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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成见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过：“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纪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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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莫斯科祝寿难道“还能骂他”（2）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提条约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指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
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日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
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作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
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签订新条约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作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
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一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
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1月1日，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1）
4。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
斯大林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原来，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辟谣。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条约。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日，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①
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讨论条约。
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这一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它“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日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②
《答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即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办法：1。 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2。 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3。 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随即，毛泽东开始计算起周恩来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他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①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2）
这天应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十多天来最高兴的一天，他的心情特别地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晋谒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还建议毛泽东去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毛泽东甚至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还没有出门单独拜访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请他们自收到电报时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他希望周恩来带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一行不要坐飞机。
1月3日上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民航协定及贸易协定。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毛泽东还作出如下判断：为了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①
1月5日，毛泽东就周恩来等赴苏时间及谈判准备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称：1。 周恩来带17人左右来莫斯科“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2。 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1月21日或22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1月19日到达；3。 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
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请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