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纷纭攘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明代宦官彩塑，故宫博物院藏。生憔悴，而丝帛之利大不如前”。［42］在苏、杭，时人惊呼“二处财赋极重……而今日之最受害者，又加一织造府……迩来淫巧日进，费用日不足，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织造之家，十空其九；其间自数百金数十金最下织户，皆转徙他方，基桀黠者皆去而为盗”。［43］同时，织造局的产品，除一部分由朝廷赏赐给大臣、宦官外，大部分都是宫廷的特殊消费品，运往京城时，“以内官监运”，“额外多讨船……俱满载私货……撑夫挽卒，昼夜喧呼，南北往来，道路如织，皆恃势纵横，强索财物，凌辱官吏，驱迫军民，官司欲盘诘，辄称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满道，所不忍闻，东南一方民力惮矣！”［44］嘉靖时诗人王磐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朝天子？咏喇叭》：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张守中为他的诗集《西楼乐府》作序时，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阉宦也。”［45］显然，这首《朝天子》，正是对宦官押运包括织造物在内贡品船暴虐行径的深刻揭露。
三
从上所述看来，宦官对江南经济的摧残，是颇为严重的。但是，宦官与皇帝的关系，不过是主子与家奴的关系。万历时期，有人曾弹劾宦官干没上元节的烟火，朱翊钧竟说：“此我家奴作奸，秀才何与焉？”［46］万历皇帝把他自己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倒是赤裸裸地端出来了。因此，从本质上说，宦官专权，仍然是皇权的一种转换形式。显然，明代宦官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也正是皇权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从而表明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封建社会后期，对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束缚作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但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既然受到如此严重的摧残，为什么直到明末，并没有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虽有民变，但无大规模农民起义，甚至直至明朝灭亡，社会经济还在继续发展呢？这应当是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万历中期，即已有人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并作出回答。谢肇淛即曾说：
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资，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不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47］
◇欢◇迎访◇问◇。◇
第11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6）
当然，用“人之射利，无微不析”，是并不能说明江南地区“闾阎不困”的根本原因的。有明一代，甚至直到清朝后期，关于江南重赋的呼声不绝如缕，有关史料俯拾即是，这里无需援引。其实，在不同时期，江南赋重论背后的阶级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透过赋重论的呼声，倒是不难进一步清楚地看出，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据日本学者田村实造的计算，在明代初、中期，苏州府一府七县田地面积即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九十分之一，两税粮额更占全国的十分之一，［48］江南在全国经济地位上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苏松熟，天下足。’……一方得安，则四方咸赖之。”［49］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中央王朝和这一地区地主阶级为分割赋税，不断发生矛盾、斗争，宦官的派往江南，正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或必然结果。但是，也正由于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这里的政局如何，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安危，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终明之世，从朱元璋到崇祯皇帝，对江南地区实行的传统国策，是稳定江南。［50］一些有头脑的官员都懂得，“朝廷财赋，仰给东南；诚倚东南，莫如休养”。如果一味敲骨吸髓，让江南百姓“半饱鱼腹，半毙催逋，是江南无民而朝廷无江南矣！”［51］即使魏忠贤那样的巨奸，在他权力的顶峰时期，也不敢造成江南天下大乱。当织造太监李实在苏州挑起冲突，致使“苏人之围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间，千百为群，屯聚不解”时，尽管“（魏）忠贤得织监密报”，但“惧激吴民之变，彷徨累日”，［52］也没敢采取极端措施，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而另一方面，明初即严禁在江南地区封藩王，从而避免了宦官在江南地区与藩王的勾结；宦官在江南没有庄田，更无田产，没有搞土地兼并，这点与北方有很大不同。因此，江南地区受到宦官直接打击最为沉重的阶层，是商人、手工业者、中小地主，而贫苦农民、大地主，所受打击不如上述阶层，更轻于北方某些地区，江南地区的农业，并未遭受很大破坏。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还在继续发展；而农业则是封建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正是以此之故，江南地区的阶级矛盾，直至明亡，并没有全面激化。作为这个地区历史运动的结果之一，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仍很雄厚，以至明亡后，史可法在抗清时，还特地向“云间（即松江）诸绅”苦苦哀求，呼吁他们“毁家佐难”，帮助他摆脱“坐乏军需，点金无术，彷徨中难，泣下沾衣”［53］的困境。