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嶝却异常大方，有人统计过，炮战期间小嶝岛共接炮5万，平均每平方米1发。国民党打大嶝，采取的是一种“犁田”战法，他选你一个点，从海边打起，一炮一炮向里边延伸，打到岛那头，再一炮炮往回打。整个炮战期间，不知道来来回回把大、小嶝梳了多少遍。全岛所有的房屋几乎全都打烂，村庄变成了一堆堆砖头瓦块；炸断的树枝光秃秃的没一点绿色；道路田埂已区分不清，一眼望出去，只有一片片鱼鳞状的弹坑，脚踩下去，土又暄又软。每天一大早，沙滩是蓝的，大海是蓝的，轰轰隆隆一天打下来，到了傍晚，海滩全叫火药硝烟染成灰黑色了，好象老天爷下了一场细煤粉，靠岸的海水也形成了一条宽十数米的黑带，连翻卷的浪花颜色都呈黑色，夜间大潮把沙滩冲刷干净，可到了第二天傍晚又变黑变脏。如此循环往复，已成规律……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守岛部队的战士们克服了缺食少水等困难，用更加猛烈的炮火还击着敌人，与岛上渔民共同筑起了一座军民团结打不烂的钢铁阵地，为炮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军事作用，被国防部授誉了“英雄三岛”的光荣称号。
父亲在大嶝岛上驻守了两年多的时间。遇到过多少次生死危险已记不清，最危险的一次当数1959年元旦的那次炮击。
金门炮战两个月后，敌我双方开始由单纯的军事行动向政治游戏转变，逐渐形成了“单打双不打”的默契，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有破坏这个游戏规则。
1959年元旦，为了使金门同胞和守军过好新年，解放军没发一炮。主动向对方做出一种善意的表示。
元月2日，逢双，金厦无战事。
3日，节日的气氛还笼罩着前线，福建前线部队仍不准备打炮，以向对方表示友好。
这天黎明，朝阳从海平线上伸出头来，睡眼惺松地窥探着风平浪静的大海。大嶝岛的老百姓身披霞光，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劳作。也许是三天的太平享受唤起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憧憬，也许是逐渐和缓的炮战已使人们松驰了警惕。总之，田野、海边到处是劳作和玩耍的人们，无人知晓祸灾即将来临。
上午9时许，金门的大炮突然间将宁静砸碎，密集的炮弹溅落大嶝岛，在村庄、盐场、海边和田地里炸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对无辜弱者的疯狂滥杀，炮弹追逐的目标显然不是执勤的军人而是毫无防备的平民。惊恐的人们四散奔逃，到处寻觅避难之所。山头村的一个防空洞被炮弹炸塌，当场死亡31人，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哀号伴着硝烟和烈焰在空中飘荡。
当时通讯员正好来通知我父亲去开团党委会，父亲刚刚走出坑道，密集的炮弹突然从天而降，一颗穿甲弹象长了眼睛一般从透气孔里打进坑道爆炸，尚未出来的通讯员当场炸死，我父亲的所有家当都炸得稀巴烂，唯有一个母亲为他上岛买的牛皮箱子因为放在角落里，只是被弹片迸破了几个窟窿，后来补了补，父亲又用了许多年。
20年后，我提着这个破牛皮箱子走进大学，便立刻有好事的同学问这几个非常醒目的窟窿是怎么回事。我说是炮弹炸的，同学皆笑我是神经病。后来再有人寻问，我便干脆答是老鼠咬的，问者便会很认真地惊讶说：“我的妈，这么厚的牛皮能一气咬了好几个窟窿，你家的老鼠肯定养得比猫都要大。”
八 炮战
1960年，就在我出生的前一年，炮击金门从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逐渐演变为相互达成默契的政治游戏。此时，父亲接到了下岛命令。
父亲是因为被上级重用而奉命离开海岛的。起初师党委准备任命父亲为政治部干部科长，可军政治部突然来了个横刀夺爱，将他直接调进了军政治部干部处。干部处是全军提拔、审查、调配干部的核心，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凡是进入这里工作都是在全军数百名团级干部中经过严格审查反复挑选出来的优秀分子。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把父亲从战火纷飞的对蒋作战前线直接调入军政治部，预示着他很快就会有一个非常乐观的政治前途。
父亲是提着那个被炮弹迸了好几个窟窿眼的牛皮箱子离开大嶝岛的，团长、政委将他送到临时搭建的简易军用码头，朝夕相处的生死战友分别，惜别之情难以言表。
父亲后来对我讲，其实两年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恶劣的海岛生活已经使他背部的枪伤开始发作，每天夜晚躺在坑道潮湿的木板床上，便疼痛得难以入眠。无奈海岛上根本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尤其是每天都要进行激烈的炮战，父亲只能暗自咬牙忍耐下来，这就为他两年后病情的突然恶化埋下了定时炸弹。
40年后我以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身份登上大嶝岛时，父亲多次描绘的战争景象已经荡然无存。昔日荒废的泥沙海滩，如今已是绿树成荫，昔日环岛的碎石小道，如今变成了笔直平坦的国防公路。沿路而行，但见漂亮的园林和一幢幢别墅式的楼房、公寓相映成辉，豪华轿车和摩托车不时从身旁飞驰而过，一派莺歌燕舞的和平景象。只有走进“英雄三岛”史迹展览馆，穿越蜿延在地下黑暗潮湿的作战坑道，才会联想到这里曾经是战火硝烟的战场。睹物思人，物在人亡，追今抚昔，苍海桑田，不禁感慨万千。
那段时间也正是母亲事业的鼎盛时期。由于工作出色，母亲又由师机关调到军直机关幼儿园担任副主任。主任是一位抗战时期入伍的女同志，由于这位大姐没有读过一天书，实际上园里的业务工作由我母亲全盘负责。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我母亲将十几年的实践经验与幼儿教育理论融会贯通，并加以创新，把孩子们培养得聪明可爱，将幼儿园管理得井井有条，很快便成为军区幼儿教育的一面旗帜。
