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块小巧玲珑的进口女表依旧崭新如初，分秒不差。我的心一阵阵酸楚，这是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唯一纪念。小坤车骑烂了，手表再送给我，母亲的记忆将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那年初秋，我就这样戴着母亲的手表，提着父亲在金门炮战中被炸了几个窟窿的牛皮箱，独自一人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列车很快驰离了鲁北平原的小站，我知道，从此我便带走了父亲、母亲辉煌岁月的凭证和记忆，同时也带来了他们沉甸甸的期望。
两年后，我四弟又考上大学，这时家境稍有好转，母亲便花了120元钱为我买了一块上海牌男表，于是，这块梅花牌坤表又陪伴我弟弟渡过了大学生涯。当我摘下这块手表郑重其事地送到弟弟手里时，心里突然腾地升起一种历史传承的神圣感。
九 磨难
也就是在我考取大学的那一年，喜事开始接连降临我家，江西省南昌市人事局寄来了为母亲落实政策的通知书。母亲终于苦尽甜来了！
实际上那已经是打倒“四人帮”的第四年了，南昌市人事局正式发来信函，信中大意是：当年对母亲做出了退职处理是不公正的，母亲是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等等，经研究决定为母亲恢复公职，并按政策可以补发十年工资。但是信中又提出，鉴于当时南昌市需要落实政策的干部太多，而且母亲的档案已在“文革”中丢失，因此补发工资，需要等到半年以后手续完备才能办妥。如果只恢复公职，放弃补发工资，马上就可以办理，做何选择，请母亲决定。
许多热心人马上为我母亲算出一笔帐，补发10年工资的数额应该是1万元。
1万元呀，1980年的1万元，是一个足以让所有人眼睛发绿的数目。在此之前，我从来也没有梦见过我的家里会有1万元的存款，可现在，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数额突然成为现实摆到了我母亲面前。
当时我家的外债已高达是3600元。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认为，10年磨难都挺过来了，为了这1万元，再忍受半年又有何妨。
然而，母亲再次做出了一个让外人瞠目而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决定。
母亲说，她准备放弃补发的1万元工资，马上恢复公职。
母亲的这一举动立时遭来一片质疑声，亲朋好友说什么的都有，但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放着垂手可得的1万元钱不要，真是傻到了极点。
母亲却说，我象一只孤雁一样远离组织整整10年，别说再等半年，就是一天也不能忍耐下去了。
没有人能倔的过母亲，何况父亲自始至终笑咪咪地站在一边不表态。很快，组织上为母亲办完了平反昭雪的手续，母亲摇身一变，从一个随军家属成为了一名离休干部。
母亲领到第一个月离休金时，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不再需要你来养活，我又可以自食其力了。”
不久，大姨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小城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母亲原来还有着众多日渐吃香的海外关系。这使那些梦寐以求的出国迷人羡幕不已。于是，有的好心人便劝母亲：“加入个民主党派吧。现在民主人士地位高，凭你的学历、出身和经历，在政协里弄个一官半职非常容易，政治上遭了半辈子冷落，到老了也应该风光一把。”
父亲也开玩笑地说：“怎么样？一辈子没有入上党，现在入个什么派还来的及，看行情肯定比我这正牌共产党吃香。”
母亲却很认真地回答：“我从参军入伍的那天起，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的事业。虽历经坎坷，不曾被党组织吸纳，但也绝不会为了捞取什么政治资本而追赶时髦，丧失晚节，放弃追求了一生的理想和信仰。”
此后，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我们党越来越重视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党派合作，越来越重视海外关系。但母亲始终没有入过什么民主党派，无论是身边的什么人，因为冒出了什么海外关系，加入了什么派，一跃成为了党外的什么长，她从不为之心动，只是依旧平静地看她的书，读她的报，写她的日记，带她的孙子，生活的充实而有规律。似乎培养第三代接班人，比入什么派、当什么长都来得重要和实惠得多。
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和母亲漫步在州城的新湖岸边，进行过一次随意而又严肃的关于人生意义的探讨。
我问母亲：“抛弃了所有尘世间的荣华富贵，用毕生的精力去虔诚地追寻着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最终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亏不亏？值不值？悔不悔？这一辈子过的幸福吗？”
母亲沉吟了半晌，才认真地说：“那要怎么去理解这个亏与值。如果你追求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和索取，当你付出一片真情却就一无所获时，自然会觉得委屈，自然会觉得不值。可如果你做这件事时根本就没想要得到什么，你只是跟着一种感觉走，你有这样一种冲动，从心底里觉得不做这件事对不起自己的良知，你就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平衡也要去做它，根本无所求，那么，当你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时也就无所谓亏与值了。”
其实在一个国家大变革的年代，个人的命运永远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母亲当年所追求的看似虚无缥缈的理想实际上又是真实存在的。剥削阶级彻底消灭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了，贫瘠的土地旧貌换新颜了，昔日的东亚病夫如今骄傲的挺起了脊梁，这就是母亲毕生的追求，这就是母亲为之魂牵梦绕的理想。
