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幼儿教师。
母亲接到调令，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去了幼儿园。报到那天，母亲和张洁、秦菲在幼儿园门口不期而遇，三个同一天入学同一天入伍同一队南下的好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背诵出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言罢，三人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调到兵团幼儿园不久，马上就开始有领导为她介绍对象，她先是婉言谢绝，后来置之不理，实在抵挡不住，干脆又打了个报告，调到28军幼儿园工作。可到了军里，女同志越发成了稀有动物，给她介绍对象的频率更是远远超过了兵团机关。说客们你方唱罢我登场，铺天盖地，轮番进攻，好不热闹。
就在母亲几乎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按照苏式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师一级机关也都开始筹建幼儿园。83师政治部向军政治部打来一份报告，要求军里给他们师幼儿园派一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不怕基层艰苦的负责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主动请缨，并很快获得批准。
应该说明的是，母亲主动要求去当主任，并非是向组织要官，一则从军到师不是去享福，而是需要有“不怕基层艰苦”的思想准备；二则母亲当时已是正排级，和师幼儿园主任同级，属于平调；三则按惯例从上级机关调任下级单位本应提拔半格，但母亲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就风风火火的走马上任了。
说起来好笑，和母亲同时入伍的女同志都先后嫁给了师团干部，并随着丈夫的步步高升，从团到师，从师到军，舒舒服服，优哉优哉做起了全职太太，而母亲则恰恰相反，为了躲避婚姻，她从兵团到军，又从军到师，一溜向下走，还乐哈哈觉得自己幸运的不得了。
一九五三年，组织上选派母亲和她最要好的两个同学张洁、秦菲到南京参加华东军区干训班学习，那时张洁已经结婚，而且她的丈夫正好也在南京学习，于是，每到星期天，张洁就会邀请母亲和秦菲去她那临时小家聚餐。此时张洁的丈夫已由青年干部大队的教导员升任团长，住着带卫生间的单人宿舍，吃着四菜一汤的小灶，穿着笔挺的马裤呢军装，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望着张洁抑制不住的满脸幸福，秦菲羡慕地悄悄对母亲道：“怎么样，没有赶快把自己嫁出去，后悔了吧。”我母亲却认真地说：“看看，一个革命战士都快要变成家庭妇女了，要是真的早早嫁人，整天围着锅台转，还怎么为党做工作？还如何实现我们理想和价值？幸亏没嫁人，否则就悔之莫及了。”气得秦菲真翻白眼：“真是不可理喻！我看你将来迟早要悔之莫及的。”
母亲的一位战友后来对我说：“你妈妈这个人，怎么说呢，工作干的很出色，就是处理个人问题有点傻哟。”
正是这种“有点傻”的思维模式，使母亲从兵团机关下到军，又从军下到师，在这里，母亲第一次遇到了在师政治部工作的我父亲。
母亲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她去83师是我父亲点名要的。父亲当时向军政治部提出的幼儿园主任人选条件实际上军里只有母亲一个人符合，只要母亲同意下去，自然是非她莫属。
于是我突发奇想，调母亲到83师工作会不会是父亲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因为象母亲这样为了工作26周岁还不找对象的女同志在部队实属罕见，别说是在28军就是在整个军区已成新闻。依父亲聪慧过人、计谋多端的性格，略施小计，先将母亲调到身边，再见机行事是完全办得出来的。父亲向军政治部打报告要主任时开出的条件是意味深长的，关键的一条是“不怕基层艰苦”，父亲知道，在军幼儿园真正“不怕基层艰苦”的恐怕只有母亲一个人了。这种先设套再让你钻的计谋，兵书上称做“欲擒故纵”，又叫“请君入瓮”，父亲运用的可谓是炉火纯青了。
我的这种大胆假想最终无法得到印证。因为父亲早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那就是母亲来到83师不久，便和我父亲谈上了恋爱。
那一年，母亲已经26周岁。
我后来直截了当地问母亲和父亲的婚姻是否也是组织安排的。这个问题对我实在太具诱惑力了。试想一位出身豪门的女大学生，能够为了拒绝高级军官的追求不惜得罪顶头上司，甚至宁可离开舒适的大机关躲到艰苦的基层工作，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短短几个月内改变了母亲的恋爱准则呢？
母亲的回答倒也干脆，她说她和我父亲完全是自由恋爱，不含任何组织干涉的成分。
母亲的回答使我感到无比欣慰。它准确无误地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父亲是母亲自己选定而不是组织指派的。因此，不管父亲出身贫寒也罢，相貌平平也罢，当时职位不高也罢，后来身体有病也罢，毕竟是母亲自己的选择。这使母亲为之抗争、奋斗了多年的最基本的人权——婚姻自由权，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得以实现。从此在母亲漫长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多了一个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我的父亲。
七 结婚
没有人说得清楚母亲看中了父亲什么。
父亲出身于鲁西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和母亲谈恋爱时仅仅是28军83师政治部一名正营职干部干事。身份、地位、资历都无法和母亲拒绝过的那些军官相比。以至几十年之后，父亲的老战友们还开玩笑地对我说：“谁也不会想到你母亲当时会看中你父亲这个穷小子。”
但母亲就是这么匪夷所思地看中了父亲这个职务不高的穷小子。
在婚姻问题上异常挑剔的母亲究竟从父亲身上发现了什么值得她信赖乃至托付终生的闪光品质呢？