由于父亲长期在海岛作战部队，根本无暇顾及家中事务，所以山东老家有了事情只能由母亲全权处理，这个期间，我爷爷、奶奶和大爷、大娘先后去世，我和两个哥哥需要母亲照顾，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使她得了严重的肾炎，几次累得吐血，既使这样，母亲仍然没有向组织上讲一个字，咬着牙，坚持工作。
母亲说：“那时候虽然条件艰苦，但心情很愉快，思想很单纯，只有一个心眼，就是努力为党多做工作，个人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直到父亲调回军政治部，父亲、母亲才结束了长达6年之久的牛郎织女生活，相聚到一起。
然而，这种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和国内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躲在台湾的蒋介石觉得复辟的机会到来了，公然掀起一股###的浪潮。蒋介石大量购进新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长久来往于台湾大陆之间。他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官兵的鞋上腰带上都印上了“光复大陆”的字样，台湾当局甚至从日本大量购买了血浆。一场大战即将爆发。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刚刚有所缓和的两岸形势再度紧张起来。
1962年5月，毛泽东向全军发布命令，部队进入紧急备战状态。6月10日，毛泽东再度发出紧急指示：时刻准备粉碎蒋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充分准备，决不让蒋介石的阴谋得逞。6月23日，新华社发表电讯指出：如果蒋匪帮胆敢在哪里冒险窜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在哪里。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审视当年蒋介石的反攻计划，似乎幼稚可笑的很，一个龟缩在孤岛上自顾不暇的丧家之犬，竟然大言不惭地叫嚣“光复”大陆，这无疑于以卵击石。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大陆形势确实到了十分严峻的时刻，面对国民党特务从海上偷渡登陆，潜往预定地区，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为“###奠定基础”的“武装渗透”，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制定了放进来打，然后断其海上退路，在陆上包围歼灭，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则在海上消灭的作战原则。
山雨欲来风满楼，福建再度进入战争的边缘。
为了解除部队打大仗的后顾之忧，中央军委要求福州军区所属各军立刻成立后方留守处，迅速将数以千计的家属、医院后勤等非战斗机构全部转移到闽西山中，以确保部队集中精力随时歼灭来犯之敌。
那时全国已经解放了十几年，几乎所有的军、师、团都有了固定的营房，所有已婚军官都建立了自己温馨的安乐窝，他们周而复始地在一个地方生儿育女过着安稳的生活，现在突然要在一夜之间将他们全部集中起来，分乘几十辆大卡车转移到几百里外荒无人烟的深山里。没有人告诉这次战备转移需要多长时间，没人告诉需要携带什么必需物品，没人告诉几百里的险峻山路遇到车祸怎么办，没人告诉几百个孩子不适应山区生活生病怎么办，没人告诉数以千计的后撤人员吃饭、住宿问题怎么解决。只有一道死命令，绝不能在转移过程中发生任何问题。
这场迁移的难度无疑超过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因为面对此起彼伏的娘们哭孩子叫，任何一个果断干脆的指挥员都会愁眉不展，束手无策。
于是，军长亲自点将，父亲临危受命，被任命为28军后方留守处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开始了上世纪60年代初福建前线的敦克尔登大撤退。
半年多的时间，父亲强忍着愈来愈严重的伤痛，率领着这支上千人由妇女儿童组成的特殊部队浩浩荡荡辗转于闽西大山之间，个中艰辛，不必多叙。当备战结束，这支队伍的所有人员欢天喜地完好无缺地回到自己原来营房的时候，父亲再也坚持不住，直接送进福州军区总医院。医院的诊断几乎令人绝望，那一枪的后遗症已经严重影响了气管和心肺，凭现有的医疗手段根本没有治愈的希望，医生的结论是：必须马上停止工作，住院治疗。自此，父亲告别了戎马征程，开始了寂寞痛苦而又漫长的养病生涯。
1966年初春的一个深夜，乌云遮月，细雨霏霏，我们全家默默登上前往江西南昌的列车。由于病症久治无效，父亲只能提前离职，前往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养病。母亲也只好离开生活了17年的军营黯然相随。
汽笛一声长鸣，撕心裂肺，宣告了父亲辉煌历史的终结。那时我尚小，无法体会父亲的心情，只觉得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心中充满好奇兴奋和向往。直到十几年后的又一个秋夜，我高考落榜，独自徘徊在细雨蒙蒙的旷野，一缕惆怅缕于心间。踌躇满志突然化成泡影，美好理想原来只是南柯一梦，初涉人生的我第一次尝到世间辛酸和命运不公。那一瞬间，我的脑海浮现出儿时那个初春的雨夜。那时的父亲，风华正茂，德才兼备，正是事业的攀升时期，一夜之间命运却因病突然发生了逆转，那种无奈与愤怒相交织的心境是难以言壮的。为了那一枪，父亲最终失掉了健康体魄和似锦前程。此刻，我才深深感到，命运对父亲是多么地不公。
我后来拜访过许多父亲的老战友，他们都已官至正师以上职务离休，提及父亲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