当然，这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春灯燕子，金盆狗矢（即屎），不多时，野草迷丹阙，秋槐发别枝！”［54］随着清兵过江，弘光小朝廷作鸟兽散，江南地主阶级又在“清槐”上发新枝，成为清王朝重要的阶级基础；江山虽已易代，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改变。这是明朝的皇帝及其家奴——宦官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封建王朝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全国经济的控制、调节，是有重点的；对于全国经济命脉所在地区，特别注意控制、调节，虽然大力搜刮，但一般不会竭泽而渔。以明代而论，正是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在江南地区，衍化出带有独特之点的种种矛盾斗争。这种历史现象，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探讨的。
（《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
文中表格系杜婉言所作。）注释：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5，《宦官之害民》。
［2］参见拙作《明代宦官简论》，载于中华书局版拙作《刘瑾？魏忠贤》译注附录；《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3］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
［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3，《委巷丛谈》，中华书局版。
［5］《魏广渠先生集》第1页，见《正谊堂全书》。
［6］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
。▲虹桥▲书吧▲
第12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7）
［7］《治世余闻》卷2。
［8］谈迁：《枣林杂俎》智集，国学扶轮社印本第28页。
［9］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14，《中官考九》。
［10］张岳：《小山类稿选》卷16，明末刻本。
［11］徐咸：《西园杂记》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12］韩邦奇：《苑洛集》卷10，乾隆十六年刻本。
［13］同上，卷13。
［14］陶珽重辑：《说郛》续集《沂阳日记》，顺治刻本；陈田辑：《明诗纪事》丁签，卷16；王学谟：《续朝邑县志》卷6，康熙刻本。
［15］《弇州史料》前集卷14，《中官考三》。
［1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7，中华书局版。
［17］《志怪录》，见《纪录汇编》卷210。
［18］叶永盛：《玉城奏疏》，丛书集成初编本。
［19］《王都谏奏疏》，《明经世文编》卷444。
［20］［2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1，江南九，《松江府志？田赋一》。
［22］［23］况钟：《况太守集》卷8，道光刻本。
［24］文秉：《先拨志始》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25］郑仲夔：《耳新》卷7，《丑媚》，丛书集成初编本。
［26］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1，《痛史》本。
［27］张岱：《西湖梦寻》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28］《耳新》卷7。
［29］文秉：《烈皇小识》卷2，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30］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31］文秉：《定陵注略》卷4，传抄本。
［32］孙佩：《苏州织造局志》，第4—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印本。
［33］文秉：《定陵注略》卷4，传抄本。
［34］《明史》卷81，《食货五》。
［35］《明史》卷305，《陈增传》。
［36］《明臣奏议》卷33。
［37］《西湖梦寻》卷3。
［38］《明神宗实录》卷361；徐元灏：《吴门杂咏》卷12，《纪事》。
［39］沈瓒：《近事丛残》，见《明清珍本小说集》。
［40］《苏州织造局志》，第106页；《明神宗实录》卷361。
［41］乾隆《苏州府志》卷42，《名宦一》。
［42］《柴司马奏疏》，《明经世文编》卷107。
［43］《刘文节公集》，同上，卷431。
［44］姜洪：《陈言疏》，同上，卷122。
［45］路工编：《明代歌曲选》，第28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46］光绪《青浦县志》卷18，人物二。
［47］谢肇淛：《五杂俎》卷3，中华书局版。
［48］《东方学论集（东方学创立十五周年纪念）》，第163页。
［49］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4，《经制之义》。
［50］明初，朱元璋曾一度对江南大地主持打击政策，并移民至临濠等地，以瓦解潜在的敌对政治势力。但后来即用减免租税，优容南方文人等措施，缓和这里紧张的政治气氛，以稳定这里的政治秩序。
［51］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10，上海古籍书店复印本。
［52］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165页，中华书局版。
［53］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2，国学基本丛书本。
［54］吴梅：《霜崖曲录》卷1，1937年刻本。
明代宦官与故宫
一、宦官在故宫生活一瞥
清初史学家赵翼说过：“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1］以明代而论，早在明初，宦官即在朱元璋的怂恿下，开始染指政务，至中叶后，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并愈演愈烈。所谓宦官专权，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皇权的一种转换形式。因此，明朝包括王振、刘瑾、魏忠贤在内的权势倾国、虐焰熏天的大宦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皇权的核心所在紫禁城外，另立权力中心。就此而论，故宫是宦官拉龙旗作虎皮，专权乱国，危害天下的主要场所；对此，已经几乎是尽人皆知，笔者不拟再论。这里，我们拟对明朝宦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