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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自2005年底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2007年6月30日，中国共发生126起水污染事故，平均四五天便发生一起。每年群众因为环境污染而上访的次数也快速增长。从生态角度来说，中国的环保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并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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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不乐观（1）
近十年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且处于多种环境问题并存的环境转型期，它对生态系统、人体健康、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和风险都在明显加大。呈现出以下特征：
特征之一：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相结合的复合污染。过去中国的污染主要表现为工业点源污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点源污染得到一定的控制，面源污染逐渐上升为新问题。特别是在东部地区，由于过量和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迅速发展的城郊集约化畜禽养殖业和城乡生活污水排放的增加，造成面源污染升级，目前其负荷已经超过总污染排放的一半。在城市地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机动车数量迅速增长，汽车尾气成为目前城市大气中最难治理的面源污染物。较之点源污染，面源污染个体排放量少，但累积排放规模大，面大量广，在目前的管理体制和政策下难以控制。
特征之二：由单纯的工业污染过渡到工业和生活污染并存。工业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生活污染比重又不断上升。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城乡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迅速增长，目前城市垃圾已经成为令各大城市头疼的难题。1999年，中国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污水，二级处理率不到20％，而且随着大量化学制品用量的增加，废水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水中的化学品和营养成分增加，加大了污水处理的难度。同时，工业污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的排放尚未得到全面控制，非国有企业的污染日益增加，后者将会成为最主要的工业污染源。
特征之三：传统污染物尚未得到全面控制，新的污染物不断增加。随着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大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传统污染物尚未得到全面控制，但新的污染物不断增加，成为新的环境与健康风险，如内分泌干扰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而且，中国的污染正处在转型期，其中，城市空气污染从煤烟型向煤烟型与汽车尾气混合型污染过渡，水污染从传统有机污染向有机物与以氮、磷为主的混合型污染过渡。在新的污染阶段，尚未得到控制的传统污染物和新出现的污染物并存，不仅治理技术难度更大，而且处理成本更高，管理也更加复杂。
特征之四：长距离跨界污染日趋严重。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以来，影响环境质量的传统工业污染得到一定控制。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规模扩大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污染影响面也逐渐扩大，跨界污染（如酸雨）和流域水污染问题（如海河、淮河、太湖等）越来越突出，并且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仅靠解决当地的污染问题已经不能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特征之五：污染型产业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的趋势明显。由于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发达地区一些污染严重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由此造成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破坏有加重的趋势，而且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发达地区经历了大规模发展时期，在获得巨大的经济成果的同时，也品尝到了环境污染的苦果。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普遍提出并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环境政策和措施，产能落后、污染企业逐步失去了发展空间。而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要求和欲望依然强烈，与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引进资本和产业方面表现得相当宽容。再加上政绩观的推动，使得在发达地区难以生存的高污染企业在这里找到新的
机会。
特征之六：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和扩大，已经影响到区域、流域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经历了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和近两年的沙尘暴频繁发生之后，中国的生态问题特别是西部的生态退化日渐突出，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森林质量下降等呈上升趋势，其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恢复难度都使它们在环境问题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生态问题不仅导致地区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条件退化，而且出现大范围的生态失衡，加剧了贫困、灾害风险和生态危机，使经济难以持续增长并引发社会不稳定。尽管西部大开发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优先领域，但仍然存在着因措施不当引起进一步生态退化的压力和风险。此外，生物安全、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成为生态保护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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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不乐观（2）
特征之七：全球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直接传递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全球经济问题。国际上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义务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气候变暖、生物安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全球环境问题涉及面广，其相应的国际履约要求各国环境管理机构具备权威性、综合性和较强的协调能力。对全球环境问题及履约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关系、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特征之八：优化能源结构和解决能源环境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能源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但优质能源供给不足、未来煤炭的主导能源地位及其带来的能源环境问题，仍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问题。目前，约85％的二氧化硫和28％的总悬浮颗粒物是由于煤炭燃烧造成的，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和30％的国土受酸雨危害；占全球约14％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同能源消费有着直接关系。随着今后能源消费量的不断增长，以成本有效和环境友好的方式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任务异常艰巨。
特征之九：核安全问题日益严峻。核安全在环境安全问题中具有特殊地位。目前，我国有11台核电机组正在运行，由于我国采用的反应堆类型多样，地区条件各异，给未来的管理等带来诸多问题。一旦出现大型突发事故，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球核电工业都将是灾难性的。
特征之十：环境健康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清洁的空气、卫生的饮水和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健康风险已经逐步从“传统型”（由于发展和基础设施不足带来的不卫生饮水、疾病感染等）向“现代型”（主要是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转变。有关食品污染的事件不断见诸报端，一些典型调查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按“人力资本法”的较低估计，目前仅室外空气污染造成的超额死亡和疾病影响引起的经济损失就约占GDP的（WHO/UNDP，2001）。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大的调整或者变化往往是在付出更多的惨重代价后才能发生。为了避免我们通过努力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因环境危机而毁于一旦，从现在开始，有必要将生态安全作为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将环境因素有机地融入和体现到经济决策中去。一句话，只有从价值体系到技术体系，从社会机制到人的行为的变革，才有可能超越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从根本上建立生态安全也是生命安全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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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很复杂（1）
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国民经济生产与再生产的全过程。环境问题表面上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反映。环境问题不仅是自然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和文化观念问题。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世界问题复杂体”。
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存在决定意识。环境不但决定人们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关爱人的生命、珍视人的健康。如果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丰富了，人却变得不健康了，这将是对现代化的讽刺，是对发展的否定。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就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传统的发展模式，消耗的资源多，产生的污染大，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科学发展就是消耗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前者是“资源节约”，后者是“环境友好”。总括起来，就是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加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应该成为全社会的追求。
经济发展是关系人类生活水平高低的问题，而环境则是事关能否生存的问题。不能停止发展消极地保护环境，那样将永远摆脱不了低水平的生活。人类社会总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因此，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矛盾的核心不是发展问题，而是发展方式问题。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然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即使创造出暂时的繁荣，那也是“推迟执行的灾难”，是虚假的、虚弱的，总有一天要遭到惩罚。因此，一部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史；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就是“缘木求鱼”，不仅世界观错了，而且方法论也错了。当然，不顾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可能长治久安。当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脱离初级阶段来搞环保，但是也决不允许以初级阶段为借口宽容污染。
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总是随着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改善而逐渐提高的。人们的生活质量不同，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不同。就好像住茅草棚的人和住高楼大厦的人，对环境的理解和追求不完全一样。在一些落后地区还处在纯自然状态的生存竞争时，城里人就开始吃饭讲营养、穿衣讲时尚。当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以后，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将不断扩大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对环境质量也将提出更高要求。哪里的绿化好、哪里的水干净、哪里的空气清新，人们就愿意去哪里生活。“有了小康更需要健康”。现在，人们对环境的需求远远大于可以提供的环境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过多过分地消耗了环境，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例如，我国原有木材蓄积量127亿立方米，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