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八大党章设置的“名誉主席”一职，但毛无意在此时开会，于是谁都不敢提开会的事，谁提开会的事，谁就有逼宫之嫌，结果是在打倒刘少奇之后1969年，也就是时隔中共八大13年后，才召开了中共九大。然而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毛，因为1943年3月的中央决定说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则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参与制定者。
下面就要讲到“准备”的问题。我现在说的“准备”，有两个依据：1，毛和其它“中央首长”（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在文革期间对这个过程的叙述，2，是我个人，也就是后人，对这个过程的看法。我认为，在1962…1964年底，不能说毛当时就要准备发动文革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毛要“改变”。文革真正的准备是在1965年开始的，它的直接表达，用毛的话说，就是要刘少奇下台。当然，这样一个巨大的事变不可以那么庸俗的叫做“赶刘少奇下台的运动”，那无法包含毛要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人，改变中国文化的宏大的理想，所以它应该有一个充满“正当性”的名称，开始它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很快正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5年后，毛为发动文革做了哪些准备呢？
1，意识形态的准备。毛一辈子都有一个特点，做什么事，都要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在理论上先说明自己的正当性。六十年代后，毛有许多重要的思考，但他已很少像中年时期那样自己动手写鸿篇巨制了，他的一些片断的谈话，需要理论家帮他完善，使之系统化。六十年代初中期，他和刘少奇共享一批智力资源，同用一批“秀才”、“笔杆子”，这些人中有陈伯达，胡绳，吴冷西，许立群，王力等，胡乔木则在1963年初就因病离职疗养了。毛逐渐觉得北京的这套“秀才”班子还不够用，就又通过江青，在上海另组一个小班子，为首的就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些理论家，前期以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为主，后期就是张，姚，帮助毛建构起文革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晚年思想的精髓。和这些相配合，由林彪的军队系统率先大搞毛的个人崇拜的宣传，党的宣传机构也迅速跟进，几个核心概念在全国大普及，实现了充分的社会化，这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阶级敌人到处有，党外有，党内有，知识分子中更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党内，老的资产阶级消灭了，还会不断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反修防修是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任务；毛主席是红太阳，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毛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谁反对毛和毛思想，我们就和他拼”等等，经过多年的密集的宣传，为文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2，组织方面的准备。从六十年代初期起，毛对军队干部有着特别的信任，认为军队受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小，1963年后，大批军队干部被抽调到党政系统，同时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起政治部，使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1965年末，改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军队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1966年5月下旬，复以中央的名义，成立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以提高他们的威信，为未来取代中央一线预做组织上的准备。在1966年春，又组织了首都安全工作小组等等。
1965年10月，毛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在毛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不动声色，将其一步步诱入包围圈。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毛再一次发怒：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24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象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谨，别无任何其它选择。从1965秋到1966夏，毛采取“剥笋子”政策，先批《海瑞罢官》，继而“揭露罗瑞卿”；再批判《二月题纲》，“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步步向刘少奇逼近。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群情惶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渴望壮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嗡大轰皆流于形式，现在毛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从刘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后的言行看，他在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的布署的。1963年后，刘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甚至比毛还激进。毛说“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则加以发展，说“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不在共产党的手里”，刘还为这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三分之一的政权”做了性质判断，称其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刘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受到毛严厉批评后，从1965起，刘就十分低调，他在重要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对毛的批评照单全收。1966年春夏间，刘也跟着毛批“彭罗陆杨”。
在那几年，毛、刘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显，可是毛为何对刘的不满与日俱增？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在中国，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例如，我们看不到毛之外的其它领导人有什么“理论著作”，就连号称“理论家”的康生，在建国后也没写过一篇“理论作品”。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2年，为了要从认识论的高度解释困难时期全党犯错误的原因，刘特地把自己抗战时期的旧作《人为什么会犯错误？》重新翻印，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毛迅速作出反映，几个月后，1963年初，毛针锋相对写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如此等等，刘的任何一点和毛相异的观点都有可能被放大，被解读为“离经叛道”。
再有，就是刘少奇有意无意中触犯了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潜规则”。刘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风头太健，当年夏，刘携夫人王光美去了14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刘则一路开讲“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中共党内，由领导同志坐镇，陪夫人巡回做报告，这是第一次。毛从没这样做过，他最多是在文革前出席观看过几个由江青指导的“革命现代京剧”，周恩来更不会坐镇现场让邓颖超做报告。
更为严重的是，刘在1964年8月初又说了一些“犯忌”的话，诸如：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开调查会过时了，因为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开调查会”是毛在革命年代所发明的一种工作方法，党内大大小小的干部都知道，如今刘却直言毛的这一套“过时了”，尽管刘说这些话不一定有针对毛的涵意，却极容易造成误会，被认为是“贬低毛”。前几年出版的王力的回忆录提到，当刘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干部大会上说了那些犯忌的话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诉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无疑，江青的这番话对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年刘“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150万干部下乡蹲点，刘的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都使毛产生警觉。
老人家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这个微妙敏感的时刻，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六十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