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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39军作战之最：
第一个在朝战场停止“三反”运动
首创坑道工事
第一个突破“三八线”
第一个用步枪打下美军飞机
首创坑道战范例
第一个牺牲了军职高级指挥员——吴国璋同志
首创一次战斗俘敌之最
第一个解放汉城
第一个被美记者点名要见的连长
首创突围范例
第一个攻占南部城市水原
图为归国代表团成员和朝鲜访问团成员做巡回报告，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
第一次获最高荣誉
第一次参加中朝高干会议
1952年5月15日至6月16日，第117师与敌激烈争夺190。8高地。图为战斗中表面阵地被敌人占领后，117师350团1连6班在班长高云和带领下进入坑道坚守，战士握枪宣誓，坚决与敌人战斗到底。
杨永华 胡智慧 周田坤
1950年12月，志司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第39军第116师为军主攻，担负突破临津江的任务。该师接受任务后，昼伏夜行，于12月20日，前卫即到达临津江北岸，师长汪洋亲率团以上指挥员，反复勘察地形、敌情，决定将突破口选择在水道凸向敌军阵地处。为保证部队发起进攻的突然性，在部队距敌前沿150米至300米的地段上，巧妙利用和改造地形，将全师7000余兵力、重火器、弹药物资全部转入地下隐蔽。12月30日24时，全师进入进攻出发阵地，直至进攻发起，敌人竟毫无察觉。31日16时40分，我军发起总攻。17时03分，炮火延伸。第346团、第347团的4个尖刀连，在40余挺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发起冲击。17时08分，346团1连、4连从冰上冲过，顺利占领江南岸的滩头阵地。17时14分，347团5连、7连官兵涉水渡过一百余米宽的临津江，攀上高达10余米的悬崖，占领敌人阵地，并沿交通壕向纵深发展。17时50分，该师4个突击连一举夺占了147。7和192高地，完成了突破敌人基本阵地的任务。尔后，继续向纵深发展。1951年1月1日6时许，116师前进20公里，突破敌3道防线，一直突破到“三八线”，歼敌1049人。此次战斗，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给第116师通报嘉奖。战后，刘伯承元帅曾称赞“此次战斗的部署和突破口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应该给5分！”。
第三次战役发起后，敌军在我连续突击下，第一道防线全面崩溃，特别是其右翼已完全暴露，被迫于1月2日开始实施全线撤退。联司鉴于敌人无意组织抵抗，逃跑甚快，有可能放弃汉城。为此，志司于1月3日令我右翼纵队转入追击。4日16时，第39军第116师第346团、第348团前卫分队分别从东南和东北攻入汉城，占领了总统府。志愿军攻入汉城，敌人惊恐万分，弃城逃跑。攻入汉城的还有我志愿军第50军一部及人民军第1军团一部。
1951年1月4日，我第39军第116师与友军攻占汉城后，第116师第348团留1个营担任西半部卫戍任务。主力在团长高克、政委王竞得率领下，越过汉江占领滩头阵地，截获敌大批弹药物资，并掩护我第50军一部过江。该团4连和团侦察排在周问樵副团长的带领下，继续向南追击。1月6日上午，占领位于北纬37度线上的水原市。这是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到达的最南部城市。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此次，我志愿军攻占“三七线”以北的广大地区，胜利解放了汉城，粉碎敌固守“三八线”，准备再战的企图。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
1951年1月25日，在朝鲜君子里志愿军总部矿洞里，召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第39军116师副师长张峰，在“中朝高干会议”上介绍了该师突破临津江的战斗经验。张峰副师长年仅28岁，由于第一次见到彭德怀、金日成、高岗、金抖奉、邓华、洪学智、韩先楚、陈赓及各兵团和各军军首长，显得格外紧张，当主持会议的十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宣布张峰介绍经验时，竟然忘记了身上带来的讲稿，张峰凭着记忆从头至尾的细细讲开了。看到首长认真地听讲，张峰紧张的心放松了下来。讲到中间猛然想起身上的讲稿，他又从头讲了一遍，受到了与会首长们的一致好评。会后，陈赓将该师突破临津江的战斗经验总结为“三险三奇”：一是突破口选的险，但很奇，即敢于把突破口选在临津江水道弯向敌方的地段，一反兵家之常规，出其不意而制胜；二是进攻出发阵地选得险，但很奇，即大胆地把近8000人的进攻部队和武器马匹提前一天隐蔽在进攻出发阵地上，而没有被敌人发现，起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三是炮兵阵地选得险，但很奇，即大胆把50门火炮配置在距敌前沿300…1100米处进行直瞄射击，准确地摧垮了敌人地堡、堑壕、火力点，打开了突破口。
1951年2月11日17时，志愿军发起第四次战役。第39军第117师配属第42军负责向横城地区穿插迂回，断逃敌退路，并阻横城之敌增援，配合正面反突击集团围歼敌军。第117师在师长张竭诚，政委李少元率领下，克服天气寒冷，地形生疏等各种困难，翻越一座海拔700多米的大雪山，向横城穿插35公里，提前到达阻击地域，利用有利地形，勇猛歼击突围逃敌和横城增援之敌。12日黄昏，向突围之敌发起总攻，俘敌2500余人，其中美军800余人。击毁和缴获敌汽车、坦克200余辆，各种火炮100余门。这次战斗创造了我志愿军师级单位（7000余兵力）一次战斗中俘敌最多的纪录。受到中朝联司的嘉奖。
