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只大熊逃出圈门,直奔元帝而来。它还攀上围槛,企图窜入大殿。
帝宠最隆的傅昭仪和其他随行嫔妃都吓得四处逃散。唯有冯婕妤挺身而出,挡在元帝身前,与大熊对峙,直到左右卫士赶来将它杀死。
元帝觉得很奇怪,便问她:见了大熊,谁都害怕,你为什么偏偏正对着它站着不动呢?
冯婕妤回答道:“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
元帝大为感叹,从此更加敬重她。第2年夏天便封她为昭仪,与傅昭仪平起平坐。
冯家当时在朝野均有重望。冯奉世此时已经去世,次子冯野王以政绩出众被擢升为大鸿胪,位列九卿。
石显想拉拢冯家,便举荐冯奉世三子(时任谒者)冯逡为侍中。但在皇帝召见时,冯逡却反过来告发石显弄权。元帝大怒,从此不再提拔他。
后来,御史大夫李延寿(即繁延寿)病故,朝中群臣以“大鸿胪(冯)野王行能第一”,举荐他接任御史大夫一职。
元帝征询石显的意见,石显不动声色地说:虽然九卿中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冯野王,但他是冯昭仪的亲兄长,我担心后人会认为陛下任人唯亲,竟然以外戚为三公。
其实元帝本来就不想用冯野王。经石显这么一说,他才恍然大悟,终于找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喜出望外地对石显说:你说得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于是,元帝表面上嘉许了冯野王一番,实际上却对他废而不用;反而以太子少傅张谭接任御史大夫。
其实冯野王是元帝朝最令人瞩目的一颗政治新星。宣帝期间,他年仅18岁便初露大志,上书毛遂自荐为长安令。“宣帝奇其志,问丞相魏相,相以为不可许。”
冯野王后来历任当阳、栎阳、夏阳三县县令;“元帝时,迁陇西太守,以治行高,入为左冯翊。”
冯野王任左冯翊不久,辖区内的池阳县县令以为他不过是一位靠外戚背景爬上来的公子哥,没有不把他放在眼里,依然一如既往地大肆贪污受贿。
冯野王的督邮官(掌管官员监察)查实这位池阳令监守自盗十金,但他却拒不服捕,被督邮官格杀。他的家人上书申冤,说是冯野王在公报私仇。
元帝批示廷尉查办。
督邮官向前来调查的官员声明:如池阳令有冤,我愿自杀谢罪,以证明冯野王的清白。
于是冯野王名声大振,迁为大鸿胪。
由此可见,元帝冷落冯野王的举动,其实非常符合逻辑:冯家名重当世,可以说是重望所归,但却不是趋炎附势之徒;连冯昭仪也不是以色取宠的等闲女子。如果让冯野王位列三公,万一这一家子人的脑子进了水,“里应外合”地成天规劝自己走正道、勤政事、远佞臣,那么,届时无论如何处理都是一件左右为难的棘手事。
因此,对元帝来说,要想延续眼下的“神仙日子”,就必须对冯氏兄弟采取敬而远之的疏远策略,以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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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屋失娇”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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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悲愤过度,得了忧郁症。为了让太子尽快走出旧情的阴影,宣帝便指示邛成王皇后从皇宫家人子中挑选几个不错的女子去伺候他。所谓“家人子”,是指宫中没有名分的宫女,是一些“储备”待召的女子。
邛成王皇后一共挑了5位家人子供太子选择。王莽的姑母,年仅19岁的王政君便是其中一位。
邛成王皇后把这5个女孩都叫到一起,让婢女问刘姡不赌囊桓觥F涫盗鯅'一个都不喜欢,只是不得已才敷衍道:随便哪个都可以。
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而且就她一人穿着大红色的外套,显得格外的突出,问话的婢女就以为刘姡档氖撬S谑牵龀赏趸屎蟊惆淹跽偷搅颂庸5蓖硪恍叶校⒂诟事度辏ü�51年)生下刘骜。
2年后,宣帝驾崩,太子刘姡Ъ次唬俏⒃邸A蹑窳⑽樱跽菜忱沓烧碌亓⑽屎蟆M趺Ъ易宕哟说巧衔骱和醭恼挝杼ǎ馐呛蠡啊�
大概是因为当年年轻的太子妃王政君让颓废的元帝感悟了到女色对心情愉悦的独特作用,即位之后,他便不遗余力地狠抓“后宫建设”,从全国各地广采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年轻美貌的才女王昭君(王嫱)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入宫的。
据《西京杂记》的描述,元帝后宫的美女实在太多了,根本不可能一个个当面鉴赏。他便让“黄门画者”(宫廷画工)把她们的肖像全都画出来,交给自己挑选。
宫女们的命运鬼使神差地掌握在了画工们的手中,她们便争相向这些画工行贿,多则10万钱,再少也不低于5万钱。负责给王昭君画像的画工叫毛延寿,王昭君自恃才貌双绝,不愿屈身相求,更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贿赂他。毛延寿便在她的脸上随手点了一颗黑痣。
元帝对这么一个并不完美的女子,自然提不起兴趣。因此,王昭君入宫好几年,都没有机会被召幸,内心的委屈与悲怨不言而喻。
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南匈奴传”记载,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匈奴韩邪单于入朝求婚。当时匈奴最强大的郅支单于所部已经被陈汤剿灭,韩邪单于远远构不成对帝国安全的重大威胁,这次入朝求婚自然也不可能受到多么大的重视。
元帝打算从后宫随便找5位宫女许配给他了事。王昭君因为连年不得召幸,愤而向掖庭令要求远嫁匈奴。