许多年来，我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向父亲的老战友们寻问过父亲年青时期的基本形象。
有的说父亲是个热心肠，因为小时候读过几年书，所以每当行军打仗的间隙，别人都乘机抓紧时间打个盹，唯有他顾不上休息；总是忙着替战友写家书。有的说父亲能言善辩，最适合做政治思想工作，谁要是心里有了疙瘩，思想有了情绪；经他一点拔，马上就会豁然开朗，云开雾散。也有的说父亲一向不修边幅；帽沿总是耷拉着，同样的军装穿在别人身上整整齐齐，威武雄壮，穿在他的身上却邹邹巴巴，怎么看也不象是主力部队出来的。还有的说父亲虽然个子不高，却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轻财重义，乐于助人，爱打抱不平，尤其能为朋友两胁插刀。更有人说父亲胆大心细，办事谨慎，能打硬战；善打巧战；虽然身经百战，总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甚至有的说父亲从连队到机关一直都是首长身边的“红人”，同期入伍的战友中提拔的最快，若不是人到中年便身患重病，早早离休，前途不可限量。
父亲的这些老战友们都是工农出身的军事干部，大字不识几个，说话从不拐弯，虽然这些评价听起来有些语无伦次，逻辑混乱，但只要慢慢加以梳理，不难构画出他们心目中父亲的形象，那就是：作战勇敢，胆大心细，聪慧过人，仗义豪爽。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我父亲给他的战友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从中也不难悟出母亲的择夫标准和审美追求。
战争年代部队不乏能打硬战的军事指挥员，急需的是能做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者，所以组织上人尽其材，让父亲担任了政治委员，离休之后，他一下子失去了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便经常对着四个儿子大摆龙门阵，痛说革命家史，怎奈我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对此毫无兴趣，只有我或许是学习历史专业的缘故，对他那些遥远的充满火药味道的军旅生涯感到其妙无穷，这使父亲大有遇到知音的亲切。
找一个对象倾述金戈铁马的辉煌岁月，已经成为父亲离休之后尤其是晚几年的精神寄托。于是；无论是冬日的黄昏，我们依偎在火炉旁，任窗外雪花飘飘；还是夏日的月夜，我们闲坐在树荫下，听耳边凉风习习，总要沏一壶清茶，侃半天大山，我无数次地听着我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情。夏归秋至，冬去春来，我从小听到大，一直听到父亲临终前。
我敢说，除了母亲，这世界上没有比我更了解父亲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感受。所以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讲，只有我能说得清楚母亲究竟看中了父亲什么。
父亲一生中有过许多次绝处逢生的经历，而每一段故事都极具传奇色彩。
父亲3岁那年的夏天，左眼皮上长了个小米粒大的疥子，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爷爷的注意，穷人家的孩子整天泥里水里脏兮兮的，长疮流脓是常有的事。
有天午后，天热的出奇，父亲光着脊梁蹲在茅坑里拉屎，就觉得眼着成千上万的绿豆蝇嗡嗡乱叫，不时碰撞叮咬着眼皮上的疥子，便随手一挠，不经意间抓破了疥尖。没成想，过了几天那疥子受了感染，越长越大，不住地流尚脓水。爷爷这才慌了神，抓了三副草药给我父亲煎服，不但不见轻，反而愈加严重，半月后，疥子已长到桃子般大，左眼挤成一条缝，什么也看不见。
到了秋高气爽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突然开始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水米不进，奄奄一息。爷爷请来个乡野郎中号了半天脉，最后叹气道：“这孩子火气太旺，中毒太深，恐怕过不了今夜了。”
这天傍晚，爷爷闷着头，不声不响钉了个一托长的木匣子，单等我父亲咽了气，速速埋掉。
半夜时分，守候在父亲身边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奶奶实在困得不行，靠在炕角上打起盹来。这时一只狐狸般大的野猫从半掩的窗户外轻盈地跳到炕上，这只狸猫本来只是夜里出来毫无目的的四处觅食，路过我家屋檐时闻到了屋内散发出的浓血臭腥味，这强烈地刺激了它的食欲。没等奶奶睁开眼睛，这只饿猫便锁定了目标，猛扑上前，冲着父亲脸上的脓包一口咬去，顿时满脸浓血四溅，露出白花花的骨头，在朦胧的月光映照下格外恐怖，父亲惨叫一声，顿时昏死过去。
爷爷本以为这下父亲更是必死无疑，没曾想，天亮时父亲突然哼了一下，轻轻叫了声：“娘哟，俺饿了。”一口气接连喝了三大碗玉米馇子粥。到了第三天，父亲拍拍屁股若无其事地从炕上爬起来，自个儿到场院里玩耍去了，喜得奶奶冲着观音菩萨画像直磕头。原来那狸猫下口又准又狠，不但咬去了脓包，而且拔掉了毒根，父亲命不该绝，竟然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我后来仔细观察过父亲的左眼，果然隐约有一个铜钱大的疤。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父亲训斥我们时常用的口头禅：“你爸爸从小就是疤瘌眼，鼻淋淋，吃啦啦，要长相没长相，要个头没个头，要不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哪有你们的今天。”于是恍然大悟，方知“疤瘌眼”一说并非无端自贱，而是语出有因。
1939年，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能源物资愈发紧缺，于是，开始在华北地区大肆抓捕劳工，押送到日本国去挖煤。
这一天，保长来到爷爷家通知，三日之内父亲兄弟3人必须出一个劳工，逾期不去，日本人就要满门抄斩。
爷爷当然知道，保长此言并非唬人，豺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