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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康应中曾在父亲可能走过的路上和去过的地方探寻过，却始终未有结果。留在康应中记忆里的父亲，只是－个被饥饿侵蚀而受尽苦难的庄稼汉的形象。
伟大的母亲
父亲走后再没有回来，想方设法让两个儿子活下去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康应中的母亲原来的名字已无从知晓，出嫁后曾被唤做孙刘氏。解放后户口登记时，因为再不能称呼那个有辱于妇女尊严的孙刘氏，又因为她的儿子是部队上的大首长，老太太今后要享福了，便就为她登记了个名字，叫孙幸福。可是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孙幸福跟千千万万个劳苦大众的妇女们一样，从来没有享受到过幸福，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康应中的母亲是个饱受封建思想残害的农村妇女，一双脚自小儿被缠裹成那种如今已很难看得到的三寸金莲。据说封建社会妇女缠脚自童年始，原本白皮嫩肉的脚丫子，硬是折断骨头被弯曲回来，小拇脚趾压在脚板心，然后用一块数尺长的白布一层层缠裹起来，久而久之固定成形为一团畸型的肉疙瘩。女人缠足原本是那些宫院官宅内足不出户者的自身作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脚的用途范围很小。延伸至劳动妇女则成为灾难，一天到晚家里地里劳作不止，畸型的小脚带来的不仅仅是不方便，还是极大的痛苦。小脚女人孙幸福此时独自承担起一对尚且年幼的儿子长大成人的责任，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正常时节，种几亩地的庄稼，播种、管理、收获已非易事，更不要说在这大年馑、大饥荒的年代，实在是天大的难事。
那时候，康应中的母亲正是三十多岁出头，如果只为了自己逃条活命，另外找个人家也不是多大的难事。但是东方女性中国母亲所具有的高尚品质，使她不可能扔下一双亲生儿子而只顾自己活命。她责无旁贷地想尽一切办法，要让儿子活下去。对此，康应中感恩感德感慨颇深。他为母亲的伟大情操而感动，他对这种无私的母爱而情深！解放后，他已经有能力让母亲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可是母亲却深深地眷恋着故土，同时也不愿意给儿子添“累赘”。上世纪50年代初，康应中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母亲曾经去南京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是为了给康应中看管孩子。康应中的爱人穆林在生头一个孩子时，康应中外出野营不在家，她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是不是该生了，半夜三更不好意思叫人帮忙，直至天亮时才急急忙忙被送到附近的妇幼保健院，孩子生下后没两天就死了。母亲听说后，在穆林怀第二个孩子后，就赶去南京，精心伺候大月份的儿媳妇，生产时守在旁边，尔后又把孙子康智照管满了足岁，做了几双鞋子后，又回老家去了。
康应中在天水步校工作期间，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生活十分困难，他又把母亲接去天水。母亲在天水只住了不长时间，又闹着要回老家去，说是在那儿住不惯。康应中不让母亲走，母亲竟悄悄提着包袱去了车站。康应中听说后急忙赶到车站，拉着母亲回步校，母亲怎么也不回去。40多岁的康应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步兵学校的政治委员，竟像孩子似地哭着哀求母亲，问母亲是不是嫌他们照顾不周到。母亲也像哄孩子似地对康应中说，儿子好，媳妇也好，她就是不习惯，不如在老家呆着畅快。
后来，康应中只好把母亲送回故乡，在老家盖了几间房，委托本家弟兄和后辈们照顾好母亲，由他付给相应的报酬和费用。“文化大革命”中，康应中的女儿康颖下乡插队，就是回到老家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康应中离职休养后住在西安，母亲仍然没有住到城里来，想念儿孙时到城里来住上几个月，随后又回到乡下去。直到1995年7月19日，以97岁高龄无疾而终于老家，陕西省武功县观音堂乡张寨村老堡子家中。康应中率领儿女们回到老家，儿子康智按照农村习俗厚葬了老祖母，并在坟前立碑，以示永远的怀念。
孙幸福在丈夫生死不明没了音讯后，想着怎样才能让两个儿子逃条活命。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虽然有几亩薄地，还有两间破房子，但是家家都为吃饱肚子发熬煎的时候，想用它们卖几个钱或者换点粮食根本不可能。这些东西便宜贵贱压根儿没有人要，有跟没有一个样儿。继续守在家里，只有饿死一条路。村里已有不少人家出门讨饭去了，孙幸福最终也选择了弃家出走，带着一双儿子乞讨为生。关中平原上的人们自古就有饿死不出门的传统习俗，那只是对守旧保守的关中农民心态的一种形容。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离家出走的。孙幸福以及村人们弃家而去乞讨为生，是在万般无奈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做出来的痛苦选择。
