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人们常说的敬业精神，这种敬业，包含着对工作的执著，对事业的奉献，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记者和外交官职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记者和外交官的生涯中，不只是人们常见的西装革履，灯红酒绿。他们身处异国他乡，会遇到各种险情，各种打击，各种磨难，甚至突如其来的袭击。除了炸馆这种事件外，还有多少起遭到枪击，遭到暗杀，遭到抢劫的事件发生。确实有人身上带着子弹，继续为国家默默地奉献。除了这些暴力之外，还有多少无形的杀手，各种传染病，疟疾、瘟疫。大敌无形，防不胜防。记者和外交官，就是这种特殊战线的士兵。对于这种职业，确实需要“处处青山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献身精神。
我记得，5月7日傍晚，我和许杏虎在使馆院里相遇。我们在院里边走边谈。他谈了自己近日工作，也诉说记者的苦衷。他说，他在南斯拉夫工作时间不长，对一些政界高层人士还不熟悉。当他提出采访要求时，往往遭到拒绝，有的甚至不予置理。驻在国官方人士，包括著名的在野的政界人士，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他们有哪些诉求，是记者报道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内舆论界对这些情况也很关注。可是采访他们并非易事啊！我说，同政界人士的关系在于积累，不要着急，慢慢来。他的谈话告诉我，记者工作还有另一面的艰辛。一方面要履艰犯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采集新闻，另一方面，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积累材料，广交朋友。这样才能厚积薄发，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出高质量的新闻。正如古人所说，“问溪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
我一边同他谈话，一边注意观察他。他的脸十分瘦削，两腮向里凹进，眼睛布满血丝。我想，他第一次在国外任首席记者，尤其又在战争环境下，他的担子多么重啊！战争结束后，我将建议他回国休假，好好地休整一下。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这竟是我们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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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心，手足情（3）
我同朱颖熟悉起来，自然在她和小许搬到使馆居住之后。她给我的印象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她的名字：颖，就是聪明伶俐。她明亮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活中一件小事。大约是1999年2月，阴历的春节，使馆举行春节联欢会，邀请所有驻南联盟的记者、留学生参加。1999年是兔年，朱颖在一张很大的白纸上画了一个玉兔，挂在墙上，让大家签名留念。那玉兔画得活泼传神，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来南斯拉夫之前，朱颖是《光明日报》的美术编辑，她设计的形象广告曾多次获奖。我当时想，大家凑在一起签名留念不容易，而且玉兔画得那样活泼可爱，我非常想拿回官邸挂起来作纪念。我猜想作者的本意是收集大家签名的，一定想自己收藏，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我不知道谁收藏起来，是否保存到现在。如果迄今仍完好无缺的保存此件，还真有纪念意义呢！
在北约轰炸的日日夜夜，尤其在停电的夜晚，我在使馆半地下的俱乐部里经常见到朱颖。尤其是周末或者闲暇时，大家游戏休息，朱颖总是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我曾听她讲过她同许杏虎去黑山的一段经历。在北约开始轰炸的那天晚上，他们正在黑山的首府波德戈里察，第二天冒着炮火返回贝尔格莱德。他们驱车近500公里，汽车没油了，跑了多少个加油站，却加不到油。后来，这段经历成了他们发表的“亲历炮火”日记的首篇。由此我心里推断，“亲历炮火”战地日记，是许杏虎写的，也是朱颖写的，可能大多篇幅出自朱颖的手笔。
北约开始轰炸前，使馆第一批人员撤退时，我也打算让朱颖和吕岩松的夫人小赵一起撤离。朱颖和小赵的回答是坚决留下。两位记者夫妇虽然住在使馆，但他们的业务和人事问题都由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直接管理，我作为大使，也只有建议权。两位夫人留下，确实帮助他们的丈夫做了不少事情，有时我看见朱颖眼圈发黑，就知道她白天忙碌，晚上又睡不好觉，只有劝她注意休息。
在北约炸馆前，许杏虎刚满31岁，而朱颖还不到28岁，真是花样年华，有着多少憧憬和梦想。朱颖就有一个小小的梦。她对女友们说，等战争结束后，她和虎子回国休假，好好地排排毒（指在轰炸期吸进的有毒气体和有害物质），准备生个孩子。多么普通的理想，多么圣洁的愿望。可是，这理想，这愿望都被打碎了，被毁灭了，连同他们的载体！
在“战地日记”5月6日那一篇，也就是许杏虎和朱颖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国际记者联合会秘书长艾登·怀特来贝尔格莱德访问。怀特在查看被炸的塞尔维亚电视台后，同南联盟新闻部副部长会谈时曾表示，“北约每一次对记者及新闻传播设施的轰炸都是对民主的践踏”，“全世界的记者和媒体有责任如实报道北约轰炸南联盟产生的严重后果”。怀特的话，是对正义和良知记者的支持，也成了许杏虎和朱颖二人不幸的谶语。这篇日记竟是他们的绝笔。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他们满腔热血，洒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此时此景，使我想起孙中山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几句话：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其含悲，风云因而变色……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如此突然，又如此悲壮。他们化作清风，吹拂着渗透着血泪的苦难的土地；他们化作云霞，荡漾在驱散阴霾的天际；他们化作细雨，滋润着人们干渴龟裂的心田；他们化作利剑，刺向逞凶一时的魑魅魍魉……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正义与和平，献给了他们为之生，为之死，为之歌，为之哭的新闻事业。他们和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是永存的。