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一种方式而不是结果，是一种天赋而不是目的，你为你的过程尽力了，你为你的目的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你就是幸福的，你就是值得的，你就不会觉得亏，你就永不后悔。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为了信念赌上了青春和毕生的殉“道”者。
其实殉“道”者需要一种比烈士和战士更大的勇气。因为在战场上，即使是最懦弱的胆小鬼也能感受到战友们的热切鼓励以及军中楷模的力量，只要有了勇气就可以成为烈士或者英雄，而殉“道”者则生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活在一种无人理解的孤独里，生活在一种任人嘲讽和不屑的气氛下，对于他们来说，光有勇气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足够的毅力和耐心，他们必须温驯地忍受一切不公正的遭遇。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他们没有退却的底线，他们唯一尽存的就剩下了政治信仰，如果再放弃了信念，无疑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乞丐。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最坚强的战士和勇士。
那天日落的余辉已经完全消失，华灯初放代替了刚才的夕阳，点点的星星和细细的上弦月因为城市的灯火而黯淡。中心广场的人们随着夜幕的降临和凉风的轻拂更加喧哗，惟有新湖边的曲径小路因为我和母亲的沉思而愈发通幽。
在这寂静的夜晚，我的耳边仿佛响起海恩泽曼那段不朽的传世名言：
当你周围的人们通过种种欺诈手段和不诚实的行为而暴富起来的时候，当其他人摇尾乞怜，一心向上爬的时候，你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清白，不要同流合污；当有的人靠溜须拍马换来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时候，你要善于保持内心的宁静，不要因他人的这些成就而痛苦，当你看到有些人为了名利像狗一样地爬行的时候，你要能顶住世俗的压力，敢于特立特行，出污泥而不染。
我以为这就是我母亲的理想人格。
或许在常人看来，母亲已经心止如水，修炼的功夫达到了宠辱不惊，闲看厅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境界。但只有我知道，在母亲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有一个割舍不下的梦，一个坚持不懈的梦，一个憧憬了半个多世纪未圆的梦。
这个梦，就是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 想看书来
十 梦圆
母亲第一次萌发入党的念头是在大军南下的途中。
一次偶然夜宿农家发生的事情，对她人生观的最终定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一天，母亲他们冒着霪雨，马不停蹄地赶了一百多里山路，傍晚时分来到深山中一个小村宿营。
母亲所在班住进的是后山崖下一间孤伶伶的低矮茅草屋。推开半掩的破门板，只见黑暗的屋内只有一位老婆婆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嗽。母亲亲切地说：“老婆婆，我们是当年的红军，今晚能借你家住一宿吗？”见老婆婆没有吱声，便走到炉灶前，掀开米缸一摸没有一粒米，再看炉灶冷冰冰的，已经有多日没有生火，便急忙和战士拿出米袋，生火做饭，米饭煮熟后，先盛了一碗，将老婆婆扶起，小心喂下。这才和同志们吃罢晚饭，然后在屋檐下铺好稻草，躺下休息。
半夜时天突然又下起小雨，战士们的衣裳全部湿透，山间的凉风再一吹，个个冻得直发抖，但没有一位战士躲进屋里避雨。
不知过了多久，屋里亮起灯光，接着屋门打开了，只见老婆婆一手举着油灯颤巍巍地走出来，母亲急忙迎上前扶着她关切地说：“婆婆，您老人家有什么事打个招呼我们做，外面冷，你身体不好，小心着凉。”
老婆婆迟疑地望着我母亲，嘴动了几下，终于悄声说了句：“你们真是当年的红军？”
母亲肯定地回答：“是红军，现在叫人民解放军。”
老人仍然不信，把脸凑到我母亲的军帽前，举起油灯，看见了那颗红五星，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喃喃地说：“是红军，真是毛主席的红军回来了，孩子们，快到屋里来，你们这些女娃，身子骨嫩，小心淋出病来哟。”
同志们这才进屋，围坐在炉灶旁，烘烤着湿衣服。
母亲问：“老婆婆，您家里人都到哪里去了？”
这一问触到老人伤疤上，顿时大串大串的泪珠流下来。
老人原来有个独生子靠给地主老财扛活为生。终于有一天，来了叶飞领导的红军，村里成立了农会，打土豪，分田地，老婆婆也在斗争中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把只有17岁的儿子送去当了红军。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红军的主力突然走得无影无踪，白狗子又回来了。儿子因为作战负伤留下来上山打游击，终于有一天，白狗子抓住了她的儿子，严刑拷打之后，砍下脑袋，用竹杆高高挂在村头示众了三天。再后来，听说叶飞司令员带着游击队也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了红军的音讯。老婆婆在苦海里挣扎着盼呀盼，盼望着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一天能够打回来，十几年过去了，没想到，这一天终于让她盼来了。
“我就知道毛主席不会忘记我们穷老百姓，我就知道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打回来的。”老婆婆喃喃着，突然想起什么，她从床底下翻腾半天找出一个小木匣子，小心翼翼打开，里面是一个小红布包，一层层掀开，原来是一个苏维埃时期颁发的已经看不清颜色的党员证，党证下有三个生了锈的铜板，老婆婆郑重地说：“我已经十五年没有过组织生活了，这是我的一点党费，请你们交给党组织。”
望着面前这位已经病得直不起腰的老婆婆，望着这张褪了颜色的党员证和三个铜板的党费，母亲的眼眶湿润了，她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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