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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李自成抢了头彩，三月上旬兵临北京城下，到手在即，吴三桂又奉旨从宁远撤回勤王，多尔衮才于三月十六日得知了一点情况。还不是关于李的，而是有关吴的自动撤退，让他感觉到了大明有什么异常（信息收集多么迟缓），才决定乘机攻明（不是大顺），来个混水摸鱼，就这还不是马上，而是四月初。真是无语！兵贵神速呢？抢抓机遇呢？
更奇的是，多尔衮带着大军四月初九从沈阳出发，明知吴三桂撤了，他却不从梦寐以求的宁锦大道跟进，乘机拿下山海关，而是又踏上了过去从蓟门一带入中原的曲折老路线，联想到去年还全力攻了一次宁远，试图打通一下，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而且多尔衮仅以每日平均五六十里的速度慢腾腾前进，跟春游似的，真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北京城下？更搞笑的是，十三日渡过辽河后，他才得知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崇祯完蛋了！原来我们雄才大略的多领袖，就是这样纵览全局的。
真是看不懂了，如果没有李自成东进北京在先，多尔衮会无为到何时？激进在何方？有本事在何地？人家在襄阳建立政权后，路线很明确，先下西安，再克北京嘛。而他多尔衮却于明亡在即之关键时刻，不知彼心无底，反应钝动作慢，更严重的是方向太模糊、目标不明确，纯粹摸着石头过河，就像他自己所言：“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张怡《谀闻续笔》卷一）这一点在他此次出兵过程中，可谓尽显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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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雀岂会成鸿鹄
多尔衮得知吴三桂从宁远撤退，预感明必有大变后，反应迟钝了点，行动缓慢了些，只是能力方面的问题，不能说他内心里不重视。
多尔衮倒是下令全国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全部从军（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四十五），就像他老爸老哥曾经做过的那样，倾举国之力入侵中原，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呀。满洲人虽是一个小民族，百万人总该有吧，就算按照各方记载最低数字六十万来计，老弱病残PASS掉，青壮年也不会低于十万的，再加上归附的比满人更多的漠南蒙古人，还有占了帝国大部分人口的汉人，想想能征多少兵吧。况且除了汉人定居民族特性，满、蒙可都是男人们上马便是兵、下马就是民的主儿，既比中原民族征兵易、成本低、来得快，又能轻松得到更多能征惯战之士。
因此多尔衮带走的人马最保守估算也当有十四五万强兵，也许都有二十万了，只是清人极不愿记载自己每次出征的军队数量，很难搞得清确切数字罢了。那个时代，中原民族与游牧渔猎民族打仗吃老大亏了，有些人竟还用双方总人口及军队人数来比较，得出满洲人最终获胜的超凡伟大，极端幼稚不是？
一下搞了这么多人马入中原，说没有大志向在后面撑着，好像都不太有人相信，那就让咱们看看历史上名头非常响亮的大清第一汉臣范文程，于四月初四（1644）大军未出发前，给多尔衮上的奏书咋说的吧。可不要小看这个，它可是一向被后人拿来作为清人入主中原的总战略方针来看的，代表了帝国统治阶层的最高精神。不过清官方记载时已多次删改，很难看到原文全貌了，但其中仍透露出来的与清人早有定鼎之志不相符的东西，倒越发显得弥足珍贵了。
“乃者有明，流氛踞于西土，水路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今明朝受病已深，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夫明之劲敌，惟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信。惟摄政诸王察之。”（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
看下来，真要怀疑这范文程的韬略水平了，文章写得乱姑且不去说它，战略上也是杂七杂八，没有一个主心骨，还有点自相矛盾。什么明已不可治啦，河北一带将归他人啦，与咱争天下的换成流寇啦，不要再抢掠百姓啦，得民心河北传檄可定啦（清人得天下啥时凭的是人心），大明愿和也不要拒绝啦（不可治了还跟它和什么），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啦（等于没说），长城内要择一坚城固守啦（不是要夺河北吗），等等。不过其中有两处倒值得关注。
一是进兵的最大着眼点一再停留于河北数省（黄河以北，大致今华北），加上其他种种迹象可表明，大清起初的入主中原，跳不出四百年前金国的窠臼，最大限度也就是占据河北而已，哪里是什么整个天下。这从刚入关后的表现，也可看出。
二是没有一次提过李自成入京，倒是能侧证出当时的多尔衮确实不明了北京的状况，才会在大明北方已亡时，还把直接矛头对准它，直到十三日大军渡过辽河，方知北京实情，原来对手变成李自成了。