党和人民给予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崇高的荣誉，高度评价他们是“为和平、为正义、为祖国捐躯的”，授予他们“革命烈士”称号。
在三位烈士牺牲一周年前夕，我从报刊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
由上海福寿园设计、加工的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碑已于近日制作完成，将于2000年4月15日从上海启运北京，并于5月8日两位烈士周年祭日当天，在八宝山公墓落成。
据福寿园创作室王松引教授介绍，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碑由碑体和基座两部分组成，深红色的碑体采用朱颖生前设计的“带血的和平鸽”的图案构思——鸽子展翅欲飞播撒和平的橄榄枝，岂料在战争的炮火中染上淋漓鲜血。鸽子下方是蜿蜒雄伟的长城；墓盖上，用汉白玉雕成的一叠《光明日报》被风吹拂起一角，报纸日期为1999年5月8日，记录着许杏虎为正义和人权发出的最后呼唤。
一位武汉的老知识分子为驻南斯拉夫使馆全体同志写了一首诗，我把它抄录于此，献给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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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心，手足情（4）
处险不乱，临危不惧；
舍生忘死，义无反顾。
人间正气，势不可挡；
祖国之花，民族脊梁。
炮火纷飞见真情（1）
患难见真情。
在北约轰炸使馆的日子里，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人员的安危，他们的衣食冷暖，牵动着旅南华人的心。旅南华人对发生的一切感同身受，纷纷伸出援手，对使馆蒙难的人们倾注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5月7日深夜和8日黎明，使馆被炸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逗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华人。他们纷纷赶到被炸使馆的现场，目睹那漫天的浓烟烈火，看到自己同胞死的死，伤的伤，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无言地流泪。当他们看到从危楼得救的使馆人员时，他们马上围上来，看到有的人只穿着短裤，有的人光着脚，他们立即驱车返回自己的住所，拿来衣服和鞋子，帮他们穿上。有的人身上有玻璃划伤，又不愿上急救车（急救车是救助那些危重伤员的），华人又给使馆人员的伤口做简单处理。夜深了，由于烈火的炙烤，浓烟的熏呛，从危楼出来的人们口干舌燥，他们很快送来矿泉水、饼干及其他食物。当他们看到使馆围墙的栅栏门因为停电打不开，急救车和消防车无法靠近时，他们又急切摇撼栅栏门，想以人力推开。总之，他们参与了这场与战火搏斗，抢救伤亡人员的全过程。他们的心同使馆人员的心一起跳动，他们和使馆人员心往一处想，扑灭这场战火，赶快救出尚在危楼的使馆的同志们。
当南斯拉夫警察封锁了现场，防止第二次轰炸造成人员伤亡，要求在现场的人立即离开时，从危楼突围的使馆人员需要转移到附近的旅馆。使馆的车辆都在地下车库里，车库也已中弹起火，使馆已没有交通工具，在现场的华人用自己的车将使馆人员拉到旅馆。这时在贝尔格莱德的华人，简直成了使馆的后勤大队。
使馆人员来到旅馆后，惊魂未定，大家都牵挂着死者、伤者，尤其揪心的是还有同志下落不明。大家坐在凯悦旅馆的前厅里，都不肯回房间休息。护送大家来旅馆的华人也不肯离去。中国大酒楼杨老板和夫人给大家送来水和饼干，然后陪大家坐在一起。还有来自北京世界贸易中心的傅先生和他的南斯拉夫夫人也和使馆人员在一起。大家无语相对，说什么呢？那炸馆的情景，他们都看到，伤者和死者，大多他们都熟悉。任何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任何抚慰伤痛的语言，都显得多余。在这患难的时刻，同胞以及朋友同使馆同志们在一起，以无言分担失馆丧友之痛，以沉默分担大家心灵的重负，以自己的呼吸和存在，抚慰大家流血的魂魄。沉默蕴含着无限深情啊！
傅先生是北方人，懂英文，也懂塞尔维亚文。他受北京世界贸易中心派遣，来南斯拉夫经商，他的女朋友塔玛拉来自塞尔维亚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在贝尔格莱德学习中文。她的中文讲得不错，很有中国味。我一直认为南斯拉夫人有语言天才，很多人都懂外语，有的还不只一门外语。我同一些懂中文的当地人交往时，对他们字正腔圆的中国话感到惊奇，很少有人说那种洋腔洋调的中国话，其中有人来中国学习过，有的人根本没到过中国。傅先生的公司聘请当地人帮忙，塔玛拉应聘前往，两人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他们1999年下半年结婚，婚礼在塔玛拉的家乡举行。我因事不能前往，派使馆参赞带着礼品出席。一年后，塔玛拉生了个女孩。傅先生和夫人在中国大酒家为孩子举办百日喜庆活动，我和使馆的一些人应邀出席。我在喜宴上说，傅先生和塔玛拉的千金是中南友好的结晶。中南友谊源远流长，他们的孩子一定会长命百岁，茁壮成长。我赠送给他们一个象征吉祥长寿的雕龙花盘，作为纪念。
炸馆后不久，在南斯拉夫的华人自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暴行。参加游行的除旅居贝尔格莱德的华人外，还有从诺维萨德、苏鲍济察等外地赶来的华人。游行队伍高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打着用汉语和塞语书写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横幅，从贝市闹市区走过，走过萨瓦河大桥，来到泽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