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倒台、巴拿马总统之死、美国入侵巴拿马以及其他导致2003年伊拉克战争最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在书中都有记述。
1980年约翰&；#8226；珀金斯创立了美国独立电力公司（IPS），在他的领导下，该公司成为行业的领头羊。1990年他卖掉了IPS，他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为原著民争取权利以及环保运动的拥护者。其间，他写了五本有关本土文化、萨满教、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的书籍，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并创立了很多旨在改善环境、保留原著文化的非营利组织。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组织是“梦想改变联盟”（Dream Change Coalition），提出了“地球污染抵消租约计划”，该计划提倡以实际行动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帮助原住居民保护热带雨林，提倡“尊重地球”。
在美国“9&；#8226；11事件”发生之后，约翰&；#8226；珀金斯逐渐相信，自己有责任与大家分享作为内幕人所洞悉的有关美国政府、国际援助组织以及大型跨国企业的一切。他认为，就是这些机构，最终导致的“9&；#8226；11悲剧”的发生。因此，他终于下定决心完成这本书。
整本书弥漫着一种悔罪的情绪。最后约翰&；#8226；珀金斯在书的尾声部分写下了自己的忏悔，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他的祖国，对不起女儿，对不起全世界因为他和别的“经济杀手”的所作所为而受苦难的人，也对不起他自己。“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不过，我们仍有机会提升自己的良知。”约翰&；#8226； 珀金斯决心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第1章 一个经济杀手的诞生
事情的开始其实很简单。
1945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父母都有新英格兰北方人的血统，他们严厉、守旧、坚定，秉承从几代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我的母亲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拉丁语教师，而我的父亲则是一名海军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大西洋一艘油轮上当海军上尉，负责带领武装炮手班。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市出生的时候，他还在得克萨斯州一所医院养髋骨的伤。我在1岁之前从未与他见过面。
后来他在提尔顿学校（Tilton School）教语言。提尔顿学校是新罕布什尔州郊区一所私立的男生寄宿学校。学校坐落在高高的山上，自豪地——有人说是傲慢地——矗立着，俯视着那个与之同名的小镇。这所在外人看来有点唯我独尊的学校，招收9～12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最多招50人。这里的学生一般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加拉加斯（Caracas）、波士顿（Boston）和纽约（New York）的有钱人家。
我家里很贫穷，可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穷人。尽管在学校当老师仅能得到一份微薄的薪水，然而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住房、暖气、供水，甚至替我们剪草和铲雪的工人都是由学校免费提供的。从4岁那年开始，我就在预备学校的食堂吃饭，在父亲任教练的足球队里追着足球恣意奔跑，或是在衣帽间给球员分发毛巾。
这里的老师及其家属在当地人面前有很强的优越感，我曾经听到我的父母戏称我们是“庄园主”，管着那些下贱的镇民。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个笑话。
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都属于农民阶层，他们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伐木工人和磨坊工人，他们都痛恨“山上的预科生”。于是，父母亲也不让我接近那些他们称之为“婊子”和“荡妇”的镇民家的女孩子。然而从一年级开始，我就与她们混在一起，我将我的蜡笔、笔记本等文具与她们分享。后来我还陆续爱上了其中的3个女孩子：安（Ann）、普里西拉（Prescilla）和朱蒂（Judy）。我很难理解也不能接受我父母的观点，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听他们的。
我的父亲每年放3个月假，这时候我们会到爷爷在1921年修建的一座湖边小木屋那儿度假。这里森林环绕，晚上能听到猫头鹰和美洲狮的叫声。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邻居，而我则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孩子。最初几年，我将树木当作是《圆桌武士》（Round Table）小说中的傲勇骑士或是想象成安、普里西拉或者朱蒂这些红颜知己（在不同的年份，把它们想象成不同的人）。我的热情就像骑士兰斯洛特（Lancelot）① 对格温娜维尔（Guinevere）那样浓烈，而且深藏不露。
14岁的时候，我可以免学费到提尔顿学校上学。由于父母的干涉，我不得不与小镇完全脱离关系，也不准再和那些老朋友见面。我的新同学们放假回到他们的别墅和豪宅的时候，我就自个儿在山丘上游荡。我看到他们都有女朋友，而且都是淑女，而我却没有。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子都是“荡妇”。我早就把她们抛诸脑后，她们也应该忘掉我了。我倍感孤独，而且极度沮丧。
我的双亲都深谙“控制”之道，他们说，总有一天我会因此而感谢他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是我的幸运。我会找到一个完美的妻子，一个能够完全迎合我高尚道德标准的伴侣。对此，我内心一阵激动。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女性伴侣——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有性经验，而“荡妇”这个词听来是如此的诱人。
尽管我内心反叛，然而，我能克制住我激动的情绪，我力争出类拔萃，这可以让我从中获得快感。我是一名优等生，还是大学里两支运动代表队的队长，同时兼任校报的编辑。我要让那些有钱的同学羡慕我，让提尔顿学校永远以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倍感荣耀。读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全能运动员奖学金和米德尔布里（Middlebury）学院的学业奖学金。我的父母希望我读米德尔布里学院，尽管他们知道布朗大学是常春藤名牌大###合会（Ivy League）的成员学校之一，但因为母亲毕业于该校，父亲也正在攻读该校的硕士学位。然而，我却希望就读布朗大学（因为我愿意当运动员，也因为这所大学在城里）。
