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嫁，放羊的没话”＇ ＇。南京市郊区女青年甚至要和农民丈夫离婚，重找工人结婚。对此现象，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周伯蕃认为：“就阶级观念来看这个问题，工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农村妇女要找工人结婚，这是自然现象，她们羡慕先进。”＇ ＇
由工农子弟组成的兵——人民解放军，又称“工农子弟兵”，这是新政权的柱石。建国初党和国家曾动员和吸收一些知识青年参军，以满足部队急需的文化教育、医务、外语、技术人才的需要，以后又将其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未曾受过“抗美援期”战争或政治考验的一部分人陆续淘汰出去，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近卫军，在军队内绝不允许有“阶级异己份子”和异己思想，一经发现，马上清除。
商、学（知识份子）是面貌暧昧的阶层。从总体上讲这两个阶层不是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但从革命策略的角度，还应尽量争取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办法之一即是对这两个阶层进行政治上的“排队”——在他们之中划分左、中、右派，而判断左、中、右派的标志，不仅要看其现实对新政权的忠诚度，也要观察他们在1949年之前是支持、同情中共，抑或是在国共之间取中立立场，或者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更细致的划分还要看他们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的政治表现：是曾经反共或从未反共。对於某些长期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例如：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尽管他们不是党员，执政党仍将他们看作是“自己人”，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而对某些在革命低潮时期脱离中共，以后又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或在历史上一度反共，抗战后又重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党虽对他们十分客气，也吸收他们参加新政府的工作，给予他们很高的政府官位和很好的生活照顾，但却内外有别，把他们看成是“外人”。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罗申，在谈到中国新政府组成人员时说，已参加政府的沈钧儒、史良、李德全、傅作义是中共的亲密朋友；李济深、张澜所担任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具象征意义，他们“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而暂时受到我们的信任”，仍参加各种会议的罗隆基则是民主领袖中的“极右份子”＇ ＇，刘少奇也对罗甲说：李济深“这个人过去政治上十分摇摆，对共产党甚至右明显的敌意”， 民主人士周围有的人甚至暗中帮助国民党和美国人，他表示：“我们正密切地观察他们，注意在实际中考察他们”＇ ＇。
执政党对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要求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这又是延安整风主题在新形势新环境下的重复。所谓“立场”就是在政治上旗帜鲜明的拥护中共和毛泽东的领导，站在中共和新政权的一边；反蒋、反美、拥护中苏友好；拥护和执行中共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所谓“观点”，就是接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党》以及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等理论家的新论述，学习并初步接受“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基本概念。对于原先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这些“新观点”是一套全新而陌生的叙述，包括对一系列重要概念，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例如新的观点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个人操守好，做官不贪污并不表明该人在政治上就是正确的。孔子第七十代谪系八府长孙孔令朋原任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负责物资分配的官员，掌握大量面粉等紧缺物资，解放军进城后，孔令朋积极配合，向新政府移交了全部物资。1949年5月，天津市军管会粮油部部长约孔谈话，针对孔令朋一再表白自己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从不贪污”，批评孔“有罪”。部长解释道：“国民党贪污腐败，尽失民心，才会失败得那么快，你想想看，国民党的官都像你这么做，革命何时才能成功，所以说，你有罪。”孔令朋说，当时听到的这番话，“真是前所未闻，意料不到”＇ ＇ 。所谓“方法”就是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会自我批评。在所有新叙述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他们自觉认识和接受“剥削阶级可耻论”。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广泛密集的政治宣传，将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初步灌输到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意识之中。
鉴于斯大林对中共的建议：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要改善同私人资本的关系＇ ＇。中共在刚刚进入城市的1949年，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新政权对民族资产家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刘少奇曾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天津的小范围内发表了鼓励资本家加强经营，发展生产的“天津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甚至鼓吹“剥削越多越光荣”，但是刘的上述言论在当时就受到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的怀疑，也不为毛泽东所欣赏＇ ＇。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随着新秩序的建立，为了给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创造必要的精神和思想条件，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50年代初，黄炎培对苏南地区的土改心存疑惧，为他的地主朋友“抱冤叫屈”。毛泽东虽然对黄炎培礼遇有加，黄也官拜政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但毛在党内讲话中却称黄是其“右派朋友”，毛并指示中共苏南区党委通过接待返乡考察的黄炎培，对其进行土改必要性的教育＇ ＇。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的萧乾对土改的态度比较积极，在参加土改后曾写过一篇《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的文章，毛泽东予以表扬，下令为萧乾的文章出单行本，并在全国广播＇ ＇。但由于萧乾在40年代后期曾被左翼文人郭沫若点名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的右翼，因此在建国后，萧乾长时期仍得不到信任，原已安排萧乾出访英国的计划最终还是被取消＇ ＇。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并不真正了解执政党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他们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份子”。但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 “五反”“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等，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才知道，即使满口新名词，也不会被党组识视为是“自己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教授在40年代后期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1952年又经常在南京市的党报上发表拥护党的政策的文章，1953年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但因杨宪益在建国前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故一直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 ＇。因为领导只要从他的阶级出身或历史关系入手，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杨宪益等的“立场”仍然有问题，显而易见，党组织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
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对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解释。金、刘认为“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通过批判，否定对立面而展开的”＇ ＇。站在当时党的角度，“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出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刘乃元所回忆的建国初期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历，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刘乃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1949年前曾受聘于“美国之音”中国部任记者，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曾受聘外国机构的经历，刘乃元虽然渴望“进步”，但在华北革命大学仍经常处於被批判的地位。刘乃元羡慕一位吃饭蹲著的学员，这人虽然只有初小水平，却被领导安排做了“组长”，；因为蹲着吃饭的习惯，标志着这人的家庭出身是属于“穷人”，也就是“后来学习中常说的阶级”，刘乃元说，从此，他明日了一条重要的道理：阶级成份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 ＇。
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识份子的主动权。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写南京市欢迎苏联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一时在南京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 ＇，但当执政党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就噤口无言了。刘乃元在华北革大学习时不同意将人性一概视为阶级的产物。他提出的问题是，各种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事业属于什么阶级？美国的人权运动属于什么阶级？学习讨论会的结论是：1、慈善事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它比公然的压迫更为阴险。2、美国是阶级社会，人权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久后，刘乃元就因其持有的错误的观点受到学校领导的公开批评，但是对刘乃元的批评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还没有挖掘出他“错误的观点”的“阶级根源”於是在小组会上他被追问交待个人历史问题，对刘乃元的结论是“坚持反动资产阶级立场”＇ ＇。
当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出身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的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
建国后的“阶级出身论”是通过50年代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来体现和落实的。执政党重建社会的基本方法，就是不间断地推进政治运动，借助于政治运动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年党中央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 ＇。
这时期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专政或革命专政的震慑力，带有明确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份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份子、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依据其罪行程度，分别采取镇压、监禁、管制等措施。 1951年初，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所通报的情况：到该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在华中和西南，肃清了在那里活动几十年的匪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