元帝大排酒宴为呼韩邪单于饯行,席前把5位宫女叫出来一一给他过目。“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元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皇宫里竟然藏有如此国色天香的女子。他在见到王昭君的一瞬间便彻底后悔了,舍不得将这等天生尤物拱手相让。
但这一切都已成为既定的事实,改是改不了的。如果他贸然反悔,垂涎三尺的呼韩邪单于定然也会不依不饶,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麻烦事来。
痛定思痛之后,元帝决心彻查此事。他一天之内便把皇家的顶级画工毛延寿等人悉数宰杀,以至于“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于是,“昭君出塞”虽然成为千古佳话,却是元帝胸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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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些改写帝国的历史(1)
元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不再亲理朝政,成天除了女人就是音乐。
某日,他把军用的战鼓摆在大殿下,自己站在大殿前的轩槛(栏杆)旁,丢铜丸击鼓,使之发出疆场进兵时的那种急促擂鼓声。
后宫嫔妃和皇帝身边的音乐家们无人能为,但定陶王刘康却能轻松做到。元帝对他的这手绝活大加赞叹,不止一次提及此事,“数称其才”。
刘康系元帝宠妃傅昭仪所生,此人确实多才艺。元帝好几次都想改立他为太子,时常令他“坐则侧席,行则同辇”。
傅氏原本只是昭帝上官太后宫中的一名才人。元帝即位前便和她好上了,即位之后又专门为她设置了一个新的嫔妃品级——“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与外朝丞相的等级相同。
大臣们对元帝更立太子的意图深感忧虑。当然,最忧虑的还是太子的生母王政君和大舅王凤,原因不言自明。王政君此时虽然贵为皇后,在元帝跟前却说不上话。她这个皇后只是“荣誉职务”。他仅仅因为当年生下了皇长子刘骜(字太孙),才得以母仪天下。
宣帝生前也很喜欢这个皇长孙,亲自给他起了“名”和“字”,还常常把他带在身边。仅从刘骜的“名”和“字”中,便不难看出宣帝“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味道:“骜”字是“千里马”的意思;“太孙”则是“最尊贵的孙子”之意。从字面上看,“太孙”与“太子”相比较,只有辈份的区别。
面对这种危局,精明的王氏家族转而向史丹寻求支持,并和他结成了牢固的同盟。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选择。史丹在元帝的心目中,是一位亦臣、亦友、亦亲的心腹之臣。由他来保全太子,不但有足够的实力,而且名正言顺(元帝本人曾亲自下诏要求他“护太子家”)。
表面大大咧咧其实心思缜密的史丹,也在密切关注着元帝的动态。这一次听到元帝如此频繁地夸奖刘康,他便敏锐地感到了不祥的苗头。于是进谏道:皇太子“敏而好学,温故知新”,才能真正称为“有才”;如果用音乐才艺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那么后宫乐伎都在丞相匡衡之上,完全可以取代他做丞相了。
一句话便把元帝的噎住了——也只有史丹敢这么说话。元帝竟然一时语塞,尴尬地干笑了几声。
元帝本想“借题发挥”,再次释放出更立太子的信号,试探一下朝中大臣及左右近侍们的反应。只不过他这一次借的“题”实在太牵强,明显有点儿站不住脚,才被史丹给挡了回去。
但元帝并没有消除对太子刘骜的反感。
中山王刘竟是元帝最小的弟弟,从小便和元帝一起长大,读书和玩乐都在一起,兄弟二人的感情非常深。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刘竟去世。元帝非常伤心,便派刘骜以太子身份代表自己前去吊孝。
刘骜面见元帝时却面无哀戚之容。元帝一下子便火冒三丈,愤然说道:“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
联想起前一段时间自己对刘康的“借题发挥”被史丹挡了回来,元帝更加恼火,便把史丹召来,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通。
元帝本想利用这次机会再次放出更立太子的信号,看看史丹还有什么话可说。史丹免冠谢罪道:臣看陛下对中山王去世过于悲痛,担心这样下去陛下会影响陛下身体;正好遇到太子进见,臣便专门叮嘱他不要当着陛下的面流露悲伤之情,以免让陛下太伤感。这都是臣的错!臣罪该万死!
元帝相信了史丹的托辞,怒意稍解。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每次病重,都是傅昭仪和刘康母子二人伺候在左右,刘骜很少能够进见。
身体稍有好转,元帝便多次心事重重地向尚书询问景帝当年更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的先例。这显然是又在释放更立太子的强烈信号。
皇后王政君及其兄王凤(时任卫尉、侍中)、太子刘骜三人均忧惧不堪,不知所措。王凤又向史丹求援。
作为元帝的心腹之臣,史丹自然有资格进宫探视病情。这样的资格大概只与当事人和元帝之间的私人感情直接相关,与名义上的身份或官职没有太大关系。
他瞅准了元帝一人独卧的机会,径自来到他的病榻前,跪伏在青蒲席上,涕流满面地说:皇太子已经立了十有余年,“天下莫不归心”;如今见定陶王受陛下宠信,便有人四处造谣,说是他有可能取代太子。如果真是那样,公卿大夫们必定会殊死进谏,不肯奉诏。臣愿意做第一个死谏之臣,请陛下这就赐臣一死,以示群臣!
元帝向来优柔寡断,在更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