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云间杂识》卷11。
［96］赵翼：《檐曝杂记》卷3。
［97］徐应秋：《玉芝堂谈荟》。
［98］雷琳、汪秀莹、莫剑光：《渔矶漫钞》卷1。
［100］元人佚名撰《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1，载有宋人的一首打油诗，对七件事的排列顺序是油、盐、酱、豉、姜、椒、茶，可见一斑。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谓“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酒酱醋茶”开门八件事也。
［101］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6。
［102］吴战垒选注：《西湖散曲选》，第20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
［103］［108］［126］《西湖游览志余》卷25。
［104］佚名：《东南纪闻》卷1。
［105］《孤本元明杂剧》第2册。
［106］［115］《古今小说》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07］《明史》卷234，《雒于仁传》。
［109］《生绡剪》第九回，《势利先生三落巧朴诚箱保倍酬恩》。
［110］［111］《坚瓠集》乙集卷1，丁集卷2。
［112］卓亭子记录、删订，《江湖切要》序。按：此书删订于康熙五十二年，不知当时有未付梓。我所见到的是光绪十年吟杏山馆刻本的晒蓝本。细读可知，此书所录大部分是流行明朝的黑话，少量是清初黑话。
［113］徐泓：《明末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东亚文化》第24期，1986年；《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抽印本）；陈宝良：《悄悄散去的暮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4］《天爵堂文集笔余》卷1。此书不易求，可参阅笔者点校本，刊于《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18］史玄：《旧京遗事》，第2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
［119］《日下旧闻考》卷147。
［120］《北窗琐语》，第20页，见《砚云甲乙编》。
［121］李乐：《见闻杂记》下册，第8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2］戴冠：《濯缨亭笔记》卷3。
［123］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97。
［124］参阅拙著《明朝酒文化》第一章，“三、自古奸商花样多”，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90年。
［125］参阅拙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127］路工：《访书见闻录》，第308—3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28］《杜骗新书》卷2。
论明代江南园林
明代江南园林，是明代历史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饱览祖国历史悠久的园林文化，在明代纷呈的异彩；而纵观园林的盛衰，我们同时可以窥知明代政治、经济的若干动向。研究明代造园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城乡建设，更可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江南园林，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苏州就有闻名遐迩的避疆园，“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1］隋唐以后，特别是到了南宋，随着全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江南的修园林之风，盛行一时。以杭州而论，集芳园前挹孤山，后据葛岭，两桥映带，一水横切，“楼阁林泉，幽畅咸极，古木青藤……积翠回抱，仰不见日。架廊叠磴，幽渺逶迤，隧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浜，飞楼层台，凉亭燠馆，华邃精妙”。［2］宋代园林丰采，于此可见一斑。而以吴县为例，仅此一邑，宋代的名园就有红梅阁、隐圃、梅都官园、乐圃、千株园、五亩园、范家梁、张氏园、沈氏园、郭氏园、道隐园等等。［3］在吴兴，南渡以后，北方那些曾醉心于洛阳名园的达官公卿，纷纷来此山清水秀之地，修建园林，“故名园众多……几与洛中相并”。［4］在元代，虽然在江南的一些地区继续建造了新的园林，如常熟的福山曹氏，富甲邑中，“私租三十六万”，植梧桐数百株，每天令童子用水洗刷，郁郁葱葱，其园即名洗梧园。［5］在吴县，有绿水园，但也仅此一园；而在长洲县，有元一代，几乎无园林。在元朝，江南园林颇有“枫落吴江冷”之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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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论明代江南园林（1）
在明代，江南园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堪称百花争艳，千古风流。明代江南园林出现过两个高潮，一个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另一个是嘉靖、万历年间；而后一个时期较诸前者，更显得一浪高过一浪。
以前一时期而论，在苏州地区，王锜曾载谓：“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闾檐辐辏，万瓦甃鳞……亭馆布列，略无隙地。”［6］这里所说的“亭馆布列”，显然包括园林在内，因园亭是从来联属并称的。再以昆山县而论，大体上成化至正德年间兴建的园林，即有郑氏园、翁氏园、松竹林、北园、西园、陈氏园、洪氏园、孙氏园、依绿园、南园、仲园、隆园。［7］在娄县，也出现了水西园、竹素园、南园、七松堂、秀甲园、宿云坞、静园、塔射园、梅园。［8］
