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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踌躇满志地在抖落他对刘少奇的怨恨。毛泽东口口声声说，他退居二线有意大权旁落，是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26＇，其意在表明，刘不堪造就，辜负了他的栽培。然而，毛泽东何时真正退至二线？大政方针、用人大权，毛泽东何尝一天松过手！当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积累的威望和影响力在1964年有相当发展时，毛就决定要废黜刘少奇，什么「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
毛泽东惦记着江渭清。1967年2 月，毛命周恩来用专机将江渭清等几个华东地区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的京西宾馆，使江渭清摆脱了被造反派批斗之苦。1975年，毛泽东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为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直至1982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转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后长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风云莫测的毛时代，练就了一套极为丰富、熟稔地应对北京的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倾的风暴中，巧妙地维护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机、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刘争执中避祸与身，终于渡过了文革的劫难。江渭清现已87岁，如今细细检索当年旧事，虽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讳，但总体上仍不失客观和真实，其回忆录称得上是一部颇为珍贵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态学的实录。它展现了地方与中央各种复杂的、起承转合的关系，不仅是可供研究的样本，亦是一部毛时代地方官员的「心灵史」。笔者读之，眼前浮现出50年代后在江苏大地上所发生的革命、改造、斗争的一幕幕景象，更生出无穷的慨叹！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 总第46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14。高华：初读《杨尚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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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都可被视为去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漫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总统的徐世昌日记12本，起讫时间为1917…1948年。“中研院”近史所还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生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80年代后，曾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片断）、《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1965年的一段经历，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中共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杨尚昆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年3月，中央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50…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在书记处分工分管工、青、妇和指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近十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中央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則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像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毛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毛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 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命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虽然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6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由此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预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