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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一刀（1）
成帝被迫遣返刘康，使他与王凤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这一切早已经被京兆尹（京师“三辅”之一）王章看在眼里。这个王章与许皇后的姐夫平安刚侯“王章”不是一个人。他开始蠢蠢欲动，决心要“该出手时就出手”，企图抓住这个机会大有一番作为。
王章一生为官，政绩平平，素以敢直言挑战权贵著称。他在元帝朝便被擢升为左曹中郎将，曾因弹劾如日中天的石显而被罢官。
成帝即位后，经王凤的大力举荐，他才得以重新被起用为谏大夫，不久便迁司隶校尉。因此，王凤对他有再造之恩。
王凤在日食天象上做文章，逼着成帝遣刘康回封国。王章随后便同样利用日食天象，上密奏请求皇帝给他机会，当面陈述大臣之过。
王章在面见成帝时，列陈王凤三大罪：
其一，遣定陶王刘康回封国，实为想孤立天子，使社稷无可传承之人。
其二，迫害丞相王商，实为独揽大权。
其三，以适宜生子为名，把原本已经许配他人的小妾之妹张美人纳入后宫，居心叵测。
王章直言不讳地建议成帝策免王凤，重选忠贤者代之。
王商之死和刘康之遣，本来就让成帝对王凤心怀盛怒；如今听王章这么一说，便如遇知音，深以为然，于是请他尝试着推荐可以取代王凤的人选。
王章便再上一道密奏，推荐时任琅邪太守的冯野王。冯野王是冯奉世将军的次子，元帝昭仪冯媛的弟弟。成帝为太子时便素闻冯野王为当世名臣，知其声望远在王凤之上，便欲倚之以代王凤。
从此以后，成帝每次召见王章，都会屏退左右，密谋如何策免王凤，起用冯野王。
王章的“反戈一击”，对王凤的杀伤力至少有三重：
其一，王章本人素有不畏权贵和刚正不阿的正面形象。谁要是被这么一个人攻击，谁就会成为他这种正面形象的对立面。
其二，王章是因为王凤的举荐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在官场中自然被人当作是王凤阵营的骨干成员。他的反戈一击定然让人理解为不堪忍受王凤“失道”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作为王凤阵营的骨干成员，他的揭露或批判便有了不容置疑的可信度。
其三，王凤被自己力挺的人公然反叛，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
但成帝和王章万万没有想到隔墙有耳：王凤的堂弟王音时任侍中，成天在宫中进出，王章每次进见，他都躲在隔壁偷听，然后一五一十地向王凤报告。
这一切显然大大出乎王凤的意料。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顿时忧惧得不知所措，方寸大乱。
杜钦献计，让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一方面上书谢罪请辞，另一方面想办法发挥王太后的作用。
王凤于是依计上书谢罪。
王凤的这份“罪己疏”，言辞恳切悲凉，从文中无懈可击的逻辑性来看，更像是杜钦的文风。
“（王）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
王凤的“罪己疏”果然激发了成帝内心深处的亲情，使他油然而生悲悯怜惜之意，愤怒和敌对的情绪一下子便烟消云散。他反倒过来安抚王凤继续安心辅政，勿生它念。
王凤的为政作风虽然强势霸道，但素无谋逆之意，此番波折令他羞惭难当，心灰意冷，真真切切地动了称病引退的念头。
杜钦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苦苦相劝，他才勉强重返工作岗位。
这下该轮到王章倒霉了。
成帝为了向舅舅证明，自己原本无意策免他，而是一时受王章的蛊惑。为了证明自己的无心和无辜，他指使尚书弹劾王章。
然后，成帝再把这个弹劾奏章批转廷尉查办，定了王章一个大逆不道之罪。
成帝此举绝非一时糊涂，而是他的窝囊本性使然。当年王商策动针对王凤专权的大讨论时，他便以类似的手段，向王凤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如今不过是故伎重演。
王章死于狱中，他的妻儿被流放合浦郡（今广西合浦）。
合浦郡是西汉王朝定点的流放地，许多被犯罪的王公贵戚和政府官员都被流放到这里。
虽然历代史家都异口同声地把王章当成一位飞蛾扑火式的慷慨悲壮之直臣，但如果纵观其一生的作为，尤其是这个事件的始末，便不难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分子，和前朝的萧望之没有什么两样。
王章并不是一个胸怀社稷心忧天下的人。他年轻时在长安求学，贫困不堪言，与其妻寄居在别人家的牛棚里。
背后一刀（2）
那时北方的牛棚四面透风，冬季天寒，通常都织一副厚厚的草席来裹在牛身上，以免被冻死。这草席被称作“牛衣”。
王章某次身患重病，连条被褥也没有，更没有钱看病吃药，只好躺在牛衣中听天由命。病困交加的现状让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以为自己从此起不来了，便向妻子诀别，请她另谋生路。念及自己的遭遇，王章不禁泪如雨下。
他的妻子见状大怒，呵斥他说：你看看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哪一个的才学能够超过你？如今身处逆境，你不是努力打起精神自强不息，反倒在这儿哭哭啼啼的，真是丢人现眼！
这便是典故“牛衣对泣”的出处。
这是关于王章年轻时奋斗史的唯一记载。从这个侧面我们不难看出，他奋斗的原始动力，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样，只不过是追求个人的前途而已。
在西汉王朝那样的环境中，敢为直言而冒死亡之险者，无外乎有两种动因：一是心忧社稷；二是险中求富贵。
如果王章是一个心忧社稷的人，以《汉书》的文风和立场，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在这方面的点滴事迹“忽略”掉。——《汉书》始终在刻意把王章树立成一个勇敢正直的“忠臣”形象，但奇怪的是，却没有关于他如何心忧社稷的半点儿记载。这只能说明王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表现。
因此，王章的动因，应该是为了在“险”中求富贵。
《汉书》“王章传”中有一处细节：在准备上书弹劾王凤之前，他们夫妻二人有两句非常简单的对话，如今读起来，不仅生动形象，非常贴近生活，更是耐人寻味——