旧社会的乞丐实际上只是讨饭，不像当今的乞讨者只要钱不要吃食。一根打狗的棍子，一只破旧的土碗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出走没有目的地，晚上要在那里投宿不知道，一日两餐讨得到就吃点，讨不到就饿着。孙幸福带着两个儿子，离开武功县境，随着讨饭的人群自西向东一路走去。人们都想着西边和北边比武功这里还要穷苦，往东走也许会好点。孩子们都还小，没有独自行事的能力，母子三人从早到晚形影不离。这样就更增加了讨饭的难度，在那种普遍受饥挨饿的时候，即使再有善心，也不可能一下子给三个人都施舍吃食。于是便常常出现只讨得半碗稀粥的情形，母亲就让康应中和弟弟分着吃，自己饿着肚子。有时候母亲也让年龄稍大点的康应中一个人去讨，但她也站在不远处看着，生怕儿子被狗咬或者被人欺侮。那些有钱人家的少男少女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欺侮穷人的恶癖，康应中常常遇到讨不到东西反被主人家放出来的恶狗吓怕咬伤的情形。他参加革命后最能接受和理解gc党为穷人打天下的学说，并且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为之奋斗，正是因为他小时候就已经深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
康应中已经不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讨饭生涯中的细枝末节，但是其中所遭受的艰难和痛苦却始终留在他少年时期的记忆里。母子仨住过破窑烂洞，蹲过有钱人家的房檐坎子，蜷缩在麦草堆里。还住过好多个晚上的旧庙，那呲牙裂嘴的泥胎神像吓得他和弟弟整夜睡不着觉。寒冷的大冬天，母亲把他和弟弟搂在怀里，瑟瑟发抖盼着天亮。他似乎天天顿顿都没有吃饱过，肚子一直遭受着饥饿的折磨。在讨饭的路上，小小年纪的康应中吃遍了天底下所有的苦，流过一次又一次的泪。因此，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遇到再大的苦他也能吃得下，受得了。他甚至不觉得那是苦，苦与不苦本来就是相对的。
为了活命弟弟送给人家
最让康应中铭刻在心难以忘怀的是与弟弟刘生旦的生离死别。弟弟那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长期饥饿造成的发育不良使得看起来更加瘦小，用皮包骨头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弟弟每天走不了几步就走不动了，只有八九岁的康应中背不动弟弟，只好由母亲抱着背着，走走停停。旧社会讨过饭的人都知道，即使最好讨的村子，也不能天天就留在这里不走。那些还肯施舍的人家，只对第一次上门乞讨者表示最大的同情，如果接二连三便很可能遭到拒绝。因此，为了能够不断讨得东西，就要不停地从这个村子走到另外一个村子，每隔一些时日还必须长距离转移。
母子仨只在一个距黄河边不远的村子住过稍长一些日子，站在村头的高坎上可以望得见黄河，村子里的耕地大都在河滩上。大概是黄河湿地的特殊作用，这里相对于别的地方不是特别地干旱。康应中后来知道这是到了豫陕交界的潼关地界。这里的饭相对好要点，孙幸福是个很要强的女人，织布纺线缝缝补补样样精通，一路上她就不断帮着施舍的人家做点针线活，常常能被留下来住上一宿，或者额外地给母子三人管一顿饭。到了这个村子，她又给一户人家织了好多天的布，换得晚上有个栖身之地。主人家偶尔也给弟兄俩盛碗饭吃，更多则要靠康应中领着弟弟去讨。在那种年月，不存在劳动与报酬的等价交换。
再好乞讨的村子也不能永远呆下去，还要继续朝前走。康应中的弟弟每天都要母亲背着或抱着，母子仨便一天走不了多少路。弟弟的生存不仅没有最起码的保证，而且还成为康应中和母亲存活下去的最大负担。他们从武功县家里已经走了两个多月，才走了约摸二百多里地的路程。一路上，讨饭的人成群结队，大都是从陕西关中过来的，乡党们之间格外有一份亲切感。一天，一男一女讨饭的俩口子跟康应中他们一路相伴而行，不免相互间讲了家里的情形。夫妻俩家住周至县，也是一时再也想不出办法而跑出来要饭的。夫妻俩知道康应中家的情况后，对康应中的母亲一个女人家带两个孩子出来要饭，表示很大同情。那个女人不住地说，大嫂子，你真不容易呀！康应中的母亲说，哪有啥办法？他爸出去连个影儿都没了，我总不能跟娃都饿死在家里呀。
不料第二天走在路上，那个女人却对康应中的母亲说，他们俩口子没有娃，要是康应中的母亲愿意的话，可以送给他们一个。并说他俩口子商量过了，主要是看大嫂子困难，怕养活不了两个娃。要不，他们也在要饭，连自己都顾不了，哪还敢再添张口。孙幸福对此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半天没有开口。心想，他爸现在不知是死是活，剩下他们母子仨要死也要死在一块儿。那女人又说，大嫂子，你不情愿就算了，我们这是为你们好，我们三个人养活两个娃，总比你一个人养活两个娃好得多。
孙幸福看着这夫妻俩是一片好心，自个儿静下心来考虑了一番，终于狠了狠心答应了。第二天天不亮，母亲把康应中悄悄叫醒，趁着弟弟还在熟睡中离开了投宿的地方，让那俩口子一会儿来把小儿子领走。康应中哭着闹着不愿意丢下弟弟，被母亲捂着嘴巴扯着走了很远，怕吵醒了弟弟就走不了了。那天康应中一直闷着声，脸上的泪珠子一颗接着一颗直往下流，跟在母亲屁股后边不住地回着头。骨肉分离，刻骨铭心，此后与弟弟天各一方，康应中不由得不伤心落泪。然而，母亲的决定是对的，与其三人一起流离失所乞讨为生，很可能终有一日冻饿而死，倒不如让弟弟逃一条活命是一条活命。
可是不知为什么，孙幸福老人对于那段痛苦的讨饭生涯却讳莫如深，不愿提起往事，甚至不许人在她面前说出“讨饭”二字。在忆苦思甜最为盛行的年代里，家乡的年轻人作为光荣历史说到老太太旧社会讨过饭，竟引起了老人家的强烈不满。老太太挪着小脚，把那些说她讨过饭的年轻人“告”到了公社。公社干部们自然知道这是一位解放军军级领导的老母亲，便专程去张寨村“批评”了那些年轻人，让他们不要惹老人家生气。康应中听说了这件事后也不觉得好笑，他深知这是母亲心灵上的创伤，失去丈夫又失去儿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领养康应中弟弟的那户人家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