据记载，范文程还向多尔衮进过一次大策：“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 逼殒其主，*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卹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碑传集》第三册）
这俨然是对李自成在京表现的完美总结，向来也是人们乐于引用的。问题是，清人大发兵时都不知李自成打进北京城了，连吴三桂四月上旬也才从逃出的家人口中得知一点京城的消息，他范文程何时知道得这么详细呢？又是谁告诉他的呢？真实性很让人怀疑，不足为凭。
且说多尔衮得知李自成打下北京城后，对是否继续前进有点犹豫，毕竟那是一个从没较量过的对手，想想自家人曾三围北京不能下，而人家一次就搞定了，必有过人之处呀。为此他还专门请来与李打过仗的洪承畴，想听听他的意见。
洪承畴自然也是一番高谈阔论，其中认为大顺军“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判断还算正确；严明军纪方面，与范文程类似，也应肯定。至于对李自成“遇弱则战，遇强则遁”（《清世祖实录》卷四）的看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那更多是六年前的了，彼时李自成标标准准的流寇，此时可是有广大疆土在握的帝王，哪能相等观之？一个新兴政权面对从未交过手的敌人，怎么着也不会面都没碰上，便要逃吧？另外有关入塞攻京的具体战略战术，因为形势很快突变，好也罢坏也罢，基本失去了付之于实践的可能，这里就不再多言了。
后来大军虽然继续前进，想必多尔衮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忐忑的，毕竟未来对手到底怎样，战场上不碰一下、撞一下，仅凭谁的几句话，便成竹在胸，怎么可能呢？可他就是命好，如果按照原计划来到北京城下，会立刻发现对手远非他想象得那么强，更让人欣羡忌妒得简直有点想抓狂的是，就那老天还怕他万一有个闪失，赶紧又给他派去了一个意料不到却又强劲有力的助手（以后细表），时间就在他八月十五日行至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时。
自此，李自成的败局不可挽回了，随之而来的一场大战虽没有决定生死，却是他一路崩溃的开始，而这离他入京仅仅才过了一个月。
所幸对手也不是（1）
崇祯十七年（1644）初，华夏那场山河倒转、天崩地裂的巨变，所有人等，管你是“雄”还是“熊”，都给你拉出来，放大镜下照照，看清你的本质，弄清你的真相。什么雄才大略，英武绝伦，不是靠吹就能吹得出来的，而是要凭事实说话的。
多尔衮本已失去入关的最佳良机，窝窝囊囊让李自成抢了先，占了巧，不费吹灰之力放倒了华北这棵明之参天树，并于三月十九日凌晨（前锋部队十八日晚已进城），信手摘了个最大的水蜜桃——北京（可惜未来得及细细品尝）。
常规划分的大明，这时算是亡了（其实还有南明），代之而起的新兴大顺，不要说汉唐，就是宋初水平，大清基本也没戏了。未曾想新对手，也是未来对手中的李自成，关键时刻比多尔衮还要菜，还厚道，竟拱手送给他一个天大的礼，让他误打误撞入了关！
唉，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哪是什么成大器的主哟。当初从西安一路东来，心路历程也和多尔衮入关时差不多，打哪算哪，搞定更好，不行的话退回老家就是了，反正他是绝没料到东进会如此轻松，意志也丝毫不坚定，山大王的本性难移，骨子里安于陕西做他的西北王，所以才发生前进中稍遇挫折便想着后退的事。
打山西宁武关遭到周遇吉顽强抵抗后，李自成便心惊胆战了，“宁武虽破，死伤甚多，自此达京师，大同、宣府、居庸关重兵数十万，尽如宁武，吾辈岂有孑遗哉？不如还陕图后举”得了（《明史》）。恰逢大同、宣府明军来降，他才打消念头，重新振作，直奔北京而来。
待把京城围得水泄不通，指日可待了，李自成竟然还是缺乏占领全天下的雄心壮志，想和本来败局已定的崇祯和谈！根本主旨是让皇上分西北给他为王。（《甲申传信录》卷一）
结果是因为崇祯不可思议的拒绝才作罢！如此眼光，如此心态，怎么能面对更复杂的局势、更强大的敌人呢？可以说，这为他日后轻易撤离北京城，让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便抢去并美美吃掉了原来是他摘得的那个水蜜桃，埋下了一个强有力的伏笔。
那么等到进京后大业初成，李自成是否勃然奋起，志向远大了呢？非也，非也，一连串的低劣失误，一连串的让人失望接踵而来。
其实乍一看，李自成的形势还不错。老大帝国的心脏北京被他占了，整个北方属于他了，旧朝官员们摇身一变差不多都成新朝人了。原本走在大明勤王路上的吴三桂得知变天后也投降了，正向京城赶来，降将唐通也奉李自成之命接管了堪称天下第一边防重镇山海关（为何不用自己的精兵强将）。
大清虽虎狼之师，强劲无比，事后证明战斗力也远胜于大顺军，毕竟攻城不是强项，多尔衮倾力前来，也只是抱着趁火打劫、能捞就捞的心态，只要李自成抱定坚守的信念，增调四方兵力入援（仅湖北荆襄一带就有七万精兵呢），再拉紧吴三桂不放，守住北京，守住华北完全是有可能的。大不了，清军还像过去那样，大肆掳掠一番而去，但难度肯定要加大，毕竟大顺军是一支新兴之师，战斗力、精神面貌等远非明军可比。
只是现实哪有想得那样美哟，看看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都干了些什么？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