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心窃危之”了。
郑孝胥是在1931年9月30日（农历辛末年八月十九日）晚上8时被溥仪秘密召见的，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诣行在。召见郑孝胥、胡嗣瑗，陈淑妃事；既退，复召孝胥，令拟恢复大意。吉田来，请下午幸日本司令部，勿使人从……###电话，今夜八时入见。上语在司令部所见板垣参谋部来使及罗振玉，司令部请上乘日舰赴大连入奉天，罗振玉为熙洽、荣厚之代表，候乘舆至奉，吉林先宣布复辟。”
溥仪特赦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了这篇日记，又回忆历史细节，并写入《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他说，那天下午，应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香椎浩平中将的邀请，单独前往海光寺日本兵营，与专程来接他赴东北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见面，罗振玉则带着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远支宗室熙洽盼望“皇上”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的信伴同而来。但溥仪没有马上表态，香椎遂亮出威胁的口吻，说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考虑板垣大佐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
在历史即将拐弯的时候，溥仪慎之又慎，不敢轻易迈出“东行”的第一步，总括起来原因有三：一是日本军界的态度乃至日本最高当局的态度，尚未彻底明朗，可否凭借，能否得到地方行政实权，都须调查；二是日本政界持异议。据《郑孝胥日记》载，早在10月3日，日本驻津领事馆后藤副领事就曾“约郑垂往谈，谓东行宜慎重”，似乎上角与罗氏潜来天津的风声已漏。到10月14日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来见溥仪时，还带了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一句话来：“一切请上珍重，不可轻动，所事应看天心民心所向何多也，云云。”10月15日，日本领事馆又派人晋见溥仪，“劝帝勿急”。与此同时，日军司令部也向溥仪耳边吹风，“以为机至当行，不必告人”，明确流露出日本驻津领事馆与日军驻津司令部之间的矛盾；三是陈宝琛为首的一批遗老坚决“主拒”。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当溥仪提到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时，陈宝琛沉痛地说：“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第二天，徐良把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翻译官吉田忠太郎秘密拟订的关于溥仪出关的具体办法呈给溥仪过目，其中谈及由天津乘船“直趋营口”，“又云不得带从人，只可先以上角、徐良二人随去”。胡嗣瑗认为“足见其谋之诈妄”，并揭露说，金梁、徐良等“欲孤注我主人，成则专功，败则不顾”，乃“请上一切从缓”。
面对日本军阀挑起的侵华战争，国际社会中若干有势力的国家，如英、美、法等态度暧昧，他们一边观望，一边采取两面三刀的政策。对此，陈宝琛是很警惕的，以为其中必有阴谋，不受表面现象的迷惑。溥仪的感觉则不同，仅凭一两件事情就认定英国袒护日本了。他在自己的书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1931年10月初，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访问###，对溥仪因九一八事变而获得契机表示“私人的祝贺”，并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
有了这些分歧，溥仪在一些具体行动上也不那么顾忌陈宝琛了。在10月30日的《郑孝胥日记》中，出现了如下记载：“诣行在。召对，写谕旨十道，派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长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宪原、宪基等人为大佐参谋，其东路总司令及预备军、前敌、保安诸总司令皆以空白谕旨备填写人名。”溥仪人未出关，却俨然已组建起关外的军队，可见他早把主意拿定了。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3）
1931年11月2日在溥仪的《召见簿》上出现了日本驻辽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名字。他是专门来劝溥仪“到东北去主持一切”的，并表示日本将“尊重领土主权”和他的“自主”。就在溥仪准备答应的时候，正在北京的陈宝琛看到报纸上有“土肥原欲携溥仪组织明光帝国”一类新闻，匆忙返津，下车直奔郑孝胥家“询近状”，继而又往###晋见溥仪，溥仪这才把会见土肥原的详情告诉他，并答应再与身边老臣商量一下。于是就有了在###召开的“御前会议”，以及陈宝琛与郑孝胥那一场著名的辩论。