“当运动员？要是你摔断腿了怎么办？”父亲问我，“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学业奖学金。”
尽管我心有不甘，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米德尔布里学院的学业奖学金。米德尔布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放大版的提尔顿而已——尽管学校位于佛蒙特州（Vermont）的郊区，而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这所学院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有钱，可我是一个穷孩子，并且我曾经在一个没有女生的学校里一呆就是四年。我缺乏自信，缺乏跟女孩子交往的经验，自觉低人一等。我恳求父亲准许我离开这里，或者是让我休学一年。我想搬到波士顿去体验人生，当然还有女人。可他充耳不闻，还反问我：“要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愿呆在这个学校里，我还怎么说服别人家的孩子来这里读书？”
于是，我开始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我们应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而我生命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偶然事件都发生在米德尔布里学院。一个是遇到了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另外就是邂逅了一位也叫做安的美丽女子——与我童年时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样，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将军的儿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罗马的职业足球队员。他有很高的体育天赋，拥有一头漆黑的卷发，一双温和的胡桃色眼睛，还有着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无法抗拒的魅力。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截然相反。我努力和他套近乎，并且赢得了他的友谊。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我遇见了安，尽管当时她正与另外一个学校的男生打得火热，但是她却并没有拒绝和我交往。一开始，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可她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挚的爱。
法哈德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于是，我故意疏于我的学业，因为我要打断“学业”的腿，来报复我的父亲。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进而丢掉了奖学金。大学二年级的一天，当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决定中途辍学。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头脑发热的我一头撞进了校长办公室，于是我退学了。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在当地一个酒吧痛饮庆祝。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将我倒头提起，朝着墙壁扔过去。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俩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接着法哈德拽着我离开酒吧，他将我从窗口推出去，推到酒吧外边的“水獭河” （Otter Creek）上一个突出的窗台上。我们跳下去，然后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的时候，我撒了谎，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不过，后来法哈德还是被赶出校门。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租了间房子住在一起。我在赫斯特的《纪录美国/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为了逃脱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我当然很感激她对我的关心。1967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安坚持在我们结婚之前不和我住到一起。虽然我一边开玩笑说自己被绑架了，但是也对自己从父母那儿沿袭的古板、假正经耿耿于怀。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
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因此，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弗兰克叔叔”（非其真名）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的最高级部门的官员。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不为人所知，也是最大的间谍组织。
结婚后不久，军队召集我去体检。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我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去。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到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上去。我是听着那些殖民开拓者的祖先们的故事长大的——像托马斯 &；#8226； 潘恩（Thomas Paigne）和伊桑 &；#8226； 艾伦（Ethan Allen）。我参观过位于新英格兰和纽约北部的很多战场，包括法国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战场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所有作战场地。
我读过我可以找到的每一本历史小说。事实上，当读到相关陆军特种部队首次进入东南亚情形的时候，我倒是很想参军。后来，媒体曝光了美国政策的残暴和自相矛盾，我就改变了想法。我不知道潘恩会站在哪一边，可当时我想，他肯定会站在越共那边。
弗兰克叔叔救了我。他告诉我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可将我的征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面谈。有一天我感到筋疲力尽，因为那一整天我都在测谎仪监控下回答问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