王章的妻子企图阻止他弹劾王凤，便对他说：“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
王章没好气地回答道：“非女子所知也。”（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
在这段对话背后，应该隐含着如下背景：
其一，王章此前定然与其妻说起过要弹劾王凤的想法，二人因此出现严重的分歧，否则她不可能在他临行前还做最后的劝阻。
其二，王章定然与她分析过弹劾王凤的“好处”，而这个“好处”一定与个人的富贵密切相关。换言之，王章定然会向她说过这样的想法：通过弹劾王凤来获得更大的富贵或升迁。否则，她不可能在阻止他时说：人应当知足，难道你就忘了当年牛衣对泣的悲惨情景了吗？
如果王章向妻子解释弹劾王凤的动机不是出于个人目的的话，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人当知足”。
其三，王章的回答恰恰说明了前两点分析是合乎逻辑的。他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大概是再没有耐心跟她啰嗦，因为他自认为已经把利害得失分析得很透了。
话又说回来，王章选择那个绝佳的时机出手，如果不是因为成帝本人的性格缺陷，定然不会对王凤手软。
王章的错误就在于，他始终在以宣帝为模子去套元、成二帝，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和清醒面对后者的真实本性。当年挑战石显失败后，虽然被罢了官，但却保全了性命，得以在成帝这里继续东山再起。他显然对挑战王凤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还有一个旁证：王妻并非等闲之辈。王章死后，她携儿女远涉合浦，便在那里做起了珍珠生意，迅速发了大财。这是后话。
以王妻的智商，她早已经认识到王章此行必定凶多吉少，说明她也曾为王章的这个决定之成败进行过细致深入的分析。《汉书》里用了几句话来描述这个情节：“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一个“果（下廷尉狱）”字，显然是为了证明王妻分析之正确。
总之，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章对王凤的攻击，绝非为天下社稷所计。
王章为政一生并无多少可圈可点的建树，“挑战权贵”几乎成了他博取功名的唯一手段。
他在宣帝朝末年进入仕途，初为文学小吏，稍后便迁谏大夫。宣帝晚年时逐渐养成了“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毛病，对那些敢于弹劾权贵的言事官，有一种特殊的青睐。
王章升任谏大夫后，屡屡因此获得宣帝的欣赏，使他的“敢直言”风格名满朝廷。但这段从政经历也给王章带来了一生的影响，使他把自己一生的职业价值定位在所谓的“敢直言”或“挑战权贵”上，正是这样的定位使他最终没有能够超越自己的宿命。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王章的所谓 “敢直言”绝非史书所说是出于“忠直”：他历事宣、元、成三朝，元、成二帝都是出了名的“昏君”，多有荒唐之举，但却不见王章有过“劝主之谏”。——他不是看不到天子的毛病，而是不敢也不愿得罪他们。
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讲，绝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会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价值基础，这个价值基础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我定位。职业价值基础一旦形成，便会成为影响人一生的宿命性元素，或因之而兴，或因之而亡。
在宣帝朝那样的政治环境中，王章的职业价值定位逐渐形成。元帝即位后，他被擢升为左曹中郎将，其地位仅次于九卿，与太子太傅之类的列卿相等。
王章在元帝朝敢于弹劾石显，除了源自职业价值定位之外，还与他的一个错误判断相关：他以为元帝纯粹是被石显这样的奸佞小人迷糊了双眼，却不知道这正是元帝本人的权术使然（本书前文已有交待）。
在这样的错误判断下，王章等人便会自然而然地生出另一种侥幸的欲望：如果帮助元帝认清石显的嘴脸，自己便会是最大的功臣，前途将不可限量。
但这正是王章的迂愚之处，也是他在成帝朝犯下了同样错误的根源所在。
但是，这一次的代价显然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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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章事件”是成帝的皇帝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王商和王章两人的策动下，他与王凤的两次正面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都不是王凤有多么强大，而是他自己在关键时刻战胜不了自己的弱点。他输给了自己。
或许成帝对自己也彻底失望了，从此便不再有任何独揽乾坤的企图，而是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任由王凤及其继任者们摆布朝局。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声色犬马的极度享乐上来。
王章被处死后的几个月，次年（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夏天，光禄大夫刘向上封事（密奏），长篇大论地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刘氏皇统面临的危机，希望成帝以祖宗社稷的大局为重，“援近宗室”，“黜远外戚”。
成帝看了刘向的奏书后，专门召见了他，虽然“叹息悲伤其意，”最终却只说了一句话：先生不必再说了，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
说是这么说，但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