的光复。唐绍仪内阁辞职，他已走出班房，并指出：“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任戴季陶为机要秘书。1913年2月10日，戴季陶随孙中山访问日本。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孙中山在27日返抵上海，立即主张武装反对袁世凯，戴季陶受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活动。那时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动员旧部在沪参加反袁斗争，蒋、戴之间有过一些接触。 。。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2）
二次革命失败后，戴季陶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参加《民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浙江支部长。他同一些日本政界人士交往密切，吴组湘在《民国百人传》中写道：当“犬养毅竞选时，戴季陶曾应邀参加协助，四处演讲，大受欢迎，而日本选举法遂因此而有限制外国人参加助选之规定”。
1916年4月底，戴季陶随孙中山离日返上海。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被任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4月，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部长时，戴季陶代理外交次长。随后，军政府改组，孙中山受排挤，戴季陶随同一起回上海。这时他将家迁回浙江原籍吴兴（即湖州），与张静江关系密切。
戴季陶回到太湖之滨的吴兴，本想过一段桃花源般的悠闲生活，不料五四运动的浪潮很快波及这里。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起全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人阶级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巨大力量。这促使戴季陶又回到上海，投入了新的潮流之中。
戴季陶在孙中山的授命下，与沈玄庐合作创办《星期评论》，作为《民国日报》的副刊。该刊于1919年6月8日在上海正式出版，宗旨是介绍世界的大势和思潮，唤起青年。当时廖仲恺、邵力子、陈独秀、李大钊等都为之撰过稿。接着他又协助孙中山组织“建设社”，筹办《建设评论》月刊。
《建设》杂志于同年8月1日创刊，内容很广泛，分论说、纪事、通讯、杂录等，形式生动活泼。戴季陶常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文章，针砭时政，评论社会问题等。在有些文章中他还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宣扬爱国和民主思想，也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新思潮。他曾以工人运动的同情者和工人利益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热心研究劳工运动并积极参加劳动问题的讨论，在《星期评论》上用不少篇幅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他想把工人运动引向“调和”、“改良”的途径。6月22日戴季陶在回答孙中山的提问时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在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紧要的事。”
当时，戴季陶还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日译文和其他一些著作。他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日译文转译成中文，从1919年11月起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登。在他的文章中也试图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词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他写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对当时进步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戴季陶所主张的是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认为“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他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的歧路上，主张中国人“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开得一步才走得一步，自己开辟的，才是自己的正路”。
五四新潮流；是戴季陶继“天仇时代”后的又一个高峰。
当时，蒋介石除在粤军任职外，常滞留上海，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也开始研究俄国革命问题，同时对经济问题和当代政治学说颇有兴趣，1919年10月还撰写了《列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