陈宝琛反对出关北上，郑孝胥则主张速赴东北，两人大战若干回合。针对郑孝胥的“时机莫可错过”的论调，陈宝琛指出：当前东北政局未定，且日本内阁与军部态度不一，“轻举妄动有损无益”，更无需担心日本人先把“恭亲王”溥伟扶上去，占了溥仪的“皇帝宝座”。辩论发生在11月6日，据《郑孝胥日记》载：“诣行在。召对，咨东行大意。对曰：‘毋失日本之热心，速应国人之欢心。此英雄之事，非官吏、文士所能解也。’”这段话实实在在透露了那场辩论的内容和气氛。溥仪对两人的辩论并不表态，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11月8日以后溥仪不再召见陈宝琛了，直到11月10日，由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大肆骚扰华界的“天津事件”，终于把溥仪送上从白河码头开往辽宁营口的日本轮船。那天日本“租界”全日戒严，溥仪又故意不给陈宝琛、胡嗣瑗、陈曾寿等送通行证，使他们根本不能进入“租界”，更到不了###，也就不能知晓“皇帝起驾”的计划，无从拦阻溥仪的行动了。所以，在陈曾寿之弟陈曾植11月11日的日记中，才有“虽陈■老亦不知也”这句感叹的话。连溥仪的临别留言也是在营口登陆后的11月13日才公布的，此谕曰：“园内一切事宜归陈曾寿全权办理，所有当差人等禀承咨训可也。”
溥仪在营口一上岸，便感到上了土肥原的当，先被关东军的代表控制在汤岗子温泉旅馆，继而又送到旅顺封锁在大和旅馆内，直到1932年1月15日，才准许他迁入肃亲王府，两天后溥仪的“密谕”传到天津###：“谕陈师傅、胡嗣瑗、陈曾寿仍维持驻津办事处，一切便宜行事。陈、胡安心，甚妥勿虑，定期即召来，勿萌退志。”“密谕”中还用了“梦寐之间，思见卿等”及“相见匪遥”等词语，以表达他对陈宝琛等老臣的思念之情，陈乃决定“赴旅顺请安”。
1932年1月24日，八十五岁高龄的陈宝琛由其子陈懋复（几士）和外甥刘骧业（午原）陪同，乘济通丸在北方最严寒的季节里抵大连，暂憩星浦大和旅馆，当即约郑孝胥和郑垂父子来见并共进午餐。据《郑孝胥日记》载，“■殊健”，还谈及“南京开‘国难会议’，邀载涛、达寿、宝熙、衡钧、段祺瑞、王揖唐、陈三立等，林綮赴南京未回”等情。陈宝琛当天就要赴旅顺见驾，郑孝胥则怪他未先电告，“言仓促赴旅，恐难入见”，陈宝琛答以“此来只尽己之心，若不得见，亦无可如何”。遂于当天“日斜”时刻，径往旅顺肃亲王府。据陈曾植日记载，“门卫日人闻■老来颇表敬意，立为传达召见”。当天晚上住在旅顺大和旅馆。
1月28日，郑孝胥和罗振玉作为溥仪的代表，与板垣征四郎在旅顺大和旅馆1号房间，就“联合三省为满蒙自由国”问题举行会谈。板垣提出“推举宣统帝为大总统，军民分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满、蒙、汉、日本、朝鲜人民无分畛域，合为一体”。罗振玉对“不称皇帝”提出异议，郑孝胥也表示：“皇帝总统之名，须加讨论。若权归皇帝而聘用日本名人为最高顾问，必可成中日合作之效。”对此，溥仪的态度也是坚决的，“谓共和制不适于亚洲，若举总统，则不能就”。
1月29日下午郑孝胥返回大连以后，曾往朋友家与陈宝琛晤谈，郑孝胥并未详谈实情，所谓“■询昨事，告以辞总统而已”。1月30日，溥仪派人“召■老复入见”，告以与板垣会谈的情景，“言拟建满蒙共和国，请上为总统，上未允”，“上述拒板垣事甚详”。陈宝琛亦“痛陈其不可，请上坚持”。罗振玉之四子罗福葆（君羽）当时在场，后来曾在亲属间讲述过当时的情景，他说陈师傅见到皇帝就放声大哭，跪在地上撞头说：“皇上，这件事千万答应不得，答应了，要受千秋万世的骂名。”皇帝看到这个样子，也流下眼泪，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陈宝琛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溥仪告别说：“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亦恐未必能见。愿上珍重。”言毕，凄然而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4）
1月31日，郑孝胥“至南方旅社视陈■庵”，两人围绕溥仪的前途问题再度争论起来。在筹建“满蒙新国家”问题上，郑孝胥虽然也表示坚持帝制，反对共和，但他认为更根本的问题是所谓“门户开放”，首先是向日本开放，这却是陈宝琛所反对的。
就在陈宝琛离开大连的当天，陈曾寿应溥仪电召，携婿周君适抵达大连。他成了陈宝琛继续关注溥仪与板垣谈判的眼睛和耳朵，成了陈宝琛继续与郑孝胥争辩的嘴巴。
据周君适回忆，陈曾寿离津时特撰《留别■老》七律一首，以赠陈宝琛：“贪天已罪况居奇，辛苦弥缝敢息机。肝胆何缘分楚越，云龙自古赖凭依。食笾卧席从捐弃，奇计常谈孰是非。傅德保身念年事，临歧郑重更沾衣。”
周君适作为当事人深悉内情，他说这首诗的起句“贪天已罪况居奇”即指郑孝胥，全诗则是对陈、郑论战的评价。陈宝琛很快就和了一首，题为《次韵仁先将之大连留别并示惜仲》：“眩人作剧太离奇，囊底贪天失镜机。岂有同舟心胆异，故应接壤辅车依。触蛮抵死犹争战，尧桀平情孰是非。中寿何知臣服罪，事成早办遂初衣。”
十天的旅顺之行虽然短暂，却使陈宝琛看清了溥仪作为日本关东军笼中之鸟的处境，他感到溥仪已经失去了主动，恢复大清帝国的最后的希望随之而十分渺茫了，但他从感情上又很不愿意也不能够摆脱与他的皇帝学生的关系，乃寄希望于求神问卜，并于隆冬季节亲往津郊关帝庙求得一签：“祖宗积德几多年，源远流长庆自然。但使勤修无倦己，天须还汝旧青毡。”
陈宝琛似乎又得到了安慰，向家人解释说：“沈阳是本朝的丰镐旧都，‘旧青毡’这个签很不坏！”联想陈曾寿最近来信中介绍的旅顺最新动态，似乎已初见应验：“今日到旅顺见上，说话甚多。总统一节，苏厂（郑孝胥）极力主张，且兴高采烈，以为指日上任矣。经板垣到旅见面劝驾两次，上严词拒绝。板心犹未死，大约尚有第三次。好在上意坚决，当不至落其圈套，而苏厂又扫兴矣。”
然而，终归还是落入圈套，占卜帮不了陈宝琛。到2月19日报上登出消息，说奉、吉、黑三省“长官”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与板垣征四郎在沈阳会商“建国”事，结果确定“新国家”的名号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为终身职，并发表宣言称“诸族共和，期自由自治精神之达成”。2月24日陈曾寿电告天津，证实了这一消息，在电文中隐称伪满“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