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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玄感到很为难，便对朱博说：傅喜的事情已经有了定论，如果再提出来是不是不合适啊？
朱博生气地说：可我已经答应了人家傅晏，匹夫之间相约，尚且要以死报之，何况人家还贵为皇后之父？你不想帮我，那我就只好去死了。
赵玄无可奈何，只得应允。
哀帝非常清楚傅太后对傅喜的仇视，接到朱、赵二人的奏书后便怀疑是她在幕后指使，于是派尚书去把赵玄召来询问。赵玄心虚，很快便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对自己与朱博的阴谋供认不讳。
哀帝大怒，下令左将军彭宣牵头，由其他部门参与，对此事立案调查。调查结果属实。哀帝便派人逮捕朱博。朱博自杀。
陈圣刘太平皇帝
这时已转眼到了建平二年（公元前6年）上半年，哀帝即位刚好2周年，差不多完成了朝中人事的洗牌。
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位年仅21岁的皇帝从此便可以鸿图大展了。另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已经向他悄然袭来。
哀帝即位不久，便被发现患上了“痿痹”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肌肉萎缩症。不用说是2000年前的，就是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毛病依然是公认的顽症。这种罕见的怪病带来的痛苦与恐惧，让他束手无策。
早在成帝朝便有一个叫甘忠可的齐人写了两套“大书”，一套叫《天官历》，另一套叫《包元太平经》，长达十二卷。甘忠可在此书中宣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他还利用此书在当地广收信徒，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
刘向上书说这些人是在假借鬼神名义蛊惑人心。成帝便下令逮捕甘忠可。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定罪，他便病死在狱中。于是夏贺良等便将传教活动转入地下。
就是在今天，身处绝望与无助之中的人们尚且会本能地从某种能超自然的力量中寻找寄托和希望，何况2000千年前的这位少年天子？
哀帝当时在这方面最信赖的人有两位，一位是骑都尉李寻；另一位是司隶（校尉）解光。
二人都是以经义诠释天灾起家，也都喜好甘忠可的那两套书，于是便竭力向哀帝推荐。哀帝将信将疑，便向刘歆征求意见。刘歆认为这两套书与《五经》之义不合，反对哀帝采纳之。
但解光对哀帝说：当年是刘向上书把人家甘忠可抓起来的，他是刘向的儿子，当然不可能赞成该书的思想。
于是，哀帝数次召见夏贺良等人。
夏贺良对哀帝说：汉家当下正面临中道衰微的命运，应该采取措施顺应天命，成帝就是因为漠视天命，才遭到了绝嗣的厄运。陛下如今久病不愈，天下又数现灾异，这分明是上天在警示人君。陛下只有尽快更改年号，才能延寿命、生皇子、平灾异；如果明知此道而不行，陛下不但会遭受短寿之殃，而且还会有洪水肆虐天下，火灾四起，生灵涂炭。
哀帝被他说得动了心，便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兴许可以让自己的病情有些好转。于是，他便依照夏贺良等人的意思：大赦天下；把通行的每昼夜100度的漏刻计算方式改为每昼夜120度；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给自己上尊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但这个诏书下了1个多月，哀帝的病情却不见有丝毫好转。
夏贺良等人又想出个新主意，怂恿哀帝按他们的意愿改革朝政，但这回却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他们便反过来说这些大臣都不知天命，建议罢免丞相和御史大夫（当时为朱博、赵玄二人），改由解光和李寻辅政。
这下哀帝突然醒悟过来了。他一方面立即逮捕夏贺良等人，另一方面迅速下诏收回前道诏书，宣布前面的诏令无效。李寻和解光被减死罪，流放敦煌。
成帝以前，犯人的流放地大多为广西合浦，到哀帝朝便逐渐改在了敦煌。
这次尝试受挫之后，哀帝转而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天助，把成帝朝的700余所神祠悉数恢复。但很快便证明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功夫，没有人能帮得了他，也没有神能保佑得了他。
这一切都发生在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对哀帝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绝望而又孤独的年份，他分明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坠入无底的深渊。
“同志”的拯救（1）
幸亏一次“美丽”的邂逅，出乎意料地给他的灵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拯救，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把他内心深处的绝望和孤独驱散殆尽。
这一年四月以后的某一天，具体的日期和时辰均不详，有一位郎官依例来到哀帝的大殿下报时。
哀帝抬眼看去，顿然被他的仪貌所倾倒。此人便是董贤，一个比美女还美丽的男人。
《汉书》里对董贤直接的描绘只有6个字：“为人美丽自喜。”“自喜”的意思是指自恋或自我欣赏。
我以为这是80余万言的《汉书》，在众多人物的描绘中最生动传神的一处。这6个字的前后文为，“（董）贤传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识而问之”。如此文字安排的绝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使董贤的形象、气质和神态跃然纸上，更向读者传递了哀帝对董贤的第一印象——“为人美丽自喜”。