1951年2月15日17时30分，志司决定停止对砥平里的进攻。当日22时30分，第39军116师接到撤退命令已距拂晓仅有6个小时了，部队两侧发现敌人运动，根据突变的敌情，师长汪洋立即召开党委会，认为援敌主力尚未到达，据对进占内龙里之敌情况判断，明日无力大举进攻，即或进攻亦可阻击一至二日，而兄弟部队正处于撤退之际，我师应该保障其安全。因师阵地伸出较远，连夜通知部队撤退已准备不及；如强行撤出，会造成混乱和损失。当时伤员尚未运出，俘虏没有后送，遂决定再坚守一个白天。立即调整部署：一、连夜收缩部队，加强防御工事，准备抗击敌人进攻；二、二线机关人员连夜挖防空洞全部转入地下，防敌空炮杀伤；三、赶制担架运送伤员；四、处理好俘虏和战利品。此时，军指和兄弟部队已经撤出，师已与军失去通信联络，整个战场唯有116师陷入敌人包围的困境。16日敌空军频繁活动，地面部队多次进攻我军阵地均被我击退。当日黄昏，师令348团团长高克、副团长周问樵率两个营及军侦察队，打开突破口，并担负部队两侧安全撤退。夜晚，师主力携伤员和俘虏及缴获的车辆物资，穿过5公里的铁路隧洞，有序撤出无一人掉队。同时还转运出来兄弟部队2500多名伤员。此次116师的成功突围，受到了上级的高度表扬。
为粉碎敌人“杀伤战”、“消耗战”的企图，1951年12月1日，第39军接替第47军的防务。为适应长期作战的需要，第39军决心“先坐下来，站稳脚跟，然后再有计划打击敌人”。为实现党委意图，军长吴信泉亲自搜集资料，亲自绘制了甲、乙、丙3种工事草图，令116师汪洋师长率348团团长高克，在原有一般野战工事基础上，充分发挥创造性，在400平方公里的防区内，构造了以坑道为核心，以堑壕、交通沟、掩体相结合的完整防御体系，建成了“攻不破、打不烂”的地下长城。1952年5月，志司在第39军，召开了“阵地构筑和阵地管理”现场会。会上，陈赓、解方等首长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向全志愿军部队进行了推广经验。当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到前线观察所，通过望远镜观察和听取汇报后，感慨地说：“看来他们（指志愿军）已经找到了一个保护自己的万无一失的办法，任何正面攻击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
1952年5月15日，第39军117师第350团1连在上级及友邻配合下一举夺占缓冲区内的190。8高地及其周围5个小高地，并以2排（欠4班）在师团8个炮兵连的支援下据守。5月18日至21日，击退美45师179团从1个班到1个营的10余次进攻，毙伤敌270余人，并利用战斗间隙构筑了坑道工事。6月2日，1连5班、6班与美45师180团的两个连激战5个多小时，毙伤敌200余人后，转入坑道（5班只剩1人）。在后进入坑道的3连连长李汉友和6班长高云和的指挥下，坚守坑道5昼夜，战胜敌8次坑道爆破，5次凿顶爆破，2次施放毒气，3次火焰喷射和多次正面进攻，有计划地出坑道反击20余次，杀伤敌20余名。6月16日，在上级配合的反击下，又夺占了190。8高地（后主动放弃），首创了朝鲜战场运用坑道战的成功范例。
五次战役后，志愿军部队进行休整和补充，第39军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李雪三任军政委，吴国璋任副军长，贺大增任副政委，张竭诚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李少元任政治部主任。1951年10月6日，吴国璋副军长去志愿军总部开会返回途中，遭敌机空袭壮烈牺牲，年仅32岁。吴国璋，河南商城人。1919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等职。他是一名对党忠贞、团结同志、作风民主、积极战斗，指挥果断的优秀指挥员。吴国璋副军长的牺牲，为抗美援朝以来志愿军部队损失的职务最高的军级指挥员。
1952年元旦刚过，第39军政委李雪三奉命来到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司令员亲切地对他说：“雪三同志，志愿军党委决定，组织一个较大规模的归国代表团，由你带队当团长……”李雪三回到军部，把这一切告诉了军长吴信泉。军长高兴地说：“雪三同志，这是对你的最高奖赏嘛！”李雪三说：“不，我被指定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主要是因为有39军这支英雄部队，这份最高的荣誉应该归功于39军嘛！”1952年1月，代表团170人在李雪三和洪淳哲两位团长的率领下回国。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代表团走遍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201个专署，1156个市县，3090个乡镇，共为祖国人民做报告5688场。
向上级讲真话，勇于报实情，是该部的传统之一。抗美援朝阵地防御战期间，志愿军党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进一步加强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我国政治思想建设”的指示，统一部署并开展了“三反”运动。该运动就全局形势讲，主流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战斗十分频繁紧张的朝鲜战场开展运动，客观上确实影响了作战任务的完成。有的单位竟然下达打百只“老虎”的指标，使这一运动走向了极端。1952年2月16日，志愿军第39军党委鉴于敌即将对我大举进攻，果断地停止了部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