嘉靖、万历时期，江南园林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局面。时人曾谓：“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治园亭。”［9］在南京，园林在数量、质量上都超过了洛阳名园。其中最著名的园林有16座，如东园、西园、凤台园、魏公西园、万竹园、莫愁湖园、市隐园、杞园等等。万历时，王世贞在南京做官，曾畅游诸园，写下《游金陵园序》，不少园“皆可游可纪，而未之及也”。［10］有的园，虽占地不广，堪称小园，但“修竹古梅与怪松参差，横肆数亩，如酒徒傲岸箕踞，目无旁人，披风啸月，各抒其阔略之致”。［11］真是别具一格，独占风情。又如松江府，上海潘允端的豫园、华亭顾正谊的濯锦园、顾正心的熙园等，都是“掩映丹霄，而花石亭台，极一时绮丽之盛”。［12］上海经嘉靖倭患，有些园林毁于战火，但平倭后，又兴建了新的园林，如乔启仁原在上海城外筑一园林，“倭夷至，毁于兵，后重构于城内，皆在所居之西，故总之名西园云。园中有紫芝堂、飞云楼、香霞馆、芙蓉池、碧梧馆、玉宇台、孤竹楼、梅花堂、崇兰馆诸胜处”。［13］再以松江城而论，不仅在城内有啸园、文园、芝园、东园、李园、真率园，在城外也有倪园、熙园、魁园。［14］而绍兴的园林之多，更使人叹为观止。明末祁彪佳著有《越中园亭记》6卷，除了考古卷所记基本上是历史陈迹，只能掩卷遐想当年那些园林的千姿百态外，其他各卷所记园林，多为明中叶勃兴而起的；不仅城内有园林，城外的东、西、南、北，都遍布园林，少则10处，多则20余处；而仅城内的一隅之地，即遍布淇园、贲园、快园、有清园、秋水园、虫园、选流园、来园、木园、耆园、曲水园、趣园、浮树园、采菽园、漪园、乐志园、竹素园、文漪园、亦园、礃园、豫园、马园、今是园、陈园等。这些园林，大部分小巧玲珑，得水边林下之胜。如马园，“入径以竹篱回绕，地不逾数武，而盘旋似无涯际。中有高阁，可供眺览”。又如来园，“即其宅后为园，地不逾半亩，层楼复阁，已觉邈焉旷远矣。主人多畜奇石，垒石尺许，便作峰峦陡簇之势”。［15］绍兴园林的盛况，堪称明代江南园林的缩影。
二
江南园林，繁花似锦，它在明代的迅速崛起，是明代江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
明王朝对江南的基本国策，是稳定江南，注意调整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以确保江南作为明王朝经济命脉所在地的安定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成化以后，江南地区不仅从元末大乱、经济凋敝中复生，并有了长足的发展。封建经济的繁荣，是封建文化发达的基础，作为封建文化的一朵奇葩——园林，正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费元禄对铅山河口镇的兴起与园林的兴盛，有过生动的记述，颇能说明园林由来。文谓：“河口余家始迁居时，仅二三家，今阅世七十余年，而百而千，当成邑成都矣。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原广湿，东西数十里……闾阎之人与缙绅先生竞胜，而园林亭榭，秀甲一时。……盖其舟车四出，货镪所兴，铅山之重镇也。”［16］而明中叶江南出现的城市乡居化，更加速了园林的发展。所谓乡居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腰缠百万，追求封建的高消费，由城居地主向乡居地主移动，到乡间的山涯水曲，修建别墅、园林，远避市嚣，追求“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精神境界，及四时皆有天然景色尽收眼底的赏心乐事。另一个方面，即在城内寻求乡村气息，财力雄厚者，建造“都市里的村庄”，财力一般者，也极力罗致花木奇石，植修篁数竿，以求足不出户，也能领略村景一二，朝朝暮暮，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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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论明代江南园林（2）
明朝人为乡居大唱赞歌者，颇不乏人。如莫是龙谓：“人居城市，无论贵贱贫富，未免尘俗嚣喧……我愿去郭数里，择山溪清嘉、林木丛秀处，结庐三亩，置田一区，往返郡邑，则策蹇从之。良友相寻，款留信宿，不见县官面目，躬亲农圃之役。伏腊稍洽，尊俎粗供，啸歌檐楹之下，以送余年，其亦可乎。”［17］也有人说：“入城居一二世后，宜于乡居则再往乡居，耕读相为循环，可久可大，岂非吉祥善事哉！”［18］顾元庆还专门论述了如去乡山居，必先识道的重要性：“凡山居者，先须识道，而未识道而先居山，但见其山不见其道，故心境未通，瞩物成壅，则郁郁长林，峨峨耸峭，鸟兽呜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峥，风林萧索，藤萝萦绊，云雾氤氲，适足以资其喧耳。”［19］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乡居与美学修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有人甚至概括出山居八德，也就是乡居的八大好处：“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竞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读仕籍。”［20］这是对“羲皇上人”式道家共同体生活的向往，在田园风光中陶冶性灵，反而变得次要了。至于乡居者的具体生活情景，也是因人而异，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把城市里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搬到乡间园林中去，追求特种“山林之乐”；一是以乡村为天然园林，过着桃花源式恬淡宁静的生活。前者可以苏州的范长倩为代表，史载：“少参范长倩居天平山精舍，拥重赀，挟众美，山林之乐，声色之娱，吴中罕丽矣。……卜筑此山，搜剔岩薮，疏凿池沼，建亭榭堂庑，植嘉树美竹，大费经营位置，遂为兹山增色。春秋花月，游人之盛如蚁。”［21］而后者，一首《山居吟》，可谓将这一类型者的乡居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红莲米，紫纯羹，饭后摩腹东村行。村中有古寺，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