哀帝主动问了一句：你就是太子舍人董贤吗？（太子舍人是董贤在哀帝为太子时的官衔）
紧接着便把他叫入殿中说话，当即拜他为黄门侍郎，让他可以名正言顺地陪在自己身边，随后又问起他的父母家人，得知他的父亲以云中侯的爵位赋闲在家，便在当天征其为霸陵令，随即升任光禄大夫。
二人从此坠入“爱河”。
可能连哀帝本人也没有料到，自己竟能在另一个男人身上找到波涛汹涌的激情。当这一切到来的时候，他便迅速在腾云驾雾中迷失了自己，忘却了曾经的壮志和豪迈，甚至连天下社稷也在他心中逐渐被淡化。
从此以后，他的一切冲动，都只紧紧围绕着董贤这一个目标，他的一切准则或逻辑，都只为了诠释恩宠董贤的合理性。
哀帝的这个转变，固然有遗传基因的作用，但也有身体状况的原因：只有董贤才能使他超越于病痛之外。
短短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董贤便由黄门侍郎晋升为驸马都尉、侍中。哀帝对他的赏赐竟达亿万之巨，使之“贵震朝廷”。
二人形影不离，即便遇到法定的“洗沐”假（类似今天的周末），董贤也不肯迈出宫门半步。
某个大白天，二人在睡午觉。哀帝醒来想起床。但董贤却未醒，侧卧着把哀帝的衣袖压在了身下，哀帝不忍惊醒他，便拿起短剑把自己的衣袖割断了。
这便是典故“断袖之癖”的出处。从此以后，“同性恋”便有了一个很雅的代称，叫做“断袖之交”。
董贤成天与哀帝厮混在一起，连家都顾不上回了。
哀帝便索性给董妻也办了一个特别通行证（时称“引籍”），使她得以自由出入皇宫；不仅如此，还专门为她在宫中开辟了一处住所，干脆连她也不用回家了；后来又把董贤的妹妹也召来宫中，封为昭仪，一家三口都陪伴在哀帝左右。
这种荒诞不经的性关系对哀帝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傅太后在无所顾忌的私欲作用下，不断与当朝重臣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常常互不相让。这种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处境，给哀帝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来自病魔的痛苦和绝望。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这位原本就欠历练的少年天子便再也无从顾及天下社稷的大局，更不会在意皇家的体面。
如何在刚刚开始便即将落幕的有限人生旅程中获得解脱或麻醉，已经成为他身上最根本的驱动力。
说到底，哀帝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甚至只是一个连人格都不成熟，性格也远未稳定的年轻人，他才20岁出头。
在这种心灵的绝境中，这种在变态性行为的刺激中逃避现实的心境，怕是健康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在他看来，那些动不动就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规谏自己的下臣，其实都是在“忠臣”的表象之下，内心却无比冷酷。他们一方面口口声声说多么忠于自己这个主子，另一方面却对主子的痛苦视若罔闻，对他的绝望更是无动于衷。就连亲手把他养大成人的祖母傅太后，也从来就只顾着满足自己变态的私欲和野心。
既然冷漠是天子与臣仆之间关系的实质，他便没有必要在意后者的反应。
但是，与其他人截然不同，董贤、董妻和董妹用他们的温存和身体，给无助的哀帝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关怀和解脱。既然如此，在哀帝看来，无论如何回报董氏家族都是无可厚非的。估计当时很难有人能够像哀帝那样深切地体会到所谓“人生苦短”的意味。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同志”的拯救（2）
为了突出董昭仪的地位，哀帝把她的寝宫更名为“椒风”，为的是要和皇后寝宫的专用名称“椒房”等量齐观。哀帝赏赐起这两个女人来同样出手阔绰，各以千万计。
哀帝还嫌这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又在北宫门下为董贤盖了一处豪宅， “木土之功穷极技巧”，连廊柱和栏杆都用上等的锦绣包裹着。——想必哀帝此时一定会后悔在即位之初便曾下令停止宫中织造绨锦丝绸了。
哀帝不仅要让董贤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而且还要确保他死后在阴曹地府的“生活”质量也不能有丝毫减损，因此，给他建造的陵墓同样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还为他设置了“便房”和“刚柏题凑”。
“便房”是陵墓的地面建筑，作供祭奠或凭吊者休息之用。在地下用厚柏木排在一起，垒成摆放棺椁的墓室，称之为“题凑”。哀帝专门为董贤选用了质地坚硬的上好柏木来做题凑。
这样的规格原本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享用。在那个时代，“越僭”是杀头的重罪，但哀帝顾不了这么多了。估计他已经把董贤当作了自己的“皇后”，自然要给他享用极品的规格。
董贤一人“得道”之后，一家人便也跟着升上了“天”。
董贤的父亲升任少府，位列九卿，赐爵关内侯，很快便被任命为卫尉。西汉的侯爵中，最高等级是列侯，关内侯次之。
董贤的岳父被任命为将作大匠，掌管宫室、宗庙、陵寝等皇家设施的土木营建。和少府一样，将作大匠也是一个肥差。哀帝为董贤盖的豪宅和豪墓，便交给他来亲自负责操办。
董贤的妻叔被任命为执金吾。
哀帝还想给董贤封侯，但却苦于没有借口。
偏偏在这个时候，东平王的封国（在今山东东平一带）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
东平国境内有两座山，一座叫瓠山，另一座叫危山。某日，危山上的泥土莫名其妙地翻了出来盖在草上，硬是在山上铺出一条像驰道（天子专用）一样的道路来；无独有偶，瓠山发生山体崩裂，有一块巨石侧转起立。
东平王刘云和王后听说了这个情况，便自作主张前往瓠山祭祀；按当时当地的风俗，用黄菩草（即忘忧草）扎成神像，还专门撰写了祭文。
这件事被投机分子躬夫息、孙宠等人获悉，他们便通过中常侍宋弘告发，说东平王刘云要谋反。
哀帝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