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了一块石头，使天平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友好的一侧倾斜。”他承认，“金钱不应该妨碍友谊——但友谊是一回事，职责又是一回事。只要每个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为自己的人民服务，这种令人扫兴的事情在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中就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件事在中苏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后来，赫鲁晓夫坦率地说，“这件事加剧了苏中两国之间正在形成的紧张关系”。①
10月12日，中苏签订了关于修建兰州经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铁路的协定。该协定规定，这条铁路在中国境内由中国政府负责修建，在苏联境内由苏联政府负责修建。对于中国修建这条铁路，苏联政府将给予全面的技术援助。
实际上，中国境内的兰州玉门段铁路已于1953年开始动工。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方虽然修建了兰州至新疆的铁路，苏联修建了本国境内一段铁路，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苏两国的铁路仍未接通。
此外，中苏双方在10月12日还签订了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双方将互相提供技术资料，交换有关情报，并派遣专家，以进行技术援助和介绍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双方提供技术资料，不需支付经费，仅支付用于复制各项资料的副本所需的实际费用。为保证协定的实施，还成立了中苏委员会，中苏双方各派7名委员组成。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协定的有效期为五年。
从协定内容来看，中苏双方基本上是对等的，即都负有向对方提供资料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因中国科学技术相对落后，除一些传统的技术外，能提供给苏联的科技资料并不多。相反，苏联却向中国提供了在当时还是相对先进的科技资料、科技情报，而且，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又都是无偿的，所以，中国从该项合作中得到了较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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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要挂斯大林的像（1）
1。莫斯科批判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中国还要挂斯大林的像
1956年2月14日至2月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2月11日，中共中央宣布派遣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由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
此前，赫鲁晓夫曾告诉朱德，斯大林在农业上犯了严重错误，他根本不了解农民，以为把土地分给农民就万事大吉了，以后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挤出东西来。斯大林只在1928年去过一趟西伯利亚农村，以后就再也没有到过农村，他只是从电影里了解农村。会谈期间，赫鲁晓夫暗示中共代表团，苏共将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共代表团立即作出反应，向国内致电询问是否参加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会议。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代表团参加。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的态度。
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午夜，苏共中央又将出席大会的代表重新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开了一个不让外国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
考虑到这一举动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赫鲁晓夫告诫与会者：任何有关会议的消息不能透露给外界，尤其不能让新闻界知道。这是我们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一切都要限制，我们不能授敌人以口实”。他还特意叮嘱：“家丑不可外扬”。
既然如此，莫斯科根本就不会邀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说是受苏共中央委托，有一份重要文件需要通报。因朱德年事已高，代表团商量后决定由邓小平听通报。中方翻译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念完之后苏方就将原件拿走了。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究竟说了些什么，竟让中国共产党感到如此震惊？原来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详细地叙述了斯大林与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发生的大清洗的关系。斯大林亲自制造了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然后用这个概念将许多人从肉体上消灭。1937年至1938年，许多人被指控为“敌人”。其实他们“根本不是敌人”，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甚至在报告中暗示，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基洛夫1934年被害一案可能与斯大林有关。然后，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被害一事，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从而大开杀戒。仅1934年参加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当中，就有1108人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而被捕。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的有98人，占70％。赫鲁晓夫还说，1937年至1938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损失。”①仅这两年，经斯大林亲手批准捕杀的名单就有383份，达万多人，都是党、政、军及文艺界的重要干部。
一夜之间，斯大林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杀人犯，这对共产党人的形象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很多人都想不通。
3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毛泽东显然不满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因为莫斯科事先没有同各国共产党商量，就轻易地对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提出批评。
3月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周恩来、邓小平、王稼祥、张闻天等，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纷纷。毛泽东指出，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开，倒三七开，还是倒四六开？他觉得还是三七开比较合适，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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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要挂斯大林的像（2）
毛泽东看问题显然比赫鲁晓夫更具有洞察力，他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的杰出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物，“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②
他还特别提到了杀人的问题，并由此联系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那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一批人，如果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不能起来。现在“有人听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③然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杀的，尤其是不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不同，他没有杀掉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最突出的就是王明和李立三。毛泽东不仅没有杀掉他们，反而让他们当了七大、八大中央委员。事实证明毛泽东这样做并没有错，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①但是，这一点斯大林就做不到，他把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包括布哈林那样的人在内，都杀掉了。所以，毛泽东对此很不理解，“斯大林不知道是怎样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颇有一点赵太爷的味道，“犯了错误就杀掉”，结果自己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②他对梁漱溟就是这样，尽管梁漱溟曾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毛泽东较真。要是换成斯大林，梁漱溟的脑袋早就搬家了。可是，毛泽东还让他继续当政协委员。把他养起来，“让他去骂，骂得无理就反驳，骂得有理就接受。”
斯大林还说过“反革命越搞越多”的话，毛泽东觉得不以为然，认为“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只会越搞越少，不会越搞越多。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可在另一个时间就不是了。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虽然有很大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做了很多错事。斯大林就是过分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本来是件好事，但是过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大错误。”③
尽管如此，但毛泽东还是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总的评价，也是他死守的一条底线。从这以后，他一直都坚持这样的评价。这是后来中苏两党分歧的焦点，两党因为这件事打了一场十年之久的笔墨官司。
赫鲁晓夫不只是在秘密报告中批判了斯大林，一个多月后，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方，莫斯科已经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画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共领导人的像。尽管这位大使没有明确要求中国也照办，但这使毛泽东“很为难”。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一个重要人物的画像摘掉。即使领导者们同意了，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所以，毛泽东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人民不满意”。其实，不仅人民不满意，毛泽东本人也不会这样做，这从9月24日他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些曾经受过斯大林压制的朋友们说：你们可能不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我们和你们的情况不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只有中央知道。斯大林压制过你们，这件事情你们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你们南斯拉夫人可能会说，“苏联人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你们中国人还挂。”①1958年3月，毛泽东再次表示，莫斯科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
中国还要挂斯大林的像（3）
很显然，中苏两党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个问题在随后的中苏两党关系中一再表现出来，毛泽东在多种场合下，跟不同的人反复谈起过中共中央和他本人对斯大林的评价。
毛泽东从感情上对斯大林并“不怎么样”（1）
2。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毛泽东从感情上对他并“不怎么样”
斯大林的错误一直被掩盖着，以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后，“许多人惊讶不止”。①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但现在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他“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